倘若生活在那些皇权盛行的年代，大概我也多半会成了“囹圄”中人，因为我的书房里收藏着一部中国“第一禁书”《金瓶梅》。这是一套香港太平书局上世纪八十年代版的全本《金瓶梅词话》，根据美国收藏的明万历年间的版本影印，繁体，自右向左竖排，还有彩印的插图，共计六册。所以有时也在暗暗庆幸，尚可享受到古人的理想生活方式：“雪夜闭门读禁书”。
“禁书”，大约是自秦始皇伊始历朝历代的皇帝们都非常喜欢干的一件事。那些文韬武略的真命天子登上皇位之后，极目张望，四海太平，以为天下之大，唯我独尊，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正当他飘飘然而自得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丝丝不太和谐的声音，甚至有些刺耳，从底层社会里冒出气泡来，于是他老人家问身边的文化大臣，是哪个造反派在宣扬那些不太健康又不正统的思想的？先给我灭了！于是灭他人的思想先从灭肉体开始，至于这个人写的书，也统统给烧掉。对于文人来说，文字就是灵魂，烧了他的书便等于是化了他的七魂六魄，不会再对统治者产生阻碍与干扰作用。这是书之所以被禁的最重要原因。这样看来，春秋战国时代是人们言论结社出版自由最为舒适的黄金历史时期，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的，都可以大开讲座，广纳弟子。可惜中国文化“百家争鸣”的理想状态不持久，因为秦吞六国后，出了一位能力太强的文化人李斯，他在皇帝面前一阵聒噪，于是天下的方士与儒生们的霉运便开始了，这便是“焚书坑儒”始作俑。汉武帝的手下也有一位文化人强人董仲舒，他向上司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战略远见，从此，中国的文化出现了儒家学派占据正统几千年的历史地位。
不过，有时的“禁”却是以弘扬文化为名进行的。清朝的乾隆是个非常自负的皇帝（似乎当了皇帝都变得很自负？），自诩“十全老人”，为了掩盖与弥补他大兴“文字狱”的过失，他又搞了一场规模空前绝后的丛书编写运动，模仿《永乐大典》，进行《四库全书》编纂工程。通过这项文化活动的名义，把天下的藏书家的书都收了上来，但是四库全书收录的却大部分只是儒家学说，大部分的科学典籍、戏剧著作、章回小说等统统排除在外，甚至一些儒家著作也按照他的意思被作了篡改。通过这次全国大范围的书籍的清洗、毁损、删改，达到了他打击异已、钳制言论、清理思想的政治目的。当时浙江的私人藏书非常丰富，象嘉兴项氏天籁阁、朱氏曝书亭，杭州的赵氏小山堂，还有宁波万氏的天一阁、慈溪的二老阁，藏书甚丰。浙江桐乡人陆费墀承办《四库全书荟要》，工作勤勉升任侍读学士、擢少詹事等职，但因有一次乾隆抽查库书，发现其中有应毁未毁及校对讹误便被革职，成为禁书政策的牺牲品。
后来蒋介石也曾搞过一次“新生活运动”，也不过是将这些古人礼义廉耻的冷饭拿来又炒了一遍，所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因为儒家正符合统治者们给老百姓洗脑的要求，那些非正统的“杂家”，只好去坐历史的冷板凳去了，没有重见天日的时光。这与当下老板们喜欢让底下的员工人手一本励志书的思维模式一样，因为老板们都喜欢没有异端的听话员工。
《金瓶梅》为什么会被每个朝代的皇帝都列为禁书呢？固然有言之凿凿的“淫秽”之由，但说到底，还是因为这部小说对当时社会的揭露太直接露骨了，假托的是宋朝旧事，但其实写的是明朝的现实状况，官商勾结，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淫荡放纵，人性的贪婪、阴暗、沦丧、扭曲。凡此种种，差不多每个朝代都在复制着，于是难怪那些高高坐在庙堂之上的官爷们脸上挂不住了，写的全是他们的私生活，能不心惊肉跳么？“天下第一淫书”的名谓便直接被安到了这部书的头上来了。幸亏，作者早有准备，没有把真实姓名给挂上去，弄了一个兰陵笑笑生的笔名，否则，说不定也象方孝儒一样，被晾尸、诛九族。但越是禁，就越是有人喜欢看，这就象有些家长的强迫症在孩子们身上的反弹一般，这部书反倒流传得越广泛。鲁迅说“《金瓶梅》作者能文，虽间杂猥词，而其它佳处自在”。要得到他老人家这张嘴的认可，可是不易呀！