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赵氏孤儿，前些天写过《春秋左传》记载的真实事件和司马迁在《史记》中虚构的故事。《春秋左传》里记载的相对简洁，叙述了由于赵庄姬和赵婴齐私通而导致赵家遭遇灭门惨案。
《史记》所记，情节改变了不少，而且出现了新的内容：一、虚构了一个奸臣屠岸贾。他矫称君命胁众将灭了赵氏全族。二、隐瞒了晋国公主赵庄姬的污点，把她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写成了悲剧的承受者。三、塑造了义士程婴和公孙杵臼。他们扶孤救孤，义无反顾地践行忠义的精神为故事赋予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太史公的小说笔法，使得赵氏孤儿的故事完整而跌宕起伏，具有浓厚的戏剧性，也为后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另一方面，作为严谨的历史记录，虚构的故事又显得荒唐了。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历代很多学者对赵氏孤儿的事情进行了考辨，今天我们就看看学者们的考疑。
首先说几个引用《史记》说法的。
西汉刘向《新序》卷七《节士》和《说苑》《复恩》篇都延续了《史记》的说法。限于篇幅，就不引用了。
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卷二《吉验篇》：
晋屠岸贾作难，诛赵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遗腹子。及岸贾闻之，索於宫，母置兒於裤中，祝曰：“赵氏宗灭乎？若当啼。即不灭，若无声。”及索之，而终不啼，遂脱得活。程婴齐负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时，韩厥言於景公，景公乃与韩厥共立赵孤，续赵氏祀，是为文子。当赵孤之无声，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赵文子立，命也。
作为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王充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但在这里他还是宣扬宿命论“赵文子（即赵氏孤儿赵武）立，命也”。
再说考疑的。
唐代鸿儒孔颖达，是孔子嫡孙，曾奉唐太宗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五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左传》。
他在《春秋正义》中论述赵氏孤儿：
《史记》又称有屠岸贾者，有宠于灵公，此时为司寇，追论赵盾弑君之事，诛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而灭其族。案：二年《传》栾书将下军，则于时朔已死矣。同、括为庄姬所谮，次年见杀，赵朔不得与同、括俱死也。于时，晋君明，诸臣强，无容有屠岸贾辄厕其间，得如此专恣。又说云：公孙杵臼取他儿代武死，程婴匿武于山中。居十五年，因晋侯有疾，韩厥乃请立武为赵氏后。与《左传》皆违。马迁妄说，不可从也。
他在这里根据《左传》，说故事发生时，赵朔已经死了，而且当时晋景公还算英明，不应有屠岸贾这种跋扈的臣子。因此，他说：“与《左传》皆违。马迁妄说，不可从也。”
苏东坡，我衷心喜欢的文化天才，也在《东坡志林》里论述过该事：
《史记》：“司马穰苴，齐景公时人也。”其事至伟。而《左氏》不载，予尝疑之。《战国策》：“司马穰苴，为政者也，闵王杀之，大臣不亲。”则其去景公也远矣。太史公取《战国策》作《史记》，当以《战国策》为信。凡《史记》所书大事，而《左氏》无有者，皆可疑。如程婴、杵臼之类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诬，抑不在春秋之世，当更徐考之。
他认为，司马迁写《史记》的战国部分多采纳《战国策》。凡是《史记》所记的大事，《史记》有而《左传》没有的，都可疑。例如程婴、公孙杵臼的故事。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程婴杵臼》：
《春秋》于鲁成公八年书晋杀赵同、赵括，于十年书晋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记》乃有屠岸贾欲灭赵氏、程婴、公孙杵臼共匿赵孤，十五年景公复立赵武之说。以年世考之，则自同，括死后，景公又卒，厉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婴、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时风俗无此也。
洪迈也从《春秋左传》考证，认为年代不对应。“其乖妄如是”。还认为程婴、公孙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为了宣扬忠义气节所编造的。
后来又有王应麟《困学纪闻》、张尚瑗《左传折诸》、清代赵翼《陔余丛考》都认为《史记》所记载不足为信。
不过，也有持保留意见的学者。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
言杀赵同、赵括、赵婴齐，《左传》颇略。然此赵氏之大事，必别有所传。赵之亡，去太史公近，文献必有可考。太史公时，书不存者多矣，遂谓之妄可乎？如此事赵氏所由不絶，得以大于后世，茍有其文，何得削之？后世之轻议古人可恨也。按程婴、公孙杵臼之事最为无据，疑战国时任侠好竒者为之，非其实也。
何焯认为该事《左传》记载简略，必别有所传，司马迁离那个时代不算遥远，必当有参考文献，不可以妄论其书。意思是只有更多文献资料出土，赵氏孤儿的真伪才能见分晓。
冯班也是持怀疑态度，认为“今皆不知所言何事，太史公当时岂《左传》之外便无所据乎？……甚矣！太史公之不为后人所容也。”他倒是坚决相信司马迁。
综上，历代学者们认为赵氏孤儿一事当从《左传》的为多，当从《史记》的为少。当然，要为此事下定论，还有待于更多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