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并不是无限开放的，在人类达成一个能满足其最深层、最基本的愿望的社会形式之后，它就会终结[1]。
弗朗西斯·福山曾于1989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自信断言历史于1806年已走向以自由民主制为最终平稳态的终结，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历史已然是平缓的进展，政治亦无大革命式的飞跃——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是“最后的人”[2]。此处的历史并非专指事件，而是大写的“历史”，即将全人类在一切时代的经验全都纳入解释范围，并将之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进化过程的历史。自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诞生以来，政治学界对此态度异常粗暴，一部理论作品在如此粗暴氛围下逐渐进化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符号。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沉淀，面对种种误读性批判与现实与理论的偏差，福山本人于此观点也进行了不断的重新释义、修正与改进。于2002出版的《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福山在序言中坦然承认：“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3]”这是福山于众多批评中唯一无法反驳的一个论点。
在本书中福山表达的主旨远非仅仅对历史终结论的修正。生物技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悄无声息地将后果掩藏在意识形态的石板下，书中福山表明了对指数发展的技术的恐惧担忧：若不对科学加以政治层面的管制约束，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自由民主制乃至人性本身。
福山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对于科学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和与之势不可挡的力量无法匹配的政治运作机制深感不安。当意识到人类已然完成了强大到自我毁灭的发明时，曾经用于服务与被占有被享用的技术也许会给现有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与政治模式带来不可逆性的颠覆。这种颠覆的后果包括人性的重新定义甚至于其存在性的怀疑、有限资源分配的矛盾、等级社会与恐怖主义的复活等。而更严重的后果——标题中所谓“后果”，在于种种天衣无缝地将隐蔽的危害混匿于明显的好处中的生物技术也许会让我们进入所谓“后人类未来(posthuman)”。
“科学之光的普及让每个人都触及真理：普罗大众并非身背马鞍出世，少数特权者也非出世就穿马靴着马刺，在上帝的恩典下理所应当地驱使着大众。[4]” ——《独立宣言》
在《独立宣言》中Thomas Jefferson等视为经验事实并作为革命武器的信条：基于自然中人人平等的政治平等以至于享有共同的人性，也许由于生物技术的发展亦会受到动摇。不加管制的技术的肆意蔓生会给政治权力与权利以及社会建构带来根本性的重塑——也许，福山设想的后人类的未来里，事实上一部分人着实身背马鞍，而另一部分人却可以穿着马靴带着马刺出世。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但是”前面的话都是次要或者无用的。周濂于导读中的两个“但是”在我看来却是两个例外。
“展望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必须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预见危机。
但是——这个‘但是’非常重要，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人类中心主义却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
“我承认，在某种意义上，用‘政治’锁死科技的背后，依然是一种平等主义的冲动，而且是向下拉动的冲动，是弱者联合起来防止出现无法约束的强者的冲动，是末人反对超人的冲动。但在另一个意义上，用政治‘锁死’科技的背后，是对人类页已存在的文化和人性的守护，是在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是在反对由现代科技带来的定义‘谁配称为人类’的战斗。[5]”
从两个转折之前我看到了惨白的真实，转折之后反而是一种徒劳的掩饰与挣扎。
自感知到来自科技的地位威胁以来，人类作出过各种辩驳的理论解释。来自本体论的批评[6]认为，机器运作时对自己的任务一无所知，它不具有主观意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来自祖先崇拜的观点认为被造物永远无法超越造物主，科技不拥有并且不可能拥有意识情感直觉本能等等使其永远无法与人类平等。