而因为它是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现实生活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红楼梦》其实是借鉴了它的许多的创作思路与手法。因为象《西游记》、《三国演义》以及《水浒传》这些小说，先是民间口头流传，再经过作者改编而成，属于“集体创作”，写的也大多神话与大的历史事件，而《金瓶梅》却以“西门庆”这个小人物的生活为横截面，然后进行细腻描绘，以小见大，人物形象也富于现实生活的气息。当然，《红楼梦》的艺术更精湛，技巧也更高。但《金瓶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为后人所公认的。想当初，《红楼梦》也被列为禁书，因为它也写的很“香艳”与很“色情”啊。
说到“色情”，大概是禁书之所以被禁的最主要的桌面理由了。世界前十大禁书，绝大部门都是“黄书”，但几乎又都是现在公认的“世界名著”，它们的水准都很高，可惜作者生不逢时，命运颠倒。比如，英国的作家劳伦斯在1928年出版的《查泰莱的情人》，描述女主人公康妮因为丈夫查泰莱下身瘫痪的情况下，在一次偶然机会与一位狩猎人私会而产生情爱的故事。因为书中有大量的性爱描写情节，当时一出版便在英国被禁止发行。在上世纪中国的八十年代，虽已对外开放，但涉及性方面的，却仍然是禁忌，而这部书的手抄本流传很广泛，相当于那时的年青人的性启蒙教材。在劳伦斯认看来，现代文明对人性是一种残害，所以他反对理性，赞美性爱。在他的写作中，性爱是作为人的自然天性与生命的原动力而展现的，他认为“性本身并不肮脏，只有当对待性的人自己堕落时，性才变得肮脏了。因此性不等于色情，更有异于淫秽，一定的性的吸引是人类生活中的无价之宝。”当时，湖南人民出版社赚钱心切，出版了这部书的译本，谁想，出版局的一位干部居然说：“撒切尔夫人的情人出版了，这不会影响与英国的关系吗？”书便被封存起来。可见，让一个不懂文化的人来管文化事，确实也与李斯、董仲舒这些文化强人管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上世纪九十年代贾平凹的《废都》一版后，洛阳纸贵，于是马上受到审查与限制，此后便不得再版。不过王跃文在创作《国画》时，显然对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思考的对策，在对性爱情节进行描绘时，虽然由里及外、从上至下花费笔墨不少，但大多用了比喻的手法，增加了一些朦胧感，所以审查通过也比较顺利，出版后受攻击的程度也少了许多。
从历史的范围来看，一部禁书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禁口史、一部禁思想史。人类到底有多少优秀的文字作品在禁书运动中被毁损与践踏？已然不得而知。但对书籍的禁锢实质上反映出当权者的一种忐忑心态，因为怕人家在背后议论，怕底层有不同的意见。台湾的“狂人”李敖以骂出名，从年轻时开始，便因骂政治人物而坐牢，他痛骂蒋介石、大骂陈水扁、也骂马英九，但他的存在也的确要有一个条件与环境的容许，至少他骂人的书可以出版，他的演讲可以公开进行，他的谩骂形象得以在电视与报纸上播刊。这一点的社会宽容与美国相似，媒体可以公开议论政治人物，不管是否当权，比如你可以公开批评奥巴马，却不能对一个少数民族人种说“洋鬼”。李敖在五十八岁时，受邀请被东吴大学的校长章孝慈聘任为教授，但李老师在正式上课前，却在校本部作了一场演讲，题目竟然是《如何反对章孝慈》，听演讲的学生挤满了教室内外。但这位可爱的章孝慈居然一点也不生气，他的反应却非常令人寻味：“我们很单纯，我们认为任何角度的学者都可以在东吴发展一个看法、一个见解，因为这是一个自由市场，能不能被接受，就须经过所谓的市场检验……”，章校长的“作风保守、学风自由”的大学人文精神观应该对我们当下的大学有所启迪吧！
而我们是愿意培养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才呢？还是更愿意在大学这条生产线上组装一批批没有个性思维的机器？值得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