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历史资料中都这样评价东林党：一群伟大的人，一群道德高尚的君子，一群胸怀天下为国为民的士大夫，一群大公无私没有个人利益的人，是他们挑起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

或许他们的道德很高尚，但不能仅凭道德高尚这一点就推断出伟大，高尚是高尚，伟大是伟大，二者有联系但绝非必然，和能力更是十万八千里八竿子打不着关系。

邹元标，号南皋，江西吉水县人，东林党三君子，东林党领导人之一，这个人的一生可谓人如其号：搞了很多事情。（，南皋，难搞）

万历五年，张居正当国时期，赶上张居正父亲去世，按照丁忧应该要守孝三年，这是为人子所要求的，可张居正鼓捣了一个“夺情”，大意就是皇帝觉得国家离不开你，国家的利益大于小家的利益，委屈一下就别回去守孝了。

大臣也联名请求张居正以国家大事为重，跟随潮流总是没错的，不得便宜起码不吃亏，邹元标也搞联名，不过不是允许夺情，而是强烈要求张居正回家守孝，其中还说了张居正这种人对国家弊大于利等不和谐言论。

邹元标没赶上联名，和他搞联名的惨了，邹元标火急火燎的赶来正好赶上这些人被廷杖。

要是别人这就心中暗自庆幸逃过一劫了，邹元标不一样，觉得没挨板子这是不够义气，继续递，结果被打的比前面的还严重。

天启元年四月，邹元标给天启皇帝写了一封奏折，奏折大意为：

“今天国家成了这个样子，都是二十年来这些大臣所导致的（党争），过去这些大臣啊好多都是嫉贤妒能不让有能力的人才有上升空间，每天想着怎样禁锢贤士驱逐能人；而负责监察的官员们看事情又无法心平气和客观看待问题，专门想着是三五成群搞小团伙小组织。”

（往者不能以进贤让能为事，日锢贤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气，专务分门立户）

“所以臣以为如今当务之急就是群臣以和为贵，只有朝廷内部以和气为主才能让国家走向好的方向，我提议以后评论一个人应该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评论大事也要如此，不要因为和自己有什么牵连恩怨也影响。”

（论一人当惟公惟平）

邹元标这话说的真可谓一个高尚的人，大公无私，客观中立，说的太好了。

然后邹元标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向天启皇帝推荐了很多人才，其中有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叶茂才等等。

以上这几位搞党争都是一把好手，赵南星更是党争的急先锋，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都和邹元标一样是东林党人。

非东林党人都看傻了。什么？不是说公平公正公开吗？不是说评论人物要客观公正吗？这不等于挂羊头卖狗肉？这不是当婊子还要立牌坊？

在邹元标的帮助下，之前京察被赶走的东林党人好多都回到了庙堂之上，史称“众正盈朝”，大意为朝堂之上都是正人君子国家贤良。

是不是正人君子是不是国家贤良不清楚，好多东林党人这是真的。

即使是这样邹元标等东林党人还是不满足，把之前发生的三案又拿出来当事说了。

秉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邹元标把矛头指向了前首辅浙党首领已经告老还乡的方从哲：“你方从哲当首辅当了七年，没听说过你做出过什么功绩，就听说过你一天之内三次催促萨尔浒前线作战，让我军十万将士丧命于沙场。”

（且从哲秉正七年，未闻建树何事，但闻马上一日三趣战，丧我十万师徒）

而另一位东林党人高攀龙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提出“明朝总指挥杨镐是后金奸细”的观点，认为萨尔浒之败是因为内部出了汉奸。

“当年许悼公喝了太子的药而死，太子就自杀了，可这样《春秋》仍然把太子定为弑君者。”

“方从哲应该怎么做？二话不说拿剑自杀以谢先帝，这是大义；大开家门等朝廷司法官员前来捉拿，这是中义；然而只是因病退休，这是不义啊！”

“臣认为方从哲即使没有弑君的想法，但却有弑君的客观事实；想要洗清弑君的罪名，却不能免去弑君的事实！”

（臣以为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实；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法律不看动机只看行为的原则被邹元标第一个发明了，而邹元标的专业也很对口，大理寺卿、刑部右侍郎，最高法院院长兼公安部副部长。

“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邹元标的激动和作为当事人的天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天启只是表示：

“方从哲素来忠慎，再说了李可灼进红丸本来就是先帝自己的意思。”

死的是我爹，你着急什么？

至此想利用方从哲扩大打击面的计划宣告失败。

但是在有关王化贞和熊廷弼的事件上，邹元标的表现却截然相反：

天启三年四月，由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代表三法司，也就是俗称“三司会审”审理王化贞案件，而熊廷弼则是调查情况。