对于第一种辩驳，可以说，人类从事的绝大多数工作都可以还原为程序以及算法和计算力。高中曾和一位朋友探讨过“做理科题目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在执行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大脑并非在真正做创造性思考而仅是将库存中的模型与算法程序选择再组合以套用到问题上罢了，解决问题其实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如AlphaGo战胜李世石的事例可以看出，在此类有关程序操作的对决中，人类意识其实也不过是一种经训练形成的算法库，所谓大局观直觉某感某风云云说到底也仅仅是人类计算能力欠缺是求助的一场赌博，而已。而且，人机对决时的机器显然比人类更加冷静，它们唯一的目标是最优选择组合应用算法程序从而取胜，它无需调整情绪，无需模糊对比猜测——以互联网联结着全世界的数据库已为它提供了精确衡算之后的最佳路径；而情感——人类倍加珍视的所谓人类特质在此类对决中充其量只是个会产生消极影响的弱势。
第二种为人类的辩驳更显苍白。弗里德里希·尼采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到现在为止，所有生物都创造了超出自身之外的东西；而你们想成为这场大浪的阻碍升值重返时代而不是超越人类吗？猿猴对人类来说是什么？一个笑柄或者是一个让人痛苦的羞耻。人类对于超人来说也是如此。[7]”也许在后人类时代的超人看来末人的我们只是他们不愿承认的一种生殖力旺盛却毫无用处的存在吧。徒劳，从无力申辩的徒劳。
生物技术衍生出的矛盾现已崭露头角。自精神病专家John Cade与1949年后在治疗躁狂抑郁症精神患者偶然发现了锂作为一种神经药物，弗洛伊德主义逐渐被推翻[8]。从而推动了认知神经学的变革近年将人类行为主要成因由社会建构推向基因决定论。
左右两翼对此争论不断，左翼对于追求社会公正的道路上有自然的限制或者人种之间有自然的差异这类观点嗤之以鼻并恨不得踏上一只脚，而右翼则常于人类天赋异禀持同情观点，因为他们想证明社会等级的正当性并反对政府试图矫正的努力。智力、犯罪率、同性恋等现象成因由此衍生出旷日持久的争议。显而易见，右翼对于等级社会的认可会导致当下正蓬勃发展的自由民主的退化，而左翼的基因决定论也隐藏着严重危害。
例如，现行《残疾人教育法》对于残疾的定义不断扩展，导致预算的水涨船高。如对于抑郁与多动的界线不断扩张的划分扩展导致了Prozac和Ritalin两种药物的滥用。且这种滥用的社会推动力是强大的：个人逃避对自身行为的责任从而转向医疗药物的帮助，经济利益集团由于行为干预复杂化倾向的施压，与社会将一切问题征状医疗化从而导致于“病态”定义的不断囊括更广阔的范围。
试想在基因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下，本身应当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体被告知他们其实不需如此，虽然事实上他们自己至少要部分地对自己行为负责——社会资源就会面临重新分配，定义之外的非残疾人便要开始被迫舍弃自己的资源占有，以给这些残疾人士补偿。这种对于公平不合理的过分追求反而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社会不公。
而寿命的延长，看似是一项值得欢欣鼓舞的成就，也潜在其消极影响。二十世纪以来，医药等技术使世界平均寿命加长了接近一倍，随生命长度增加而来的问题却是与之不匹配的生命质量——当自然选择不再倾向于支持过了生育期的个人生存，社会（尤其是发达社会）由此很有可能会进入“后性欲”[9]时代（从当今日本社会性冷淡化的例子容易看出）。寿命的延长给社会带来的也许不仅是福祉，也是负担。功利主义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加重预算负担，返聘、现有的增进老年健康的医疗技术的开发等措施却并不能维持第一老龄段（65-80）与第二老龄段（80以上）的人口相对大小的平衡[10]，也就是解决老龄化问题最根本所在。
抛出功利主义因素，寿命的延长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更多体现在社会演化方面。政治变革往往发生在代际之间——从进步时代到新政时代，从肯尼迪时代到里根主义。因人的价值观与偏好受社会环境（尤其是所处时代的大事件）影响而成型，一旦成型则只会做出微调而不能于整体上做出改变。学术方面也是如此：
“每经历一次重要学术人物的葬礼，经济学就会有一次新的进展。”
从凯恩斯主义到弗里德曼主义，范式人物于其领域的地位不可动摇地掌控学术的“权利机制”，也奠定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看待问题的角度与思维方式。因此，寿命的延长一定程度上会大大滞缓社会变革，从而滞缓发展维新。
国际层面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生物等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的态度差异，“道德终极阵地的丧失”必然带来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对于议题处理方式的分歧。如对于堕胎、胚胎着床前诊断与筛选、生殖细胞系工程、使用人类基因制造嵌合体、新的精神治疗药物等，诸如此类的分歧会加剧外交方面达成妥协的困难。
相对于功利主义角度考虑的矛盾，道德层面的障碍才是我们最应担心的所谓后人类未来的后果。而就整个社会看来，药物与生物技术的蔓生很可能造成一种恐怖局面：“社会操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人的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激情(thymos)[11]。而正是thymos这种元素是历时进程的最根本驱动力：“寻求承认的斗争[12]”。然而这种对承认的需求也有着生物学的根源，它于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相关。所以福山提出：
“若每个人都在头脑中增加一剂血清素，是否人类争斗的历史就可以避免呢？[13]”
凯撒或拿破仑在征服欧洲大陆之前服用几片镇定药物，历史是否会由此改写？
