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下南洋

2023年3月15日，泉州，阳光明媚。

下午一点，我随着向导先去逛了一圈开元寺，随后步行，来到了涂门街一处叫做关帝庙的地方。

这座庙也叫关岳庙，既供关羽，也供岳飞，原本是一座水神庙，明初因朱元璋推崇关羽，下令在泉州城建七座关帝庙，大家没钱，就把水神庙改改，换个IP牌子，直接弄成了关帝庙。

关羽在民间地位拔高，主要源于元明清三朝对他的逐步神化，商人为了证明自己讲信用，可以跟他放心做买卖，也在商号供奉关羽，后来就莫名其妙混成了武财神。

据向导说，这是整个南洋关帝庙的祖庙，但庙宇其实较矮，里面横着几进房，也不大，相对全国其它我走过的地方，算是一座小庙。

关帝庙外上香的人

我在庙里走了一会，来到一间大殿，见到好些人跪在那里祈福，殿旁放着两个大筒，一个筒里装着巨大的竹签，约是普通竹签的四五倍，有人抱着筒晃一晃，摇乱竹签，再从中抽一根便走。

另一个直筒放着许多半月形的木牌，向导说这个叫“博杯”，有人不断过来，在筒里取走两块杯，跪在大殿蒲团上，双手合什，念念有词，忽然松开手，将杯往地上一撒，杯发出清脆的声音，摔落在地上，摔杯的人，便凝神看地上杯的正反面。

向导解释说，那个竹签跟全国一样，就是抽签问卦用的，就是大一点而已，这个摔博杯，则是在向神明问事情，如果一面正一面反，叫圣杯，表示事情可行；两面都是正面，叫阴杯，表示事情不可行；两面都是反面，叫笑杯，说明事情要再考虑考虑。

我站在原地，默默看了好一会儿，根据多年调研形成的逻辑思维，总觉得这鼎盛的香火、络绎不绝求签问卦的人，必定跟经济活动有关联，便问向导说：福建这边是不是自古以来，工作生活，就有一些高风险的事情发生？

向导说：出海打鱼风险大，下南洋，风险就更大。

是的，出海和下南洋，是福建人民一千多年来，风险最高的事情。

也是福建人对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从而产生一系列经济文化现象的最初来源。

南洋，是我们明清时对今天东南亚的称呼，每当出现人口大爆炸、战乱等情况时，就有大量的福建、广东人到东南亚地区寻找生存空间，因此称为“下南洋”，广东人也叫“过番”。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华民族为了生存下去，近代史上三大人口迁徙。

雍正时广州知府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里，就写过“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

由于广东的生存空间略大于福建，福建人民下南洋的艰难往事，比广东更多更密。

我在福建这一路走过来，每到一座城市，都会请当地人，跟我讲一讲他们祖辈下南洋的故事。

我时常听到深夜时分，还在笔记本上，用潦草的快笔，记录他们几代人的艰苦。

下南海的华人，在鸦片战争时约150万，民国时到1939年又跑出去500万人，因此我听到的下南洋的故事，大都集中在清末到1950年之间。

之所以集中在这段时间，是因为欧洲殖民者，陆续控制了东南亚各国，并将他们纳入到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急需大量劳动力，广东福建的两地民众，能在东南亚找到活命的空间。

在1893年之前，私自下南洋不被允许的，有点相当于今天的叛国罪，对回国者严加处罚，出去基本就回不来了。

允许出国后，能回来的也极少，最好的情况，也是两三年回家探望一次。

下南洋一部分人是主动的，另一部分是被雇佣过去的。

清末时，如果被雇佣做华工出海，去给东南亚殖民者卖命，一般是通过德记洋行这样的中间商签订契约，洋行以三到十元雇一个人，转手卖给东南亚殖民者是一百元起步。

过海时会被封禁在船舱内，吃喝拉撒睡全在一个房间，环境极其恶劣，因为船上吃饭不是每个人都有碗，就是一个大锅大家一起蹲着吃，就跟喂猪一样，所以华工们被叫做“猪仔”，一路上还会被猪仔头虐待，拿木棍打、拿木板夹，拿带刺的皮鞭抽，人死了就直接扔海里，死亡率高达50%。

下南洋的华人

因为死亡率太高，为了多赚钱，洋行会故意超载，一条船能载三百人，他就载六百人，死一半他也能完成运输任务。

跟当年黑奴三角贸易，细节几乎一模一样。

等到了东南亚，一般会因为水土不服，常常一场疫情下来，又被带走几十上百人，最先过来开荒的福建人或广东人，在霍乱、疟疾、腹泻、蛇蝎、巨蟒等夹击下顽强地活了下来。

由于读书不多，第一代福建人干的都是苦力活，他们有的在婆罗洲或缅北开矿、有的在马来半岛种香料、有的在爪哇岛种甘蔗，或者干一些搬运工、洗厕所、掏粪、背尸体、卖菜刀剪刀、剃头、算命、代书、洗衣的活计为生。

一位福建华侨跟我说起他先辈的生活，说爷爷当时一餐只能吃半碗饭，靠做小摊小贩为生，三代辛苦，才在东南亚有了立足之地。

我们现在常常能听到关于东南亚华人巨富，比如马来西亚林梧桐、郭鹤年，印尼黄奕住、黄奕聪（不是两兄弟）、林绍良，泰国谢国民，新加坡陈嘉庚等等的传奇故事，这些人的传奇背后，是华人早先下南洋时近一半的死亡率，约有几百万华人的死亡，和早期潦倒流离的生存史，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个人奇迹，风险极大、生存机率极低，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并没有人愿意过这种生活。

在东南亚闯荡并苟活下来的华人，很快会将自己积累的一点积蓄寄回广东福建，就算没赚到钱，也会跟别人先借两块，寄信一封回家报平安，闽南语里批就是信的意思，往家里寄信寄钱，就叫“侨批”。

滔滔大海、万语千言，全在这一封信、这两块钱里了。

最早的侨批，由回福建的水客顺路带回，没有任何担保，而水客本来自己就忙，所以一封信几块钱，常常半年才能带回家。

水客如果真要私吞了侨批，大家也没办法，只能进行道德谴责，说雷公要轰死他。

不过这种拿命换来的钱，作为同乡的水客也知轻重，极少出现私吞现象，他们每年在粤闽到东南亚之间往返三次，充当两地之间的快递员，由于水客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多，需要系统化管理，便出现了侨批局，专门帮大家转钱转信，负责跑腿的快递员，就叫批脚。

而留在福建本地的家人，每日苦等亲人消息，半年才有只言片语，平时也不知生死，便只能上庙求香，问一问凶吉。

于是便有了福建各寺庙旺盛的香火，以及我在关帝庙里看到的竹签与信牌。

每一种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的背后，必定跟当地经济活动有关联。

那连绵不绝过来摔信牌的人，问的是几千里外家人的凶吉，求的是家人的平安，寺庙，便成了福建人的精神庇护所，成了对抗风险的灵魂缓冲剂。

贰 山与海

经历过第一代下南洋的华人苦耕，再通过亲友与各地会馆的传帮带，目前在东南亚一共有2000多万华人华侨。

其中印尼有1000万人、马来西亚和泰国约700万、新加坡360万，菲律宾150万，绝大部分已加入当地国籍。

苦耕百年，历经三四代，目前华人已经牢牢控制着印尼、泰国、马来西亚三地70%的财富，马来西亚前10的富豪里，8个是华人。

在整个东南亚，只有越南的华人，因为连续遭到法国殖民政府和越南政府的打压，企业和私人财产被不断剥夺，才没有掌控当地经济。

华人一般控制的是东南亚资源性产业，比如制糖、烟草、矿产等等，后陆续升级到银行、房地产、传媒、保险等暴利行业，但华人没有深入政治领域，一般会依附于当地权贵，一旦发生社会危机，阶层冲突严重，当地权贵就会将华人推出去当替罪羊，所以东南亚过去每隔几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屠华事件。

在中国强大之前，华人在东南亚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像二战前犹太人在欧洲扮演的角色。

在东南亚华人，又以闽南人最多，在许多国家都是头牌，他们分别占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的37%、泰国华人的7%（泰国是潮汕人的天下，占56%）、印尼华人的47%、新加坡华人的40%、缅甸华人的26%、菲律宾华人的90%（晋江人为主），加起来一共约1000万人出头。

我在闽南游荡时，问起他们为什么去了东南亚，在经济上就变得这么强势时，一位老学者跟我说，因为华人会储蓄、更勤劳，相对当地人更会打点生意，这是一个优势，但其实最大的优势，是早期欧洲人需要华人在东南亚做代理人。

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控制当地的传统手段，就是以少制多，欧洲人害怕占人口多数的土著搞武装革命，如果只跟当地权贵合作，要是哪天某个权贵突然脑子一抽跟自己玩命，手这么一挥乡亲们冲啊，号召力也相当了得，只有找聪明能干、又缺少本地群众基础的华人做管家，才是最安全的。

