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讲透资治通鉴》024 诚信是立国之本还是权谋手段？

一、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资治通鉴》中“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展示魏文候“守信”的这一段，存在哪些疑问或荒唐之处？如果当初魏文候确实这样做了，那合情合理的解释是什么？

答：1、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资治通鉴》中展示魏文候“守信”的这一段，存在哪些疑问或荒唐之处？

①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魏文侯首先就不够聪明。当初做约定的时候，如果说好了遇到下雨就自动改期，也不会有后面的麻烦。

②其次，就算没能预先约好，魏文侯也犯不着亲自跑去通知，一切都可以按照管理流程来走。

要知道管理山泽的官员称为虞人，级别很低，魏文侯亲自跑去通知虞人，大约相当于集团公司董事长亲自去通知某个分公司里的某个科长，这不是很荒唐吗？魏文侯是一个高明的管理者，不可能这么荒唐。

2、如果当初魏文候确实这样做了，那合情合理的解释是什么？

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是：魏文侯在演戏给大家看，他就是要在所有的臣僚面前演这样一场戏，让所有人都能亲眼目睹自己对信用有多么看重。

虞人是小官，打猎是小事，领导对小官和小事尚且如此守信，何况对高官和大事呢？

二、魏文侯和虞人的故事，最早的记载来自《韩非子》，里面没提酒会的事，来自天气的阻碍不是下雨而是刮风。如果我们拿《韩非子》和《战国策》两相参照的话，就会看出后者明显的添枝加叶，《战国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答：《战国策》加入酒会的戏份，把刮风改成下雨，可以更加凸显魏文侯为了守信而做出的牺牲。

因为在《战国策》的版本里，最后还有一句议论，说魏国从此就走上了强国之路。

显然，凸显魏文侯信守承诺的特质，是为了更好地拿来作论据，论证出魏国走向强盛的起点和原因。

三、《资治通鉴》记录魏文侯的这样一件小事，目的何在？依我们的判断，《韩非子》的版本看上去明显比《战国策》的版本更像是“故事原型”，司马光为什么会舍弃前者，采信后者呢？

答：1、《资治通鉴》记录魏文侯的这样一件小事，目的何在？

——司马光用这件事来论证他自己的观点：诚信是立国之本，凡朝廷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只要信用在，政权就稳定（甚而强盛）。

儒家左派的司马光一直信奉这个原则（或者说，他也用这个原则来解释自己的行为逻辑）：

①当时开封出过一件事：朝廷悬赏捉拿大盗，谁能捉到大盗就给谁官做，结果真等捉到了，官没给，只给了赏金。司马光很不满，搬出无信不立的道理，要朝廷履行承诺。

②前边讲过的六寨问题也是这个道理，司马光认为朝廷派兵给西夏国主帮忙，说帮忙就是帮忙，不能搂草打兔子顺带抢人家的地盘。凡是抢来的，都应该主动还给人家。这难道是出卖国家利益吗？

2、《韩非子》的版本看上去明显比《战国策》的版本更像是“故事原型”，司马光为什么会舍弃前者，采信后者呢？

——这大约是儒家立场所决定的。

①首先，《韩非子》这部书比《战国策》更令儒家讨厌

无论《韩非子》还是《战国策》，在儒家看来都不是好书。

《韩非子》是标准的法家嘴脸，鼓吹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论公然唱反调，然后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叠床架屋，构筑起五花八门的阴谋诡计。

《战国策》虽然没那么坏，但书里收录的文章尽是纵横家的夸夸其谈，史料价值比较可疑。而且，纵横家都是一些毫无立场的人，朝秦暮楚，看人下菜碟。

但如果两害相权的话，《战国策》到底比《韩非子》顺眼得多。

②其次，《韩非子》用这个论据来证明的论点很邪恶（在儒家看来）

对于魏文侯和虞人的故事，《韩非子》最可恨的就是用它当成论据，来证明“小信成则大信立”的道理。

这个道理貌似很正确，也很磊落。讲信用嘛，直到今天也是美德。

但《韩非子》讲的诚信是法家版本的信用，把诚信当成权谋和手段来用。

所谓的“把诚信当成权谋和手段来用”，邪恶而极端的例子，在今天，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庞氏骗局（略），积累小信成大信，是为了最后那个大大的阴谋（一笔巨款），诚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庞氏骗局实质上已经不是“小信成则大信立”了，而属于“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

当然，我们也知道法家重视诚信，或者把诚信当成权谋和手段来用，是因为法家最核心的管理技术就是赏罚，赏罚必须由诚信做基础。

法家把诚信当成权谋和手段来用的“小信成则大信立”，在儒家眼里就是“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儒家政治对这种事相当忌讳，这正是司马光对于魏文侯和虞人这段史实，取《战国策》而不取《韩非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