不加管制的药物，从治疗到改善再到操纵性格的进程，无法否认“操控社会”的可能性。家庭在生物技术的发展中起到推动作用。人对子嗣的期望是对选择的保证，这是功利衡量一个选择的终极标准。对于功利的成本核算超越道德正义的坚持，这是一般人性。因此，当择优的基因成为可能且实现的成本在社会大众接受范围之内时，每个人都倾向于去为自己与下一代做所谓“最优选择”。
然而，这却会导致用当代大众的观点取代真正的多元性与异质性。当生物技术将实现“政治正确”成为可能，当一切都被塑造为所谓“政治正确”，我们的社会将会不可避免的导致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人的暴政[14]”。本应顺应自然的进化史由此变成了一场军本竞赛史——或许自然演进是盲目的，也许顺应自然仅仅是顺应了一条无情无意义的逻辑链条，但是这场会让所有人失去竟优势的军备竞赛在各个方面看来也许是个糟糕与更糟糕之间选择了后者。
因此与资源分配和阶级分化相较更根本性的毁灭是人类道德终极阵地的丧失——当一个系统赖以生存运作的机理失调，它必然面临着崩溃。当所谓道德观终极阵地面临着丧失，所有人类曾经默认的坚持的引以为傲的与人类共识与优越感都会受到拷问以至于土崩瓦解。人类对于人性的定义自古以来似乎就达成了求同存异的共识。
“正是这种特质不因世事斗转星移，支撑着我们、决定我们未来走向何处。[15]”
生物技术也许会让这种默认的永恒动摇甚至土崩瓦解。更糟糕地，也许它悄然无声地改变了人性，而我们却无法察觉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元素。
“也许，我们将站在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16]”
“一个人没有面临过痛苦或死亡，他便没有深度。我们经受这些情绪的能力让我们潜在地与所有人类相连接，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17]”
所谓人类一直依赖生生不息的终极阵地的丧失，这种毁灭远远大于功利主义所提供的低级算法所估测的成本—收益影响。
以上所有已发生的与未来恐怖局面的根源，来自于对于人之为人定义的审视。
为了我们自最原始状态以来所构建的人之为人一切所谓厚重的意义，以及捍卫作为人类的所谓尊严，我们需要自救。失去的所谓价值，须通过自我救赎与斗争夺回。
[1] Hegel.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M]. trans J. B. Bailli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7:233.
Avineri 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J],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2] Francis Fukuyama.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24-25.
[3] Francis Fukuyama.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001.
[4] Thomas Jefferson. Letter to Roger C. Weightman, June 24, 1826, in Life and Selected Writings of Jeffers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44):729-730.
[5] Francis Fukuyama.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vi, xiii.
[6] John Searle.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91.
[7]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ake Zarathustra[M]. I.3
[8] Peter D. Kramer, Listening to Prozac[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P.44; Tom Wolfe’s account in Hooking Up[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00-101.
[9] Donald Symons. The Revolution of Human Sexuali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0] Micheal Norman. Living Too Long[J].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14, 1996:36-38.
[11] Plato. The Republic[M].
[12] Francis Fukuyama.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47.
[13] Francis Fukuyama.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48.
[14] Tocqueville, A. De la democratie en Amerique[M].
[15] Francis Fukuyama.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01-102.
[16] Francis Fukuyama.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56.
[17] Francis Fukuyama.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