华人管家们将欧洲人伺候得十分舒服，几乎大事小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欧洲人爽得不行，比他们管理美洲澳洲爽多了，于是给了华人更多经济上的权益。

欧洲人还用这套方法控制香港和上海，所以这两座城市过去老被人叫买办，就是这个原因。

二战结束后殖民者被赶回老家，这时本地权贵拎着枪接管了国家，成为了新的话事人，但本地权贵不会治理国家，打点生意更是一塌糊涂，他们也尝试过用本地人，发现没华人好使，就用着殖民者留下的旧系统，继续让闽南人、潮汕人给他们做白手套。

我在广东篇介绍过，潮汕人承认他们就是闽南人，所以实质上，东南亚经济主要还是掌握在闽南人手里。

闽南人的族群观念是如此强烈，分布如此广阔，经济又这么强势，甚至能勾连到东南亚诸国，从中央节制地方势力考虑，无论如何不能让闽南人单独成块，因此闽南人必须被分割到福建、广东两省，生生划出一个潮汕人来。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从东南亚收回来，回到福建本土，看一看福建人的生存环境，了解福建人向海而生的原动力是什么。

只要点开福建省地形图，福建人民的痛苦一目了然。

整个福建省，全是一整片一整片的大山，武夷山、玳瑁山、鹫峰山、戴云山、太姥山、博平岭几乎填满了福建，适合人类生存的空间，比以多山闻名的广西还少。

我们平时一说起福建，就会想起它寺庙多、茶叶多，寺庙是对冲出海危机的心理医生，而茶叶是山脉太多，回报给福建人民的一点歉礼。

福建盛产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政和大白茶、福鼎银针、武夷大红袍等等，我在福建旅行时，跟在潮汕一样，走到哪里就喝到哪里，可惜茶叶产业链能提供的就业太少，还是无法抚平山脉过多，对福建人民造成的伤害。

在福建西部群山之中，一点点山与山的缝隙里，见缝插针地布下南平、三明、龙岩三座城市，这三市地方太小，容纳不了太多人口，南平只有267万人、三明只有248万人、龙岩只有273万人，西部山区三市，加起来也不到800万人。

而东部的漳州有人口505万、厦门有520万、泉州有880万、莆田有320万、福州有830万、最少的宁德也有310万。

而且东部这3300多万人，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各市，而是全挤在沿海那一丁点漳州平原、泉州平原、兴化平原、福州平原。

福建全省耕地仅1400万亩，只有湖南的四分之一，广东的二分之一，很难养活4200万福建人民。

福建山区多得让人绝望，九山半水半分田，地理环境之差，让汉武帝征服闽越后，焚毁城池宫殿，把所有人口全部迁往长江淮河一带，直接放弃不要了，导致福建三百年人文断层，气得福建老乡们都调侃他们这是“兵家不争之地”。

福建水系也不好，全省也没有江西那种贯穿全境的江河，还都是在本省跑短途，急吼吼直接流入大海，短水系使福建在古代时交通基本是封闭状态，只有汀江外流到潮州，但汀江那么小，实在没什么卵用。

福建作为穷山苦水之地，一直被中原王朝嫌弃，根本就没几个人在这生活，唐以前全省人口常常几万到十几万人，一直到盛唐时，全省也只有50多万人，荒凉得毫无存在感，北宋时人口大量南迁，终于有了200多万人，南宋时才达到300多万。

三四百万人口，就已经是古代福建能容纳的极限，那时福建这边的薄田，一亩只产二三担谷，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肉，所以福建女人，尤其闽南女人勤劳贤惠，她们要照顾小孩、处理家务，还要纺纱织布挣一点零钱，常常织到三更半夜，这都是福建贫苦的环境逼出来的。

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变得博学贤惠、一身技能呢？大家都想做地主家快乐的傻儿子啊。

一直到清中期，因大力推广亩产千斤的红薯（今天红薯能亩产六千斤了，真是个救命的东西），“闽粤沿海栽植甚广，农民咸藉以为半岁粮”，使福建人口终于突破千万，咸丰时达到2000万，这时人口增长又突破了土地极限，红薯都不够吃了，福建人开始跑海外求生存，比如前面说的下南洋，中间加上战乱，到新中国建国时，福建已只有1200万人。

所以壶见人（没写错）打一开局，就有很多海外亲戚，直接影响到了今天福建的经济发展历程。

叁 格局

这次写福建篇，我有点厌倦了一座城市一座城市讲过去的方式，决定采用江苏篇那种，高度概括，只详细讲一两座城市的方法。

所以在重点展开福建人的发家史之前，我必须先将福建各区域形成史，大致讲一遍，以方便大家理解后面奇奇怪怪的传奇故事。

北方一轮又一轮的战乱，逼迫大量汉人南迁，加上唐朝后南方天气转好，已经适合人类居住，北方人口快速流入，迅速占领了福建各个可生存的地域。

最早的汉人从江浙地区迁入，是从福建最北部的南平浦城、崇安过来，再沿着闽江坐船到达福州，因此福州建设得比较早，这批人里有少数人继续向南边的沿海平原走，到达了莆田、泉州定居。

唐朝时，有陆续不少军人为了镇压叛乱，进入漳州落脚，打完仗就在这里安居，繁衍后代。

后期又有汉人从江西南部穿过武夷山，进入福建长汀，再从这里到达泉州和漳州，这时基本人口规模定型，沿海土地也无法承载更多新人口。

出于这个原因，闽南语就一直保留着宋元时期的汉语古音。

最后就是我们讲的客家人主力大部队，他们来得晚一些，也从江西那边沿着赣江到达南部，从宁化石壁和长汀到达福建，一看最好的平原都被占完了，那些军人的后代看起来也不好惹，就留在山区里了，然后由福建山区进入广东山区，就是今天的梅州、河源市。

上面这些人口迁徙的过程，只要知道个大概就行，除非你要研究方言或者地方志，否则没必要了解得特别细，我们主要是理解一个地方，不是钻研一个地方。

因为特殊的人口汇聚的过程，加上古代出远门基本坐船，依赖水系交通，形成了福建今天五大民系，分别是讲闽东方言的福州、宁德人；讲莆仙方言的兴化人；讲闽南语的厦漳泉闽南人；建瓯一带讲闽北方言的闽北人；汀江流域和龙岩地区的客家人。

福建各区方言的复杂性，跟广东有得一拼，特别是龙岩市刚好位于南部中间位置，莆田又紧挨着泉州，我一度怀疑这两地也是闽南人，过去一问才知道，龙岩这里以客家人为主，莆田人在全福建都自成一派，只有厦漳泉才叫闽南。

这些区域里，又以莆田最为独特，从而造成了莆田与福建其他区域的格格不入。

莆田是如此重要奇特，我放在后面再慢慢讲。

在改革开放前，福建人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地理压迫。

一是土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大量人口被迫外逃到东南亚、台湾岛、海南岛等地，二是我们需要收复台湾，福建随时会成为战时前线，因此福建在很长一段时间，压根没什么国家投资，可怜这么大的福建，以前只有一条1958年建成的出省铁路，叫鹰厦铁路，连接鹰潭和厦门，还只是通往同样不富裕的江西，跟富裕的浙江、广东完全连不上。

这条铁路还是单线铁路，太快容易发生列车脱轨及坠落，因此走得极慢，整个鹰厦线跑完，需要一天多的时间。

福建省内的铁路建设也极缓慢极缓慢，1958年准备投建省内第一条，从漳平到泉州的铁路，考虑到各种因素，这条铁路停停修修，2600多名工人用了32年时间，一直修到1990年代，才铺筑了漳平到安溪剑斗40多公里的钢轨，平均每年只前进了一公里多。

1998年漳泉肖铁路才开始运行客运路线，从开修到客运，足足历经40年。

一位漳州老人跟我说，因为没有铁路，2008年时，他们坐龙江号大巴去福州，200多公里路需要4.5个小时，1990年代更过分，坐破破烂烂的大客车，走颠簸的国道，通常要八小时以上，一路十分折磨人，2011年后才有了第一条通福州的铁路，免去了一路颠沛之苦。

正是因为福建恶劣的地理环境，和“随时准备战争”的地缘格局，福建全省GDP，在建国初期一直排在全国倒数第八名的位置，仅比西藏、宁夏、青海、新疆、贵州、甘肃、广西这些老少边穷地区高一点。

而到2022年，福建省以5.3万亿GDP排在全国顺数第八位。

这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数字。

福建GDP总量，将来很可能会超过排在第六位、总GDP为5.67万亿的四川，而福建只有4188万，四川有8400万人，比如福建2022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3万元，就高于排在前面的四川的3.07万元、河南的2.82万元、湖北的3.29万元。

但根据我实际走访所看到的，福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被严重低估的，在全国各省里头，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省的普通民众，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其他各省，站在中国各省的第一档。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福建的民营经济十分发达。

我在多篇文章里介绍过，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强大，当地的老百姓就相对富裕许多，中国有许多地方GDP高，比如河南、河北的某些城市，但那都是大国企堆出来的数据，当地百姓并没有受到实惠，而民营经济的钱，通常直接进了当地人民的口袋，促进了当地就业。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详细来聊一聊，福建省是怎么打赢翻身仗，发展民营经济，成为全国逆袭榜样的。