熊廷弼刚上来，象征性的跪了一下，膝盖刚一沾地就站了起来，第一是因为熊廷弼虽被解除职务但并未像王化贞一样被捉拿回京，而且熊廷弼是主动要求解除职务的，不是罪犯；第二找熊廷弼来是了解情况的，毕竟他是除王化贞外最了解情况的人；第三熊廷弼是谁？熊廷弼觉得这事和我没关系，我又没犯错，跪什么。

王纪和周应秋觉得此举并无不妥，没说什么，就准备询问了，可一旁的邹元标不知怎么了就跟吃了枪药一般突然炸了：

“大胆熊廷弼，居然敢藐视三法司，身为犯人居然敢不下跪！”

旁边的王纪和周应秋楞了一下，熊廷弼成为犯人了？没接到通知啊。

熊廷弼是什么人，那不是被吓大的，反问道：

“邹大人，我是什么罪人？当初朝廷让我驻守山海关，这都说的清清楚楚，如今广宁战败，和我有什么关系？罪犯是王化贞。”

熊廷弼说的是正确的，但邹元标也是和稀泥老手。

“当初朝廷让你们经抚功罪一体，丢失广宁有王化贞的责任也有你熊廷弼的责任，身为上级的你责任更大！如今还想逃避责任！”

这下熊廷弼火了，原来是想在这等我，这是原则问题，必须说清楚，随之开始一系列的反问和反驳。

要说道德君子，十个熊廷弼不及一个邹元标；可如今要说辩论，十个邹元标也没有熊廷弼的十分之一。在熊廷弼一系列反驳下，对方辩友邹元标连一句反驳的机会都没有，最后气的邹元标表示今天熊廷弼必须按照罪犯的待遇关进刑部大牢，要么就是对抗朝廷对抗皇上。

刑部尚书王纪看不下去了，连忙出来打圆场，让锦衣卫把熊廷弼先带到其他地方暂后处理，刑部监狱是万万不能进的。

可等到传唤王化贞的时候，邹元标的表现却很奇怪，王化贞刚要下跪，邹元标居然口呼“王巡抚，无需多礼”，对主动辞职等待调查的熊廷弼十分严苛，对于被捉拿进京明文定为罪犯的王化贞十分礼貌，邹元标却拿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好像拿错了剧本。

王化贞拿出一封信，哭嚎道：

“我王化贞是个命苦之人，我自己的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把事情始末都写在这封信上，希望各位大人给我做主。”

邹元标扶起王化贞，说了这样的话：

“王巡抚是有责任的，现在你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责任，只要王巡抚认清自己的责任，将来有一天还是有重回朝班之日的。”

邹元标全然没有提到罪责而是以责任代替，还许诺王化贞这样一个导致辽西沦陷的罪魁祸首将来有一天要重新回到庙堂之上继续做官。

在最后的判决书里，对王化贞的评价是这样的：

先说了王化贞的功绩。“王化贞受命于败军之际，广宁危若累卵，只手撑持八月，人谁不怜之！”

一个独守孤城，一人肩负国家兴衰的民族英雄，要不是没有“受命于危难之间”，我真以为这说的是诸葛亮。

紧接着就是王化贞的罪责，“但确实是不懂军事，利用蒙古而反被蒙古利用，利用间谍策反李永芳而反被李永芳利用，身边有叛逆孙得功却不察觉，还把这样的叛逆认作义子”。

（但朴实不知兵，用虏而反为虏用；用间而反为间用）

王化贞自以为精明到头来却像个傻子被人耍的团团转，这么大的过失，却用一句“但朴实不知兵”轻描淡写的就带过了。

王化贞傻，可有聪明的，王化贞“朴实不知兵”可是熊廷弼“不朴实但知兵”啊，熊廷弼是不是说了，西虏不可结，李永芳不可信，结果呢？结果就是没人听进去，然后一败涂地！

最后对王化贞的概括评价就是：“化贞有忧国之心，而无谋国之智；有吞胡之志，而无灭胡之才。”

没本事，早去哪了，叫嚣着一方荡平后金的时候不说，和熊廷弼吵架的时候不说，如今兵败了地丢了人死了来一句“我能力不够”就算了，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总之，王化贞是一个有志气有报国心但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智商和才能的人，但他出发点是好的，所以判决结果为：上刑。

按照《书·吕刑》的典故，“上刑”就是重刑或极刑，但具体是什么并无明确规定。

也就是说王化贞的处理结果是有可操作性的，可能被斩首也可能被处以其他非死亡的刑法，然后表现良好，然后再有人出来求求情，过几年出来又是一条好汉，邹元标所说的“重回庙堂”也并不是白日做梦。

