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去剃头。父亲因为身体不好暂住在我城里的小家，看到父亲的白发渐长，胡须凌乱，我决定带父亲去剃头。我带父亲去的剃头铺是在一个回迁小区的一间自行车库里，外面没有招牌，做的都是小区里的熟客生意，没去过的人根本就不容易找到。
剃头铺里的一切摆设都显得陈旧，杂乱，躺在墙根的皮已到处磨破了的不知是从哪里淘汰下来的沙发，挂在墙角的整天播放不停驱赶着寂寞的14吋小电视，发白的古老的旧躺椅，一个已经有点模糊的大镜子，用水瓶倒进热水然后再用水舀注进冷水调和的安在头顶上的塑料漏斗式的土造洗头热水器，无不与5元钱的低廉的剃头费相匹配。
剃头的是一位从小姑娘时就剃头如今已经有了十几岁孙子的老妇女，不知是因为自行车库总是黑暗的与外界隔绝的幽禁，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这个老剃头匠的声音已经粗糙得完全没有了一丝女性的细腻，一开口总像是对着山谷喊话，有空旷的回声。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老妇女的手艺是值得信赖的，也是特别接地气的，让人一坐上她的椅子就觉得心安，任她去修理，她就像一个善于种庄稼的农妇，很快就会为你打造出一个清清爽爽的顶上世界。
父亲老了，他的头发稀疏，远没有我森林般茂密的头发难剃，那个老妇女的剃刀在他的头上一阵行云流水之后，父亲的小平头就出现了，远看像一块庄稼地上下了一层白霜。
头剃好之后，父亲就在老妇女的指引下，缓慢地躺在了躺椅上，为他刮胡子，父亲安静得像一个刚吃饱奶的婴儿，听任那个她任意摆弄，满足、惬意，与诚惶诚恐。
在持续刮了一大半胡子后，那位剃头的老妇女猛地站起来，一直腰说，哎呀，腰疼死了，老了，一站时间长就把颜色看了。
父亲是一个老实善良的人，如果他听清楚那个老妇女说的话，一定会心生愧疚，认为剃头匠的腰疼是自己让她剃头而造成的，因此而生恻隐之心，而觉得对不起人，不好意思起来。
于是，我就赶忙和剃头匠搭腔说，这是职业病！做哪行时间久了，都会落下一点毛病，歇一歇就好了。父亲耳朵有点背，我知道我这样一岔他也就听不出所以然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父亲刮好胡子后，那个老妇女竟然没有帮忙扶一把，也许是她很少为年纪大的人剃头吧，她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习惯。
老妇女说了一声“好了”，父亲在躺椅上挣扎了几下，在我犹豫是不是要去扶他一把的时候，他很艰难地用手撑着椅子的把手站了起来。
我付完钱后，父亲摸了摸清爽半边天的头顶，开始往外走。他一边走，一边并不利索地抬起右手，向剃头匠，向坐在那里闲聊的一位老奶奶，向坐在沙发上等着排头剃头的另一位老人，一一告别，就像古时候人作揖一样。我有点不适应，赶忙走到前面，牵引着父亲快走。
不贵，不贵！你是怎么找到的？走出那个车库，穿过阴暗的楼道，父亲不住嘴地感叹道。在父亲的想法里，现在到一个新的地方，要想找一个性价比高的消费场所是多么的不易，况且这个剃头店是隐于小区的一个平地起的自行车车库，看不到任何标识。
我边回答父亲的问题，边把头盔递给父亲。父亲体虚，才剃过头容易感冒。我让父亲慢慢坐在我的电瓶车身后，我慢慢地骑回家，让秋风温柔点对待我的弱不禁风的老父亲。
那次剃头，父亲还未被查出患有重病，不久之后，父亲生病住进了医院治疗，掉光了头发，我再也没有带父亲去剃过头。
二
小时候，我没进过城，对城市没有什么可感的印象。只是隐约间觉得城市就像一个渡口，一个可以过河的码头，在这个码头上，混迹着形形色色各怀心事的人。
许多年前，我想在城里买房，遭到了祖父的激烈反对，祖父的理由是：凡是到城里混的人，都是没腚的猴子，精得不得了。他担心像我这样憨厚老实的人在城里根本呆不下去。
我问过一个研究心理学的先生，为什么住在一起的城里人，彼此间会这么冷漠。这位先生说，这就比猛兽一样，彼此间住得越近，就越没有安全感。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祖父的话，难怪他当年退休后，没有选择定居城市，而是遁隐于农村老家。
我的祖父是一名从抗日战争中走出来的老知识分子，他教过书，做过县委宣传部干部，后来在中学校长的位置上离休。祖父一辈子精明强干，家里大小事务都由他当家，父亲大树底下乘荫凉，多年后被“培养”成了一位性格倔强只会种地没有什么其它本领的老实巴交的农民。
祖父在去世前几天，拖着极其虚弱的身体，在一个小本子上写写画画，交待着自己的后事。这其中包含要带哪些亲戚，庄上要请哪些人来帮忙，谁接客，谁主事，谁做饭，甚至连主持追悼会的人他也想好了——找我们“大家里”的他的一位叔叔，这位叔叔以前在法院工作，一直和他相交甚好。
还有，祖父竟一笔一画地传授给我写铭巾的格式、内容和注意事项。以前庄上有丧事，这些事都是祖父做的，他的写在那块长条红布上的小楷毛笔字，端庄有力，仿佛浸透了他大半辈子的武功绝学，一度令我十分自豪。
只是有一件事祖父没有确定，那就是为他“抬重”的人，抬重也就是抬棺材，那时殡葬改革还没彻底实施，虽然要求火化，但还可以用棺材下土入地。抬重是一个十分隆重的仪式，是一个人在这片土地上所获得的最后的尊严，亡人是越抬越重，抬重要用十几个金钢大汉，分列两边，撬杠绑绳，用木棒上肩徐徐前行。
祖父在小本子上只写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他人他无法再列下去。那时，农村人外出打工之风日盛，有不少人都到江南海北苦钱去了。祖父一直担心抬重的人找不齐，这件也就成了他唯一的一件没安排好的后事。但是后来事实证明祖父的担忧是多余的，他去世之外，庄上本家的侄儿侄孙都从全国各地赶了回来，风风光光地把他送下了地。
对于生死，中国人的想法没有西方人洒脱。中国人好盘心事，活着一天，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为儿女之事殚精竭虑，就连自己的后事也不愿让儿女烦神，如果可以，他们甚至愿意设计一条通往终点的路，自己走过去。这就是中囯式父母！
我们庄上的三大爷病重的时候是在夜里他的几个儿女都守在床前。非常奇怪，那天夜里，三大爷不停地问儿女们现在是多少点？儿女们都以为他是在盼天亮，天亮了，又多活了一天。但是后来发生的事让儿女们泪目。到了夜里十二点多的时候，三大爷突然对儿女们说，我要走了，我一点钟之前走就算前一天走的了，就可以少在家一天了。
我们那里老人老（死）了，一般要放在家里大办三天，要花上许多钱财，三大爷为了自己少在家一天，为了让儿女少花一点钱，赶在一点钟之前，放弃了与死神的搏斗，走了。这是他为儿女做的最后一件事。
人生的最后一天究竟在哪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一天也许远在天边，也许近在眼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走到最后的那一天，无论对自己的后事如何安排，都是一个临终之人对人间亲人的最后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