肆 新的起点

在改革开放前，整个福建省只有福州市经济稍好，其他城市都过得十分不好。

1978年时，全省排名第一的福州GDP是14亿，第二三名的漳州和南平各10亿，莆田、三明、泉州都是9亿。

同年，旁边的浙江省，第一名的杭州30亿，宁波22亿、嘉兴15亿、温州14亿、绍兴12.7亿、台州和金华各11亿。

此时福州放在浙江省只能排第五，连温州都打不过，福建起点之低，让每个壶见人都有一股绝望之情。

2022年，福建省各市GDP大挪移，漳州和南平排名狂跌，泉州、厦门、宁德逆袭而上。

根本原因还是各市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

许多外地人对漳州十分不熟悉，其实漳州5700亿的GDP放全国也不低了，漳州在省内一直很强，只是因为改开后漳州发展速度没赶上其他城市，帅得不明显。

我们仔细看地形图，会发现漳州平原，是福建省最大的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适合人类生存，在全国工业化之前，是除福州以外，本省最靓的仔。

我在浏览漳州地方志研究室编写的资料时，读到南宋1177年，漳州知州因民众不满，才取消了献象牙的规定，这说明当时整个南方还是极热，漳州居然有大象，侧面说明古代中国南方确实不太适合生存。

福建泉州的巅峰时期是宋元时代，明朝为了解决倭寇问题，隆庆开关开放海禁，这时宁波刚发生宗设和端佐争贡之役、广州有葡萄牙人闹事、泉州福州荒废多年，只有漳州月港这时还挺繁华，平时就是走私胜地，叫天下小苏杭，旁边还有造船厂，可以造百吨双桅大船，九龙江出海口还有大型木材中转市场，朝廷经过好几年摇摆犹豫，最后选择了漳州月港。

1567-1644年，月港共流入白银3.3亿两，占全球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漳州繁华到达历史巅峰，因为我们历史教科书只重点讲过泉州，没有讲明朝隆庆开关后漳州的辉煌，因此大家才对这座城市毫无印象。

只要有钱，当地就会重金投入教育，漳州历史一共835名进士，明代一口气出了418位，跟湖南湘军掠夺江南后，涌现出大量人才一个道理，都是经济基础哺育文化教育的结果。

教育是十分花钱的，没有大量的金钱投入，无法批量生产知识精英。

其实在泉州衰落后，漳州就一直顶替了泉州的经济地位，到清朝时广州成了主角，泉州漳州都不行了，但漳州农业条件全省第一，下限特别高，再苦也苦不到哪去，据漳州一位老人回忆，他们在1970-1980年代，漳州这边娶不到老婆的人，可以去泉州和龙岩买媳妇，泉州人和莆田人也常来漳州打工，做些造船、盖房类的工作。

在漳州调研时，一位年轻的农场主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的农场，我便有机会，于3月17日跑去他农场，亲眼目睹了漳州农业发达的一面。

小伙子是九零后，继承了父辈200亩农场，手底下一共有小几十号人，平日出售各种果苗，主要卖给苗商、农户、政府，也通过4个抖音号直播卖给散户，网络客户常来他这买杨梅、荔枝、凤梨释迦，一棵桔子树，小的能卖十几块，已结果挂满枝头的，能卖五六百块。

当场算了下，如果把已结果的桔子，摘下来到市场上零售，其实也能卖五六百块钱，就是相当于拿买桔子的钱，直接买了一棵桔子树。

那以后每年都有免费的桔子吃，看起来十分划算。

我们聊了半天，决定去到他的苗场看看，开车到苗场时，正见到他员工站在地里搞抖音直播，每个号在线客人不多，往往同时在线只有二三十人，但都是精准客户，每日流水能做到八千到一万块。

小伙子说，他们农场80%种植果苗，先从台湾引进种源，再在试验基地试种，台湾那边农业很发达，不过市场小，已经到达行业天花板，他们要赚钱还得依赖大陆市场，台湾岛很多人是从漳州过去的，相对好沟通，他们背靠先进的农业技术，种子越来越好，东西越卖越贵，种果苗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不断进化过程中，已经像是一家技术密集型企业了。

我问他农场一年利润多少，他说年利润在50-100万浮动，收益相当不错。

“农业是一个高度封闭的行业。”小伙子总结说，“除非是父传子，别人不会带你赚钱，如果不是我父亲干这个，我也不会搞农业。”

他还说：“我们父辈都已经老退了，换成我们这一批年轻人上，现在中国农业，正在更替成一批新的高科技农民。”

除了这位农场主，我还在漳州见到了几位做食品加工的老板，这边食品产业发达，食品加工业福建第一，年产值近2000亿元，都是依赖漳州大好土地才有的结果。

而漳州的工业在福建表现一般，搞钢铁的三宝、搞房地产的九龙江、搞石化的福海创、翔鹭等，集中在重型国企，堆叠GDP容易，惠及百姓难。

漳州的下限很高，它是一座旱涝保收的城市，它有大平原、有省内第二大河九龙江、有能停30万吨货轮的漳州港、有水电站电价也便宜、气候还不错，这样一座城市，怎么就输给了泉州和厦门了呢？

我就这个问题，咨询过漳州不少专业人士，他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并没有一个统一答案，随后我去晋江、泉州市区（晋州属于泉州）、厦门、莆田调研时，才慢慢弄清楚了原因。

其实也不是漳州发展得不好，而是泉州、厦门发展得过快。

而漳州，又天生缺少泉州所独有的推动力。

伍 逆风的一局

2023年3月13日，我来到晋江一家小鞋厂，听他们老板说起自己的创业往事。

晋江的城镇格局和东莞极像，到处是密集的工业园、繁忙而略有破损的马路，以及1990年代建好的三四层高的农民房，在一处破旧的小巷深处，我找到了这家开在农民房一楼的小鞋厂。

工厂老板以为我是来刺探情报的，他不相信这世上有人莫名其妙来搞什么调研，一直狐疑地打量着我，对我爱理不理，我正准备滚蛋，厂里一名英俊的技术员突然认出我，叫了一声卢彦祖，然后将我的抖音号给他老板看，这时老板才放宽了心，开始跟我讲述陈年往事。

他生于1976年，不是晋江本地人，来自龙岩市的某个县，17岁那年，也就是1993年，龙岩市有一家培训机构教人做鞋开版，他想学一门手艺，就去报名培训，学了点东西后，来到晋江进厂做开版学徒。

这一做就是19年，一直在鞋厂打工，辛苦攒钱买房娶媳妇，干到2012年，自己积累了足够的技术，也有相熟的销售渠道，才出来自己开了家小厂。

他的故事隐藏着一条重要信息：1993年，晋江的鞋厂就需要吸食周边县市年轻劳动力了，说明鞋厂生意已经热火朝天。

事实上，晋江的鞋厂确实从1980年代起步，到1990年代，已经步入了稳定增长期。

晋江鞋厂的进化史，主要来自自力更生和国际产业链转移。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放宽了对民营经济的管制，1979年，晋江陈埭镇林土秋在报纸上看到国家新政策，私人办企业国家将免税三年，林土秋会做鞋，便在自己家石头房子里，用一把钉锤、一张饭桌、一把剪刀和几台家用缝纫机，开始在家里叮叮当当做鞋，他们家鞋厂，就是后来的鳄莱特。

做出来的鞋卖得很好，周围的乡村便纷纷跟进。

陈埭镇有位村民叫丁建通，家里四个孩子，在鞋厂做学徒，有的会做鞋底，有的会打样，有的会做鞋面，看到做鞋能赚钱，1981年他把四个孩子叫回来在家里搞了个小鞋厂，就是后来的361度。

1985年，同镇的丁氏家族也开始做鞋，便有了后来的安踏。

1988年，耐克在泉州办厂，当地有一家壳灰厂老板，叫许景南，当年33岁，常去耐克厂拉废煤渣烧灰，因为跟厂里领导熟悉，对方劝他做一个鞋面厂，给耐克供货，有耐克下订单，不愁销路，许景南便建了家鞋厂，就是后来的匹克。

“那在做鞋厂之前，许董还做过什么生意？”

3月14日，我在泉州匹克总部，拜会许景南董事长，向他请教泉州的发展史。

“我高中毕业后就开始贩鱼，还和弟弟拉过板车。”许董说，“23岁就办过包装厂、木箱厂，到1978年就赚到了20万，盖了四层砖瓦楼。”

“我们那时候开厂还要挂靠，我当时就挂靠在供销社下面，1988年春节，鲤城区书记带秘书上我家拜年，说要鼓励民营经济，让大家带个头，我们后来又认识耐克，才开了鞋厂。”

“那时候大家思想还不够开放，说是雇5个人就算剥削，不敢雇了，政府不说开放，大家也不敢搞厂子。”

正是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泉州的鞋厂越来越多，到1990年代，洋埭镇1000户人家，居然有四五百家鞋厂。