但是我这个人记性不差，在红丸案面对方从哲，邹元标那是高呼“即使没有弑君之心，也造成弑君客观事实”，秉持的是的“不问动机只看事实”原则；可同样的事情到了王化贞这里就是“虽然他丢了国土，但是他出发点是好的，他是爱国的”，变成了“事实不重要出发点才是关键”，他是为我们大明好，只不过是好心办坏事，念在这份上也是可以原谅的，也是值得同情的。

反观对熊廷弼的评价，真的是令人无话可说：

“你熊廷弼到了山海关确实说了蒙古不可信，李永芳居心叵测，广宁人心不稳，只不过是在嘴上侃侃而谈并未落到实际！”

“当广宁失陷的时候你熊廷弼居然无计可施，错愕不知该如何是好！”

“熊廷弼你自己摸着自己的良心好好想想：你比较杨镐多了逃跑，比较袁应泰少了以死殉国，如果严刑处罚了王化贞，却对你宽容的网开一面，不单单是天下人和后世人不会信服，恐怕都不能让身处牢狱的杨镐、九泉之下的袁应泰信服！”

（廷弼扪心一思：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若厚诛化贞，而廷弼少及于宽政，不惟无以服天下万世之心，恐无以服杨镐、袁应泰之心。）

“所以应该采用严厉的处罚，用来警醒后来人。”

明正典刑，这里的“重典”毫无疑问就是处以死刑。

熊廷弼不是个好人，他为了利益可以打死有冤情的学生，他觉得自己很厉害（确实），他眼高于顶看不起周围人，他智商很高但情商很低，他脾气很差，说话尖酸刻薄，导致朋友很少而且后来也都闹翻了。

从熊廷弼个人的角度来讲，当王化贞兵败的时候，他应该是高兴的，他当时的心情就是幸灾乐祸的真实写照，而熊廷弼之所以没有听从王化贞收拢部队守卫关外最后几座城池的建议，可能有当时形势危急的原因（战败了谁还愿意为你守城？），但也有想让这把火越烧越旺事情越闹越大的意思，把王化贞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用王化贞的无能和给明朝带来的巨大损失衬托出自己的能力和英明睿智，然后把辽东大事全盘交托给自己。

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更何况是一个有能力但却被压制，有着自大自傲性格但却被一个蠢货在头上拉屎拉尿的熊廷弼。

人皆有私，熊廷弼的私就是对王化贞的不满和愤恨，是在庙堂之上压迫下的不公而产生的私，但这种个人的合理的私在面对所谓天下面对朝廷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有的，必须要做到大公无私，要做到一心为国不能有半点的个人情感，不能有喜怒哀乐，更不允许有思考有不满，朝廷永远是对的即使有错也轮不到你来说，你要说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欺君犯上。

大公无私，可以是追求但绝不可以是要求，可以是历史上极个别人的个例但绝不会成为普遍现象，想要用某种精神某种秩序某种思想去压制乃至消灭人性中私这一部分的人不是傻就是坏。

大公无私是要求别人的，在自己这里都不作数，而这些人往往又都是号召大公无私的急先锋。

王化贞熊廷弼封疆大案是天启三年的大事件，但却不是最火爆最惹人关注的大新闻：

天启三年，京察年。

很多人的政治前途就看这一哆嗦了。

而这次负责京察的几个主要干部都是东林党人，在他们看来虽然很多东林党人都重回朝堂，但还远远不够，很多官位上由奸佞小人把持，要做到真正的“众正盈朝”还远远不够，所以“革命仍未成功，同志必须努力”，办法就是把这些人清除出去，俗称强制下岗。

被强制下岗的官员有一部分确实是有问题的，能力差工资高个人道德修养比能力还低；但能力不错品德不错的也大有人在，人家这六年真真切切干出了成绩，如今却被通知考核不及格，这上哪说理去。

很快这些被强制下岗的各位发现了一个共同点，无论品德无论能力无论成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齐楚浙三党的核心骨干和外围成员。

这并不是结束，因为除了他们还有很多和三党毫无瓜葛的中间人士，既不是东林党也不是三党，奉行中庸之道，可如今却也落了一个这样的下场。

总之，无论是三党还是无党派人士，只要不是东林党，通通在这次京察中遭受打击，重则下岗轻则贬职，最好的就是原地踏步。

智者会把敌人变为朋友，而东林党不仅打破了潜规则，把政治斗争演变为置敌人于死地之外，还把凡是非东林党的人都统统当作自己的敌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这种话看似霸气十足，但却充满了唯我独尊的自大和狂妄，最后东林党的覆灭也就是落在了这个点上：

