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去硅谷考察都会羡慕那里的氛围，大学、科研机构、资本市场加在一起推动了整个创新创业的大热潮。
其实在几十年前美国的情况也不是这样的。
在6、70年代时，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的比例只有5%，比今天中国还不如。原因是当年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投入和现在中国很相像，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投入，根据谁投入谁产出这样的原则，这些科研成果几乎没有商业化应用的可能性。
变化发生在1980年，那一年美国的两个参议员提出了一个法案，叫做拜杜法案。该法案提出，所有由联邦政府支持的高校、科研机构，都可以授权给高校及其教授应用于商业的开发。也就是从1980年开始，高校的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在10年的时间里由5%提高到60%。从而出现了硅谷现象。
今天的中国是全球研发的重镇之一，2015年，美国在全球研发中的比例占28%，中国是20%，超过了欧盟的18%，日本的17%，但是很多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开发成果，并没有转化为生产力。中国是否也缺一部拜杜法案呢？
中科院在深圳的深圳先进院，是10年前成立的，今天并不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机构，与华为、华大等的知名度相比并不高。然而深圳先进院是全深圳科研成果转化率最高的一个孵化器。今天深圳的机器人、健康、新材料、新能源、基因科学等技术的源化性机构和合作机构都与先进院有关。
为什么先进院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呢?
最主要原因是中科院在深圳建立了一个类似特区一样的研发孵化器。美国拜杜法案的核心精神在先进院中得到了实践。所以在先进院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它聚集了大陆、香港和欧美的华人科学家，同时和深圳当地的风险投资和产业资金结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集发型效应。
10年前倡导成立先进院的院长陆永翔说，在他的观察中，深圳先进院是在当今中国高校和科研在科技孵化和转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典范。
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人研究科技，不是没有资本愿意投资科技，也不是没有企业不愿意接受科技，关键的原因是仍然需要一个像杜拜法案这样的一个制度土壤，能够帮助中国的高校、企业和资本完成一次完美的连接。
先进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中国需要大量复制这样的案例的话，必须要在制度上进行真正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