当然啦，泉州人民的努力值得肯定，也不忽略1986年开始的，台湾五大制鞋巨头宝成、丰泰、盛昌、钰齐、清禄奔赴大陆开厂，带来的人才和技术转移。

这种制造业搬来的原因，我在广东篇有讲过，是因为台湾岛1984年颁布了《劳动基准法》，人力成本太高，他们必须搬。

宝成去到了东莞、丰泰选择了莆田、钰齐来到了泉州，成为这三地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民营企业的自我驱动，加上国际产业链的转移，技术资本人才的全面汇集，才成就了泉州制鞋业。

像泉州的耐克工厂，1990年左右，因为和当地政府产生了分歧，没来多久就搬去了莆田，但他们留下大量制鞋工人，有的入了安踏匹克，有的自己去开了鞋厂。

各个工厂内部也互有交流竞争，像安踏为了搞定更多技术人才，老板亲自在东莞裕元鞋厂（宝成子公司）三倍薪资蹲点挖人，特步早期的生产总监也出自东莞裕元，台商为大陆输送人才，其实本质上是亚洲四小龙供应链自然转移的一部分。

“其实福建沿海城市能快速起家，还有一个大家不愿意说的理由。”当我几天后到达福州，见到一位退休教授时，对方这样提醒我，“各个城市都在改开最早期，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期，大家才有余钱，投入到正规的生产活动当中。”

“是指什么样的原始积累期呢？”

“是走......不对......是民间贸易。”

我恍然大悟：“潮汕地区那种民间贸易？”

“就是那种民间贸易。”

其实也不只这位教授这样说，后来遇到的很多人，都谈起这方面的积累。

我们在前面说过，福建人为了生存，曾大量去到东南亚和港台等地，于是本土福建人多多少少在外面沾亲带故，就有了各种搞钱的路子。

沿海地区极穷苦时，对这条经济链依赖很深，部分地区到了全民参与的地步，大船搞到货，停在公海，小船再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将东西搬过来，这种小船搬运法极难打击，抓得太严，也会遇到社会底层的强烈反弹，于是形成有钱一起赚，有财一起发的状态。

这跟我在湛江、潮汕听到的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福建走私案比潮汕、湛江还要猛得多，赖昌星从1994年到1999年，走私450多万吨成品油、45万吨植物油、300多万箱香烟、3588辆汽车，以及大量西药原料、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电子机械等，共价值530亿，偷逃税额300亿元，还造了一座七层红楼腐蚀当地干部，连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都因此落马，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查处到的最大走私案件。

光是让赖昌星倒台的举检信，都写了整整70页。

每一条大鱼后面，总是会跟随着无数小鱼，由此可以推测，过去福建沿海，民间贸易的泛滥程度。

不过事物都有两面性，拥有大量下南海的国外亲戚，一是让福建老板比其他省市早完成原始积累，迅速投入到再生产当中，才有了福建活跃的民企经济，最后还是使福建走向了正循环。

二是在海外的亲友回乡投资，促进了各地发展，资金和技术也顺利转移到了福建。

漳州为什么在改开后落后于泉州呢？

其实是因为泉州人在海外的更多，能提供的资源多，回乡投资的也多，漳州因为下限较高，不用出海玩命，在海外的人少，回乡投资的也少，一步慢步步慢，历经四十年，慢慢就赶不上了。

经过多方比较，我个人的观点是，漳州输给泉州，主要是输在外援。

宁德这样的小城市，地理位置相对不好，本来毫无希望，怎么就能起来呢？

还是靠外援。

宁德时代是在东莞起的家，原本叫ATL，是宁德市政府招商引资，市区两级政府官员，多次到东莞拜访ATL老板曾毓群，提供土地优惠、高级人才所得税减免、企业税收返回、帮助企业招工、完善基建等配套措施，希望他回乡创业。

原本计划将火车站附近一块地给到ATL，但征地搞不定，就把东侨原本给光伏多晶硅项目预留的500亩地，转手给了ATL。

现在火车站附近的村民，肠子都悔青了，要是当年被征了地，依托现在这流量，自建房出租每年都不知道要赚多少钱。

ATL开始时年产值才两三亿，谁都没想到，突然蹦出个国家级巨无霸出来。

2022年，宁德时代电池销量289GWh，市占率达到了27.5%，营收突破3000亿元，净利307亿元，当年公司市值过万亿。

宁德时代一家公司，直接拉高了宁德一座边缘小城的经济地位，这就是外援的力量。

漳州输得不冤，毕竟一千多年以来，漳州人民大部分时间，日子过得比周边其它城市好多了，既然享受到了地理红利，就得承受地理带来的负面效应。

漳州的地理效应，比较接近四川省，既然上限不高，下限不低，那就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当然，泉州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

1990-2000年代，泉州鞋业开始出现二八分化法则，利润向较大的工厂集中，安踏、匹克、特步、德尔惠等拿下利润大头，大量中小企业开始陆续倒闭，在经历这一轮洗牌后，各运动品牌集中在2007-2009年完成了上市，站稳了脚跟。

目前在泉州，安踏品牌价值700多亿、九牧厨卫和达利食品价值500多亿、恒安价值400多亿、匹克、特步、八马、九牧王、七匹狼等价值100多亿，形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民间品牌力量。

有意思的是，就在泉州各品牌萌芽生长阶段，东莞这边同样出现了一波服装品牌萌发，但东莞几乎全军覆没。

我对这件事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一段历史。

首先在鞋业方面，泉州人从一开始就跟外资并肩生长，1990年代就开搞品牌，而东莞虽然有裕元这么牛逼的鞋厂加持，但一直没搞出自己的品牌来，就是一直心甘情愿做代工。

服装方面，东莞曾经在2000年代冒出以纯、小猪班纳、灰鼠、森域、异乡人、潮流前线、铅笔俱乐部、霓中依等等几十个服装品牌，我在这里头好几家打过工，但现在能活下去的几乎就剩以纯和小猪班纳，两家公司也没有上市，远不如泉州系的安踏、劲霸、利郎、七匹狼等等。

一般的文章做总结，总要说泉州人比东莞人更有韧性、敢闯敢试、勇于创新什么的，在我来看，这都是陈腔滥调，是做学问太肤浅造成的。

我认为是泉州比东莞更早完成了原始积累。

一是泉州在古代曾富裕繁华过很长时间，它在宋元时代，就是今天的上海。

泉州地方曾经富到在绍兴年间（1131-1162年），靠民间募集资金造桥，总长度达到5052丈，花费资金1.96亿缗，相当于南宋朝廷四年的财政收入。

想想现在哪座城市要是光是修桥，花费是国家四年财政收入，会有多可怕。

泉州是阔过的，它见过世面。

二是新中国改开后的民间贸易，给福建沿海各城市带来了阶段红利，使民间有更多资金放手做事。

而东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过得很苦，是从1990年代才开始第一次发家，而且东莞并不靠海，我在东莞近二十年，也没听说过那边有民间贸易这种事。

东莞的暂住证、飞车党这种往事，在同时期发展起来的江浙城市就没有，这都是因为过去物质基础太差，没有完成血淋淋的原始积累造成的。

事物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只要把握住经济链条，都是可以找到发展规律的，江浙地区、泉州地区也一定曾经有过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期，不过发生得太早，没有人记录罢了。

总之，东莞的服鞋品牌没起来，主要还是原始积累完成得慢，但东莞也有它的地缘优势，所以华为、OPPO、VIVO、智能制造这些就搞得好。

晋江和东莞其实特别像。

之所以说晋江像，而不说泉州像，是因为泉州市区那密集可怕的古建筑，营造出古朴幽静的氛围感，在全国都十分少见，拿去跟大多数城市比，都实在太欺负人。

泉州整体上城建也落后于时代，跟东莞一样过旧，但这主要还是泉州发展太早造成的，建好了就不再方便拆，错过了城建的红利时期，而且泉州的土地出让金太低，土地财政较弱，像2019年，泉州土地出让金仅243亿，福州却有1230亿，泉州只有福州的五分之一。

泉州财政收入不高，土地财政又少，在现代城建上就渐渐落后于厦门和福州了。

但是泉州，甚至整个福建，都属于“政府不富民间富”的状态，泉州千万及亿元资产家庭，在福建总数量和占比都是第一，泉州也曾经22年在福建总GDP排名第一，最近两年，才被重点投入的福州超越。

泉州能在改革开放后，打赢这逆风的一局，反超漳州、抗衡福州，是外援和内生动力的共同结果，如果不是厦门分流了泉州部分实力，其实泉州的经济总量，可能还在压制福州。

但现在我们还不着急讲厦门和福州，由于一个计划单列市，一个是省会，我会放在文章后期进行比较。

现在，我想谈谈福建省最为奇特的一座城市，那座在省内都被队友们，不断调侃的城市。

是的，那是莆田。

陆 奇怪的城

莆田放在全国，都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

全国人民平时在网上听到关于莆田的消息，大多都是莆田医院、莆田寺庙、莆田假鞋等等，名声都不太好，而我在福建省内各城市游荡时，几乎每座城市的老乡都会主动聊起莆田，大家都是带着调侃的语气说起莆田的段子。