得罪了敌人，得罪了路人，甚至最后得罪了自己人。

该得罪的，不该得罪的，没必要得罪，不敢得罪的，东林党都得罪了。

干了六年，六年的大好时光，人生中有几个六年，六年里又可以做多少事，对常人尚且如此，更不必说考中进士做官已经三十岁往上的大多数官员，这六年是很多人的黄金时期，承载了多少人的期盼，这期盼中包含着升官发财，包含着治国平天下，包含着光宗耀祖种种或高尚或现实的梦想，而这些梦想都被东林党无情的打破了。

挡人财路，杀人父母。

这是《北平无战事》中燕大副校长何其沧告诫治理贪腐的国民党方孟敖的一句话。

但对于这些已经年逾不惑天命的朝臣来讲父母早已经故去，想杀也没有了，何况东林党做的事情不光是挡人财路，而是更严重的挡人前途，甚至说是断人前途毁人前途。

这已经不再是杀人父母的问题，而是连他们一块杀连他们的家庭一块杀的问题，这既是利益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在东林党和他们之间注定只有一方可以活下来，鱼死网破，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有一个人先站了出来：

一个东林党人。

阮大铖，戏剧大师，文学大师，文学才华可以说在明朝历史上有一号，甚至有人认为阮大铖是“明代唯一一个诗人”，张岱对阮大铖也可说推崇备至，在阮大铖说书的时候都一语不发听得如痴如醉。

但他在历史中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身份，东林党人，准确的说是前东林党人，也就是说曾经是之后不是，而对于东林党这类严密且系统的组织，想退出是不可能的，其实类似的组织都是一样的，有人说他们就像黑帮，只许进不许出，想要出去无非只有一个办法：

背叛。

浙党首领方从哲因为红丸案告老还乡，但是以邹元标为首的一部分东林党人不断的喊打喊杀，想要制方从哲于死地；阮大铖不是这类人，他觉得邹元标这类人很傻很天真，所以他从现实角度出发，以他吏部右给事中的身份弹劾当时内阁辅臣史继偕，最后史继偕告老还乡。

内阁辅臣正常情况下不过五六人，如今首辅空缺，史继偕一走，内阁更没人了，可以说阮大铖为东林党重回内阁叶向高成为内阁首辅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所以，他的好朋友左光斗告诉他等这次京察结束，吏部都给事中的位置就是他的了。

可左等没消息右等没消息，等来等去还是没消息，阮大铖急了，正所谓好事多磨，消息终于等来了，可阮大铖看完傻眼了，说好的吏部都给事中上面的名字不是自己，自己成了工部都给事中。

按惯例，吏部第一，工部最次，阮大铖从执掌组织人事生杀大权的吏部新贵突然间成为了监督产品生产是否偷工减料的质量监督员，这个差距不是天差地别也差不多。

“权力正如地产，位置是重中之重，你离中心越近，你的财产就越值钱”这个道理作为曾经一度无比靠近权力的中心（吏部右给事中）的阮大铖自然懂得，如今的他从权力中心的边缘一下滑到了权力的边缘，险些出局。

讲情分，阮大铖是东林党人，老师是高攀龙，铁哥们是左光斗；讲道理，阮大铖为东林党立下了赫赫功劳，又有功劳又有苦劳；讲规则，吏部都给事中空缺，阮大铖作为后补即使没有功劳于情于理也该递补，而不是突然调到工部。

阮大铖很不理解，那个夜晚他一夜未眠，深深的感觉到了世界的欺骗和恶意，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被人抛弃的夜壶，用完了就被一脚踢开。

人有很多讨厌的东西，比如虚伪，比如浮夸，但最共性的无非欺骗和背叛，此刻的阮大铖感受到的就是这二者的综合体，来自好友的欺骗和来自组织的背叛。

既是欺骗也是背叛还是侮辱，阮大铖既感到绝望又感到无助还感到愤怒，于是他找到了一个人，一个可能是当时唯一可以帮助他的人：

三党已经不在，东林党遍布朝野，唯一可以对抗东林党的只有这个人。

严格来讲，他不是人，起码并非我们通常所讲的人的概念，他是一个不完整的人，一个不是人的人，他的奋斗史不逊色于任何一个成功人士。

他是太监，却是一个把太监做到极致，一个做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差一岁就成皇帝的太监，他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做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把太监这个卑贱的职业做成了和孔孟并肩，真正实现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社会公平，真正践行了“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的心灵鸡汤：

魏忠贤。

如果要在开学前写完的话，我大概还需要三到四篇总计两万字左右，在今天和明天两天内写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专题：清朝三百年（可能是目前为止最好看的通俗清史） 欢迎关注，相信我你的这一次选择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