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则新闻，说北京体检中心发布《2016年度统计报告》，该市去年高考仅1成考生完全合格。其中异常指标检出率首位为视力不良，占比89.64%，肥胖超重者占比三成。

数据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学校就像一个病灶，从里面出来的人没几个正常。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之后经过多年减负，到 教育部2013、2014两季“减负万里行”活动，再到2015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规定》，教育部要求：“小学一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二三年级不超过30分钟，四年级不超过45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1小时，初中各年级不超过1.5小时”。国务院办公厅也曾发布文件，要求“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落到实处”。可以说国家对于中小学“减负”的重视丝毫没有松懈过，而民间、各种学术机构对中小学“减负”的分析讨论也是异常火热。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减负”这个概念还没有被重视，一般来说一天作业一般是这样的：

语文：1，抄课文一至两遍；2，背今天所学课文；3，预习标注下一课；4，写600字作文；5，写500字日记（我很奇怪为什么日记要让老师检查）

数学：1，完成练习册（一般写4页题）；2，完成速算表（老师倾情印制的一张4a纸，上面有120道计算题）；3，测试得分100分的抄一遍试卷，90~99分的抄2遍，90~60分的抄3遍，不及格的抄5遍（这个抄是把整张卷子抄下来，表格标点符号一个不漏）；4，预习下一课并完成课本上的题。

仅仅就2科作业，对于小学生来讲真的是浩大工程，一般来说10点前睡觉真的算厉害，写作业到凌晨算常态，若是那一天正好有什么神奇的手工作业出现，那绝对是灾难。要是完不成，请出去罚站，喊家长还算轻了，最惨的是绕着400米跑道蛙跳。然而家长认为老师的做法很好，很放心，很严格。高压之下主要苦的是学生。到了初高中那作业量更是不用说，我记得高三时扛不住精神衰弱住院休学的大有人在。似乎在那样的环境下，把学校称为病灶也毫不夸张。

这几年的对中小学生课业“减负”，对比过往很容易发现情况并没有如预料中的变好，反而变本加厉以至于“减负”变成了“增重”，是什么使得“病灶”实至名归？

上课时间缩短了，放学时间提前了，作业也减了，课余时间多了。看上去对中小学生是极好，但绝大部分的父母们并没有傻到真的为此庆祝，大家心里面都很敞亮——再怎么课业“减负”，小升初、初升高、考好大学所要面对的压力可从来没有变轻过，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于是孩子在学校方面轻松了，回到家就要被父母张罗着报各种补习培训班。

“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等说法，都表明了中国父母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原本学校家庭双重作用力将孩子扯出个人形，现在学校力量减弱，家长自身力量不足，只好寻求外部帮助。而这种帮助需要多少才是合适，家长们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很好地掌握尺度，所以广撒网多报班便成了最佳选择——缺的知识可以补，不缺也可以回顾增强。不知不觉需额外的课业就堆积其起来，什么体育运动，什么拓展训练，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鸭梨山大”自是无暇分身，还不如完成功课打开手机玩游戏来得舒服。

宁缺毋滥的做法，自然是“肥”了不少教育培训机构，随着“二胎”开放，再到现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三胎”，很多人看到教育培训这块大蛋糕的潜力，毕竟"互联网+"的魔力让全国人民每人给你1块钱成为现实，况且很多时候不止给1块钱。可是目前教育培训机构也面临着无证培训、师资队伍良莠不齐、虚假宣传过多的问题，甚至使用的教材都是互相抄袭。但是只要学校继续无视外部环境压力，持续“减负”缺位，那么教育培训机构做大做强是不可避免，甚至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替代学校。

究其原因，可以发现一切始于应试教育。中小学生“减负”实际上是对应着素质教育发展而来，但是小升初、初升高，高考都应试教育的产物，而应试教育有着简单易识别的判断标准，你付出多少基本都可以很直观地在分数上表现出来，而素质教育的判别标准目前来看简直可以以千奇百怪来形容，相关配套也不健全。标准多了让人无所适从，配套不足让人有心无力，更可怕的是无可监督，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这种地方易生腐秽，比如前几年“赫赫有名”的体育特长生。并且教师的最后考核还得通过升学率，考试成绩来判别，而那些都得靠应试教育撑起来。出不来成绩别说老师、学校，家长脸上也不好看，而社会对拿不出成绩的学校自然也不会显得多宽容。既然各方都不好看，但明面上又不能反对，又怎能让看似一剂良方的素质教育及其衍生的课业“减负”发挥真正功效？

从前，一个地主要建三层高楼，于是木匠勘察情况后给地主看图纸，并报出价格。地主很不满意，因为价格超出预期，他提出只建最顶层的房子，因为顶层看着最好看，至于地基什么的就不要了，浪费钱。木匠听后双目一瞪，随后大笑三声，口吐真言：“是不是傻？”说完便拂袖离去，深藏功与名，只留下在原地发呆的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