他们会绘声绘色模仿莆田人，用那种富有特色的腔调讲普通话，有的跟我模仿起莆田人游医五句话：

你有病啦~

病很重啦~

可以治啦~

但很贵啦~

有发票啦~

还有的讲起莆田人如何小气精明的问路方法：

问路时打开烟盒，假装递烟：师傅，去福州怎么走？

路人一指完路，莆田人就会把烟放回烟盒：好好好，谢谢师傅。

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走了。

如果说全国人民跟莆田隔得远，因为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难免有一些标签性的印象，但不知道为什么，整个福建都有些排斥莆田人的感觉，我在福州时，还能听到双方互相埋汰，福州人说“好女不嫁莆田男”，莆田人回应“好男不娶福州女”。

关于莆田人被福建集体调侃的背后，一定不是简单的几个段子可以说明的，也不是什么文化问题，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其根本原因，应当是地理经济问题。

在福建时，我向许多人请教这个疑惑，大家的回答都不能令我满意，唯独一位专家的理论让我信服。

她说：莆田被独立于整个福建，主要是因为木兰溪。

是的，一切的根源，来自木兰溪。

要明白木兰溪的特殊之处，我们得先看一下福建省水系图：

福建省水系图，图源：星球研究所

从福建水系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福建的水系，只有木兰溪是独立出来的，它单独拉出了一个系统，极短促地流入了大海。

而且在兴化平原位置，只有这一条水系，孤零零地汇入。

木兰溪从仙游西苑乡仙西村发源，横贯莆田中、南部，最后流入兴化湾，全长仅仅105公里。

重点在于，木兰溪它太短，又不跟其它江河联通，最后使莆田区域，形成了独立的经济文化。

在古代，出远门的重要方式就是水运，水运一直承担着古代版高速公路的作用，一千多年来，由于只有木兰溪这一条高速，平时出不了远门，于是从仙游到兴化湾的人们来来往往，少跟外界打交道，过起了封闭的内循环生活。

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莆田便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和饮食习惯，跟上边的福州，下边的泉州全然不同。

语言这玩意的形成，就是一个经济循环体系的附生品，打交道越紧密，大家说的语言就一致，平时不打交道，没有利益互通，大家的语言就鸡同鸭讲。

莆田和温州，在古代的经济内循环范围太小，便形成了独立的语言，现在互联网时代了，信息传递快，大家可以用互联网赚全国的钱，就有了全国统一的互联网语言。

重复一遍，地方语言，本质上是经济循环体系的附生品，语言的传播范围，取决于经济体系的大小。

莆田独立到什么程度呢？

在福建，福州宁德那叫闽东、厦漳泉叫闽南、龙岩三明叫闽西（三明有时也划到闽北）、南平叫闽北，这里头，莆田这么小一块地方，4200平方公里、300多万人，被特意划出来叫闽中，真是看得起莆田。

我个人认为，莆田地方小、人口少，经济处于内循环，形成个性化的语言饮食，使其跟福建其它地方格格不入，在福建地方格局里是弱势方，加上其鲜明的性格和改开后的历史，最后才成为全省的共同调侃对象。

如果木兰溪长一点、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上千年的地理经济，形成了文化习俗，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的。

地理决定命运，莆田人跟潮汕人一样，至今还多在内部通婚，尽量不嫁娶外地人，因为本地男多女少，选择范围狭窄，形成竞价关系，以至于莆田彩礼越来越高，现在莆田市区彩礼一般是18万加金器，别的地方要贵一些，我在莆田的向导，他结婚时就给了36.8万彩礼加12万金器。

一条木兰溪，只解释了莆田的孤立地缘，但并没有解释前面提到的关于莆田医院、莆田寺庙、莆田假鞋等等内容。

这就需要我们带上放大镜，好好端详一下莆田的历史和地理构成了。

历史上的莆田，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莆田，它的一切变化，来自于改革开放之后。

莆田大量聚集北方汉人，是从隋唐五代开始，到宋代时，莆田因为大量吸收北方汉文明，以及大型水利设备木兰陂的修建，兴化平原得到开发，莆田迎来了黄金时代。

此时的莆田，是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有大量学堂书院，并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方言、戏曲、宗教信仰、民俗等。

中国历史上十大进士之乡，分别为苏州、福州、杭州、吉州、常州、绍兴、宁波、兴化、抚州、徽州，这里头的兴化，就是今天的莆田。

莆田历代进士共2482人，排名全国第8，其中文状元9人、武状元2人。一个东阳村，明清两代就出进士11名、举人28名、贡生18名。

这么高的中举率，说明莆田其实一直是书香之地，也侧面说明当时经济繁华，投得起。

所以莆田有许多历史古迹，像妈祖祖庙、木兰陂、龙纪寺、天后祖祠，虽然不是国家一流历史景点，但二三流的历史景点多而散，也留下各种爬刀梯、跳傩舞、摆棕轿、打铁花等元宵习俗。

莆田在元代遭到过沉重暴击，明代略有恢复，清代又遭重锤，因为沿海经济中心移向了广州，莆田就再也没有宋时那么阔过。

这样看起来，莆田再差也差不哪儿去，怎么改开后就冒出好多牛鬼蛇神来了呢？

这个问题，还真的只有去过莆田实地，才知道答案。

原来莆田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叫界里，一部分叫界外。

最早出现这个概念，是清政府为了对郑成功搞坚壁清野，将沿海居民强制内撤，筑墙垣立界石堡垒，里边的叫界里，外边的叫界外。

清廷下手狠毒，直接破坏了界外的生态环境，毁掉田庄庙宇、砍掉森林果树、冲垮海堤，致使海水漫灌，田地难以耕种，大量莆田人流离失所，而凡是回到界外生活的人，清廷直接杀无赦。

这项毁掉莆田人生活的截界行为，于1662年始，1682年结束，一共二十年时间。

莆田人遭此大难，无数人家破人亡，从明万历四十年时的14.8万，锐减至清康熙三十年的6.1万人。

一位莆田人回忆说，他们很小就有界外这个概念，青山脚南边靠沿海的地方就是界外，这片区域因为清朝时被海水长期淹没过，不能种水田，只能种旱地产的红薯、花生、大豆，没有山脉溪流，只有大海滩涂，1980年代，界外人盖房子都是石屋，墙体用石块砌成，屋顶用条石拼凑，他们的生活，过得比界里人辛苦得多。

在整个1980-1990年代，界外到处是石屋、滩涂、红薯地等，一片破败、苍凉、贫穷的景象。

这些地方原本是富饶之地，现在变成这样，其实都是清廷的毒辣行径，留下的历史痕迹。

莆田因截界失去大量土地，更无法养活更多人口，被迫向外地搬迁，我在汕头调研时，就听当地人跟我说他们祖上来自莆田，便是这个原因。

我在漳州、福州时，都听一些老人说过莆田土地贫瘠，靠吃红薯过活，才产生种种极端现象，跑实地一看，原来老人们都只说对了一半，贫瘠的是界外，界里人日子过得一直比较好，文脉衰落后，主攻手工艺，常年出莆田师傅，擅长打金、木雕、担盘这些技术活，在整个福建口碑很好。

而且莆田菜也很好吃，一个地方只有物产丰富，东西才有好吃的可能，全靠红薯活命，是不可能创造出枫亭糕、海蛎饼、荔枝肉、卤面这些食物的。

我们今天听到莆田医院的由来，大都来自秀屿区，这里，就是界外。

莆田医院的祖师爷叫陈德良，1950年生于秀屿东庄镇，出生时家里很穷，非常穷。

26岁时，一位跑江湖的来秀屿镇变魔术、耍猴，然后顺带卖一些跌打损伤的药，陈德良发现这个赚钱，立马拜师学艺，三年后自立门户。

这时全国流行叫“疥疮”的传染病，沿海湿热带特别严重，陈德良创了个偏方，用500毫升水兑5毫升水银，再加一点硝酸做药膏，歪打正着，刚好能治疥疮。

一两毛钱的成本，卖一两块钱，每天能赚三四百块钱，一天的收入，是当时别人一年的收入，就此成了东庄镇靠游医发家的第一人。

此后收了八名莆田的徒弟，当中最有名的，叫詹国团。

詹国团生于1964年，15岁就跟着陈德良干游医，他们有行医执照但没有卫生许可证，可以在莆田行医，但不能在全国行医，为了抓住疥疮这笔财源，詹国团跟着师傅在全国各地火车站做游医，从海南岛到黑龙江全去过，靠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吸引流量，慢慢发展到治各种皮肤病、性病。

他们当然不懂怎么治，靠去新华书店查医书，再按医书到公立医院抓药，转手高价卖给患者，詹国团在自述里，说自己当时一年能挣几千块钱。

其他人模仿莆田人的游医五句，就来源于此。

詹国团赚到第一笔钱后，便也离开师傅自立门户，但他不再走电线杆广告路线，尝试去电视台投广告，抓到流量更大的广告，客流络绎不绝，从此远超师傅，发了大财。

从1985年开始，赚到钱的詹国团成立公司，跟公立医院签合同，承包医院的皮肤科，之后又承包医院的性病与妇科，赚到钱后，再给公立医院买CT机分红，设备越投越多，到1990年，詹国团就赚了1000万。

2002年卫生部放开民营医院牌照，詹国团有了正规牌照，事业迎来爆发期。

陈德良的其他弟子，也顺着这条路线，慢慢进入医疗体系，最后形成了莆田系民营医疗势力。

莆田医疗也自我内卷，最后形成了詹国团、林志忠、陈金秀、黄德峰四大家族。

不过现在莆田民营医院的黄金周期已经过完，由于莆田医院名声太差，现在大家去看病时，都会先查询一下这家医院的背景，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再走进莆田系民营医院。

莆田医院与假鞋，都处在衰落周期。

莆田制鞋业起步很早，我去莆田调研前，一直误以为莆田是因为制鞋晚才走了歪路，但实际并不是这样。

莆田在民国时就有制鞋业，走的还是莆田师傅的传统路线，有“彩成”、“顶成”、“彩美”、“瑞美”、“协来”好几家名号，其中“彩成”郑成祖口碑最好。

“彩成”建国后改成公立的权立鞋业，后搬迁到英惠巷，改名莆田鞋革厂，这家工厂，便是莆田制鞋业的发家起源。

莆田鞋革厂1972年就在生产凉鞋，1978年晋江才开始起步，实际上，莆田制鞋业还早于晋江。

1986年时，莆田鞋革工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占全省70%，之后开始为耐克、阿迪、彪马代工，这时候还碾压晋江系。

莆田有廉价的技术工人，当时福建制鞋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相当台湾工人一个小时的工资，这中间有巨大的利润差，1988年台资便来到莆田，成立了涵江、环球、协丰鞋业，此时全市制鞋人员超过10万人。

到1993年，莆田已经有100多家鞋革企业，每年生产过亿双鞋，当时鞋厂工人收入很高，是本地的金领阶层。

一位莆田人跟我回忆说，1998年，他奶奶当年拿着一枚金戒指，去找人换他一个压模岗的工作，当时在耐克代工厂的压模工作，就有1800元月薪。

1998年时，中国大部分人的月薪，在500-1000元，1800元确实是高薪工作了。

我问他2023年压模师傅工资多少，他说9000元左右，还是不错的。

莆田和晋江同为代工模式，后来走上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主要转折点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由于外贸订单狂跌，莆田和晋江在当时同时出现了生存危机，晋江的办法是向上升级，自己搞品牌，省得看人脸色，1999年利润只有400万的安踏，花80万签下孔令辉代言，再在央视投放了300万的广告。

安踏带领整个晋江系走内销，砸宣传、砸品牌、上市，形成了今天大批晋江鞋服大佬。

而莆田选择了向下苟活。

金融危机使莆田倒下了一批鞋企，老板跑路后，下岗的工人们有机器有鞋料，为了赚点生活费，又只会做代工的手艺，便开始在小作坊里，开始了第一批假鞋生产。

假鞋越做越多，质量越来越好，为了做得一模一样，他们常年请人在代工厂围墙外游荡踢石子，而花高价请来的代工厂专业人员，则会将样板鞋和设计图纸，从墙内扔出来，小作坊连夜开模赶工，能跟阿迪和耐克同时上市新鞋，质量款式还一模一样。

后来随着电商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莆田鞋的网上销售火爆，利润丰厚，大家更舍不得放手了。

并不是所有莆田制鞋人都想做假鞋，有莆田搞鞋的人跟我说，他们有一波人是做过自己的品牌的，但短期内巨大的亏损，使他们无法承受，最后又只能回去做假鞋。

所以晋江和莆田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本质上是莆田和东莞一样，没完成原始积累的问题，不是哪里的人天生就喜欢干什么的问题。

现在莆田已完成了积累，他们便也要开始，重走品牌之路。

虽然晚了三十年，但经济规律是谁都必须遵守的，现在开始做品牌，总比一直不做要好。

莆田在外地人眼里，主要三个印象是莆田医院、莆田寺庙、莆田假鞋，其实大家对假鞋没什么痛恨情绪，说实话还挺包容，而说莆田人承包了中国90%的寺庙，那是2016年开始的老旧谣言，该文作者在当年，就已正式向佛教协会发文道歉，压根没这回事。

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普罗大众，对莆田印象不好的，主要还是莆田医疗那四大家族。

而莆田游医发源于界外，界外，又是清廷造孽滋生出来的恶果。

还是过于贫穷，惹出来的种种是非。

我去到秀屿区东庄镇实地调研时，确实见到了一些豪宅大院，但并不是想象中的大片大片连成一片的遍地豪宅。

听当地人说，由于大众对莆田医院深恶痛绝，现在医院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

而莆田假鞋，在经过政府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后，已基本没多少生存空间了。

“以前我们这做A货的很受欢迎，”一位莆田小伙子跟我说，“女生们都抢着嫁，但现在不行了，要么重罚，要么坐牢，女生们都不爱嫁了。”

莆田现在豪宅连片的地方，在北高镇。

北高镇一共有12万人从事黄金珠宝行业，全国三分之一的珠宝门店，由莆田人控制，莆田珠宝商，掌控着珠宝零售、生产批发各2000亿的市场份额，而且这些人极其低调，外界对他们极其陌生。

莆田人能在黄金珠宝行业做得这么好，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有大批打金师傅。

北高镇人民为了吃饭，也出手艺人，比如当代最早的打金师傅叶仙芳，自学打银成才，又将技术传给同乡，使得镇上许多人都会这门手艺，他们全国到处打首饰，跟游医一样游走在全国，在1980年代时，部分打金匠就完成了原始积累，有了几十万财富。

有了钱之后，开始深入更高利润的黄金运输，从“打金”转行成“拖金”，将河北承德、陕西潼关的金子运到莆田北高。

2002年开始，中国黄金零售对个人开放，懂技术有渠道的莆田北高人，由此迅速掌控了黄金生产和零售产业。

莆田人还掌握着全国大部分的民营加油站，北京中图石油、湖北天海石油、江苏苏油、太原21站石油、河北启点集团等等企业的老板，都是莆田人。

莆田民营加油站能吃得开，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燃油大王林恩强，这人是世界级的油轮运营商，控制着新加坡的燃油买卖，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是莆田人，1942年出生于埭头镇石城村，也是在莆田界外，12岁才去的新加坡。

林恩强培育了一批莆田人做门徒，从事大陆地区民营油站生意，从1992年开始，投资了大量加油站，主要集中在中石化中石油不愿去的偏远地区，比如内蒙古、贵州、云南。

2017年的时候，全国5万座加油站，有4万座是莆田人的，每年产值达到了4万亿。

除了黄金、加油站，莆田忠门人控制着木材生意，仙游人控制着红木生意，涵江人搞农贸生意，大部分莆田人都小心翼翼地经营，赚了钱从来不敢声张，他们讲究“财不露眼”，越有钱的人，在外面越会装孙子，为了低调，有时还故意带点儿穷酸样见人。

外地人所熟悉的莆田医院，其实只是莆田人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哪怕同样来自界外人经营的加油站生意、木材生意，其实也都是正经生意。

“我们也知道，东庄那帮做游医的，迟早会搞臭莆田人的名声。”一位莆田富二代这样告诉我，“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又低调又务实，根本不想别人知道我们挣钱。”

说完他又特别补充一句：“你写文章时，千万别提我名字啊，低调、低调。”

我到莆田实地去看时，发现它确实跟我预想中的不太一样。

莆田本地的主要产业，除了鞋业，另两个居然是食品和工艺美术。

鞋业我们都懂，当地有4200家鞋服工厂，一年能创造1200亿产值。

食品大家就很陌生了，这里主要生产啤酒，也做预制菜，一年产值500亿左右。

工艺美术指的是古典家具、新中式家具、木雕、玉雕、石雕等等，一年产值600亿左右。

莆田人会的这些手艺，最早是为寺庙服务的，寺庙需要大量佛像与建筑雕刻，才有了莆田这些行当，而福建多寺庙、妈祖庙，又是他们出海捕鱼、下南洋的心理需求造成的。

从莆田现在的主产业，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本质上还是一座匠人城市，以手工业为主。

在外发财的莆田人，也分两类，一类是黄金这种手工艺人的延伸，另一类是加油站这种海外莆田人的反哺。

莆田其实是一座有着不错文化传承、有着大量手工艺人、有着丰富特色美食、也有着不少文物古迹的传统小城，大部分莆田人勤劳朴实低调，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个样子。

福建本省人对莆田的印象，主要来自调侃，而全国人民对莆田不好的印象，是游医系近些年动静闹得太大造成的。

其实做游医的莆田人，是极少数莆田人，他们不能代表大部分的莆田人。

在我要离开莆田前，一位当地人谈及往事，说莆田1983年才改县为市，在这之前，莆田是全国人口第二多的县，人多地少，是莆田的主要矛盾。

为了活下去，莆田人想尽种种办法，有的外出全国游荡，有的抱团发展某一产业，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些人急功近利，一时利欲熏心，迷失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还把事情搞得太大，极大地挫伤了莆田人的声誉，政府也在想尽办法，努力让大家认识一个真正的莆田。

我默默地听完他们的陈述，临走前，我总结说：

莆田的发展，其实是整个福建的缩影，民间的痛苦无法控制，政府的努力尽力而为。

这种事，大家各尽人事便好，莆田人的努力，我们都看得到。

不仅是莆田人，福建人，全中国人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柒 厦门与福州

福建除了泉州与莆田，另有厦门与福州，是必须要提及的城市。

我们一般说的厦门，历史上一直指厦门岛内，古代叫鹭岛，或者嘉禾屿，一直归泉州管。

唐宋时还属于荒僻海岛，没啥人气，1394年为了防倭寇，发现漳泉交界处的九龙江出海口嘉禾屿，居然没人防守，大明在南部建中左所城，这才有了厦门城的起源。

厦门其实最早是下门的意思，明万历年间，水师有两部分驻扎在这，一部分叫浯屿水寨，他们所在的浯屿叫“上门”，另有一个嘉禾屿水寨，他们所在的嘉禾屿叫“下门”，后来写文件时，写成了“夏门”或者“厦门”，还同时用鹭门、鹭岛、中左所城、嘉禾屿等各个名字，把朝廷的人都搞糊涂了。

一直到清朝，才统一了名称叫厦门。

厦门的行政地位一直非常低，一般府下面是县，县下面是乡，厦门到清朝灭亡时，它连个乡都不是，而乡下面的行政单位，叫“里”，属泉州府同安县绥德乡下面的嘉禾里。

不过厦门人不要哭哈，虽然行政级别低，但厦门所设的行政、军事机构，级别远超同安县衙门，是清代闽南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宋元时福建最盛的是泉州港，明代时是漳州月港，清代时这两港都衰落了，从雍正年开始，厦门因为港阔水深，一直在对东南亚搞民间贸易，说是民间贸易，因为清在1757年前，只有宁波、漳州、云台山（连云港）三个通商口岸，1757年后，只有广州是合法的通商口岸，厦门的对外贸易一直在悄悄进行的。

广州在清时吃的红利最深，对外通商一直没断过，为今天广州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打输了，签了《南京条约》，搞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允许跟洋人做生意，厦门才有了合法贸易身份，1843年底正式开埠。

我们说一鸦是中国走向近代史的分界线，是因为一鸦五口通商后的冲击力，部分只走广州的货物，转到了上海宁波，广西西江流域大量苦力失业，助长了太平天国运动。

到清朝灭亡时，厦门以240个外国商号，排在上海、天津之后，名列全国第五，对东南亚贸易成为出口贸易的支柱，外国侨民数也排在全国前五。

随着港口越来越发达，船舶业和客运业日渐兴盛，码头越建越多，常常有几万船工常驻厦门，大批下南洋做生意的闽南人，也将厦门视为重要的出海点。

今天小年轻们喜欢跑厦门，主要是因为当地有大量外国建筑，尤其是厦门西南小岛鼓浪屿，有1000多座全球各个风格的建筑，很受全国文艺青年的喜欢。

清朝时，为了让洋人跟中国地方政府和人民保持一定距离，减少不必要的冲突，鼓浪屿划分成万国领事区，从1844年开始，英美法等国家便在鼓浪屿设立了领事馆，并在上面建教堂、医院、学校、洋行等配套设施，大量外国人的到来，意外使鼓浪屿发展成了今天的旅游重地。

1920年代，又有富商华侨回国定居，留下些中西交融的私宅，鼓浪屿风格才会多种多样。

除了外国建筑，厦门最常见的就是骑楼。

骑楼是英国人在18世纪后半期统治印度时，被印度炎热的天气晒得个半死，为了多创造凉爽舒适的住宅，从希腊帕特农神庙找灵感，在居室前加走廊，创造了最早期的骑楼建筑。

英国人统治东南亚时，又把这种风格带过去，尤其设计新加坡城时，在所有建筑前，都必须有一个宽度约5英尺的有盖走廊，作为做生意的场所，大约能走5步，就被叫做五步路，形成了现在骑楼的样子。

厦门多骑楼，便是华人回厦居住时，将这种建筑又从东南亚带过来，现在叫南洋风情，其实是英国人避暑避出来的。

骑楼遍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因为主要多建在民国时期，因此每看到骑楼，就有一种“南洋+民国”的时代感，文艺青年爱怀旧，也更容易喜欢跑骑楼来看看。

厦门还有个外地人不知道的好。

我走在厦门街头时，少见其它海滨城市那种咸腥海风，也没有见到其它海滨城市，常年被腐蚀后的斑驳痕迹，海水也更平静更清澈，不由得起了好奇心。

一位老厦门人跟我说，厦门让人住得舒适，是因为它身处一个大海湾的中心，被大陆突出部和金门岛围绕，很好地对冲了大风浪，才有了234公里海岸线平静的深水阔港，它无酷暑严寒，年平均气温21度，本来就讨人喜欢。

厦门其实是处在一个大海湾的中心

最重要的是，厦门处在九龙江的入海口，大量淡水从这里冲入大海，降低了厦门海水的咸度，起风时，海风便显得更柔和温缱。

一位在马六甲生活过很长时间的华侨跟我说，东南亚那边海风咸腥味重，闻起来很不舒服，厦门海风不咸不淡，要温柔清新许多。

总之，厦门优良的地理条件、洋人们留下的大量建筑、以及民国骑楼与闽南美食的加成，使厦门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成为了福建海上花园、全国一流旅游城市。

但厦门岛小，它总面积才158平方公里，土地资源十分珍贵。

尤其厦门旁边，就是富商云集的大泉州，开车也就八九十公里，各路有钱人纷纷涌入到厦门，将厦门房价推高到了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远高于广州、苏州、杭州。

其实厦门岛就是整个福建，尤其是闽南人的富人小区，要不然不可能产生这么变态的房价，游客来来往往，只是短暂穿梭，闽南富人，才是厦门岛真正的主人。

由于大量吸食泉州富人和企业总部定居，厦门和泉州也无形中构成了竞争关系，我在福建时，两路人马一谈及对方，都是带点火气的。

厦门不止吸泉州，也吸龙岩、漳州等大企业的总部进驻，这些企业大部分没搬过来，但能大量开票贡献GDP给厦门，也上交部分税收给厦门，所以周边城市都是有些不服气的。

2022年，530万人口的厦门，创造了7800亿GDP，在福建排名第三，在全国５个计划单列市里排最后一位，人均GDP达到13.3万人民币，略胜大连的10.5万，跟青岛的13.8万差不多，负于宁波的15.3万，和深圳的17.3万。

2022年五个计划单列市的财政收入，深圳是4257亿、宁波1723亿、青岛1368亿、厦门881亿、大连737亿，厦门各方面都小胜大连，经济数据还算不错。

计划单列市就是财政单列，财政收入跟中央对接，但不一定就跟省财政脱钩，还是要向省区上缴一定的财政收入，叫单列不脱钩。

简单点说，就是中央给你开小灶，但你还得交一部分钱给省里。

厦门从1988年开始设为计划单列市，经济发展整体还不错，但我跟每一位厦门人谈起当地经济，大家都还不是太满意。

“主要是厦门现在还是以国企为主，”一位厦门老乡说，“经济活力不够。”

目前厦门百强企业里，前三强分别为做房地产、纸业的建发，做房地产、矿业、金融的国贸，做房地产、农产品的象屿，这三家国企营收都超千亿，占到了百强企业总营收的65.5%。

厦门目前有计算机与通讯、装备制造、半导体、生物医药、新材料、平板显示、软件和信息服务七大过千亿的产业，但民营经济还是活力不够，前三名的均和控股、盛屯矿业、三安集团等年营收有几百亿，不过基本都是搞矿炼矿这些为主，还是资源型企业。

不过还好厦门的民间贸易是做不下去了，有过去民间贸易资深免税专员跟我说，主要是现在利益太低、风险太高，关税也下降了，中国几乎什么都能造，外面的东西运进来也卖不起价，民间贸易已经没什么搞头，绝大部分免税专员已经洗白上岸了。

赖昌星的时代是彻底结束了。

“要简单粗暴地理解厦门，就是大国企加旅游。”一位厦门人这样跟我总结，“非要再加什么形容词，就是壶见富人的后花园。”

但福州就完全不是这样。

作为福建省的省会，福州的存在感一直非常低，许多国人知道有个厦门，但不知道有个福州。

厦门是全国人民的厦门，但福州，它很长时间，只是闽北的福州。

福州城最早是越王勾践的后代无诸，于公元前202年建立，在宋朝前福州没什么好说的，基本就没什么人，唐朝时福州府十邑只有3.4万户，7.5万人，野生动物比城里的人还多，唐开元时因“州北有福山”，便取名福州。

唐末开始才有一波波北方人口进入福建，每波大概就一两万，这时候福州人口才渐长，北宋时因太守张伯在城内种满榕树，福州便有个外号叫榕城，到南宋时，全城人口终于超过10万，成为宋代主要的造船业中心，也是一座以外贸为主的城市。

宋应该是福州的一段巅峰时期，因为海上丝绸之路发达，德化白瓷、福州漆器、漳州丝绢都从这里卖到国外，福州人因此赚了不少钱，再大笔投入教育当中，团结宗族，设立书灯田、义学、试馆，为族内子弟博功名铺路，以致两宋时期，福建籍进士达7144人，占全国总进士人数的25%，甚至压过了江苏浙江。

唐朝时福州还被当成野人住的地方，笑他们“闽人不知学”，大量北方汉人的迁入，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提供的经济基础，才使福建在两宋时在教育上逆袭。

福州至今还保留着古朴的三坊七巷，其中有一条郎官巷，指的就是宋时刘姓家族，子孙数世都考上功名，皆为郎官。

在宋元时期，建城更晚的泉州，在经济上一直力压福州，明朝时又是漳州坐大，清朝是厦门发家，就是到了21世纪，福州也是最近两年，才在GDP上超过泉州，改开后好几十年，泉州一直是福建第一，而且泉州民间明显更富裕，也就是说，在福建省里头，厦门和泉州一直闪闪发光，凭什么老大的位置就要交给福州一直坐？

因为福州的战略意义更重要。

最大的原因，还是闽江。

闽江是福建第一大江，全长575公里，依赖这条水路，逆江而上，可以到达半个省大的区域，沿江而下，又可以直接到达大海。

大闽江保证了福州的水源，还能扼守入海的重要节点，相对要更容易守城。

而厦门、泉州，甚至包括莆田，都是缺淡水区。

闽江年径流量是621亿立方米，晋江是51.3亿立方米，九龙江是140亿立方米，他们所对应的福州、泉州、厦门，一看就是福州更容易生存。

所以福州胜在它是一座下限更高的城市，在遇到战乱时，可以有一个保障。

厦门至今还十分依赖漳州的淡水供应，每年87%的淡水来自漳州，而泉州人均淡水资源不到1118立方米，只有全国的二分之一，全省的三分之一，人口密集地区，人均水资源更不足300立方米。

由于下限低，一被时代殴打就可能崩溃，所以厦门和泉州可以发财，但不能做大哥。

因为做大哥的，第一件事，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靠得住，无论贫穷富贵，都守得住底线。

其实如果真的要重选省会，只从地理上来说，漳州都比泉州厦门要合适一些，不过漳州位置太靠南，不适合管理全省，所以还得是福州。

而且你真要把省会从福州搬走，那闽南一定坐大，闽南坐大，历史上中央政府硬生生将潮汕切开到广东的战略意义，就要付诸东流了，那迟早会搞出一个闽南人自治区出来，福建其它城市也更拿不到资源，他们不会同意的。

老大不仅要有底线，还要懂得平衡社团利益，为所有人着想。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选福州做老大，不是在瞎搞，大家心里头，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不过福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放在全国，其实真的不怎么样。

不要误会，说起地理位置不好，我其实不是针对福州一座城市，我是说在坐的各位福建城市都是......

我以前去过福州三次，它过去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小而旧。

我第一次去福州是2008年，当时市区面积仅1014平方公里，汽车保有量也仅有18万辆，来时正赶上福州大搞城建，到处都在挖路，依稀记得城区到处是老旧建筑，以及各种大榕树和寺庙。

那时候逛街都是往东街口去，南后街十分破旧，人均月薪也不到2000元，平均房价是7500块一平。

大家看福州所处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它都活在山区间的一小块冲积平原上，扼守着闽江要道，市区是不靠海的，老市区发展空间小，城市空间能惠及到的市民数量也很少。

再结合各区分布图一起看，就知道整个福州，活得好一点的就是山中平原那一小部分人，其它人口稠密一点的连江、长乐、福清、平潭，他们的生活，注定跟泉州、莆田没什么分别。

于是这部分人，历史上也只能向海而生，在过去，都是通过偷渡、移民等方式，去到世界各地去谋生。

福州旗下各区域，各有各的偏好。

我们先说大名鼎鼎的福清。

按2019年的数据，县级市福清常住人口有140万，其中在海外的有90万人，最多的在日本，其次在美国。

福清人去到日本后，经营一些小本买卖，卖卖豆腐、开开餐馆什么的，但常遭到日本山口组欺压，在报警没什么卵用后，为了自保，福清人组织起来，跟山口组开始对砍。

最早他们为了保护一个豆腐店，以几十人对山口组几百人，将山口组打得落荒而逃。

之后福清帮和山口组对攻几十年，传言1997年还干掉过一位山口组大佬山本元一。

不过福清帮在日本，渐渐也走上了毒品、走私、偷渡、贩毒、绑架等各种犯罪道路，变成了真正的黑社会，把自己名声搞烂了，日本现在对福清人也基本拒签。

另一个海外常见华人势力，是长乐人。

按2020年的人口统计，长乐常住人口80万，但有50万在海外混饭吃，最多聚集的是美国纽约，共约20万人。

纽约总人口才880万，华人就占了约60-80万左右，是华人最爱去的美国城市。

长乐人大批去美国，始于1990年代，一般是跑到美国做厨师或杂工，从早上十点干到晚上九点，经过几年积累，学了些厨艺存了些钱，便开始自己开小餐馆，那时候是美国经济黄金期，在美国开餐馆的中国人，几乎都能挣钱。

他们也不跟当地人通婚，而是回福建找老乡说媒，愿意嫁过来的就一起到美国奋斗，几十年下来，餐馆渐渐越开越多，手里存的钱也越来越多，还把东百老汇大道变成一条福建街。

长乐人把赚来的钱汇回国内，滋养着长乐经济，最终催生了当地钢铁和纺织两大产业。

在1988-1993年的偷渡黄金年代，纽约甚至出了“偷渡皇后”郑翠萍这样的人物，郑翠萍出生在长乐以北的马尾区，曾帮助几千名福建人偷渡到美国，几乎无人不知大姐萍，1980年代，她一次偷渡收费1.8万美元，1990年代，一次收4万美元，郑翠萍因此发了大财。

最后因为1993年一起偷渡事故，死了十个偷渡客，美国政府发出通缉令，郑翠萍开始逃亡，2000年在香港被逮捕后引渡到美国服刑，2014年因癌症病死于狱中。

死后还有大量福建人去吊唁她，开着几十辆加长林肯为其送行。

总体上来说，整个福建都不适合生存，作为省会的福州，生存空间也极小，最后游走于世界各地的福州人，形成了日本福清、美国长乐、英国连江的分布。

其实福清人、长乐人、连江人没有受到福州的惠及，对福州的认可度较低，他们几乎不说自己是福州人，但作外乡人的角度看，我们还是会将他们统称为福州人。

作为随时可能跟对岸发生军事冲突的前线，福州自己的发展也较为缓慢。

我2008年第一次去福州时，就感觉它作为省会，还是一座较为落后的城市。

直到福州确立了“东进南下，沿江向海”的发展战略。

简单点说，就是福州老城区没法动了，就在福州外围，再造了一座新城。

除了原来的中心城区，还包括三江口新区、长乐区、滨海新城这些新城区，通过2017年建成的地铁1号线、2019年建成的2号线、2022年建成的5号线、6号线串连起来，四号并网，扩大了整个福州城区。

我在三江口新区沿路步行时，看到的是一座很漂亮的现代新城，跟西安曲江、成都高新、南宁万象一样让人心旷神怡。

尤其这边又靠海，海边走廊极适合散步游览，是一座让人十分心动的宜居城市。

随着新区的发展，各种大企业的入驻，福州的GDP也终于微微超过了泉州。

不过根据我现场观察，福州实际的经济活力尚不如泉州，真正要拉开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捌 向海

闽南人有一个特别的习俗，就是在自家孩十六岁，要举办一个成人礼，叫舞象之庆。

从这天开始，意味着这个孩子男子已经成丁，女子则为及笄。

在十六岁生日这天，家里要备三牲，寿面供神，外婆家会送来衣物、金饰、红鸡蛋，亲人们会给他象征福气的金戒指金项链等，祝福他迈向成人之路。

其实，这套仪式的背后，也是在告诫自己的孩子：

从此以后，你就将要成立为人，你很可能要离开父母，离开福建，去到南洋闯荡，今天送给你的金器，是作为你后面保命的流通货币。

去勇敢地闯荡吧，福建因为穷山恶水留不住人，去陌生的南洋、去日本、去美国，去闯出自己的世界来吧。

就像1980年代，那部港剧歌曲里唱的那样：

河水弯又弯，冷然说忧患。

别我乡里时，眼泪一串湿衣衫。

若有轻舟强渡，有朝必定再返。

水涨水退，难免起落数番。

大地倚在河畔，水声轻说变幻。

梦里依稀满地青翠，但我鬓上已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