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2 我要学医
……事实上，很有趣的是，一旦我想到金钱这个东西时，我的脑海中便会开始浮现一切我想拥有的东西，目前我已经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清单了，从凯迪拉克跑车，.游泳池……一直排到游艇。
我闭上双眼，回忆34年前，那列由弗吉尼亚州驶往德克萨斯州阿比灵地区的火车上，成百的年轻新兵，大部分像我一样，生平第一次离开家。我生长在利趣门，因此火车在行驶的途中，我就惊异地发现，地球上怎么会有树木如此稀少的地方？
“那是1943年的9月底，”我开始讲：“我正前往德州的巴克利营接受基础训练。”当时我20岁，高而瘦，完全还是一个孩子，满脑子都是打胜仗、击败纳粹势力的理想主义。
唯一我没有预料到的，就是去和灰尘大战一场。阿比灵的火车站，我们被一堆堆地装进卡车，等着运到几里外的营地。一路上尘埃漫天飞，什么也看不清。我想巴克利营准是一块庞大的地盘，估计该有25万人在此受训。然而一直到几天后，尘埃稍稍落定时，我才看清此地的面目：一座延伸到沙漠中的、散状的木造兵营城。
在沙尘的猛击中，我们必须带着护目镜操练，而且还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家伙的肩头，否则我们准会撞在一起。紧接着，11月中旬便开始下雨，于是所有的沙尘变成了烂泥，但狂风依然不断地把地表吹干、把沙尘打在我们的脸上。大家都说，这是世界上唯一能让你行进在及膝的烂泥中，却仍然满眼飞进灰尘的地方。
12月里，最难熬的是天气转冷，这里的酷寒较之利趣门，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2月10日那天，气温是摄氏零下12度，我们席地而坐听几位年轻的尉官讲了两小时有关清理装备的方法。当晚，整排的人都咳个不停。
第二天早晨，我的喉咙依然隐隐作痛，于是就去医务室检查。没想到竟然发烧了！幸好热度不算高，约有38.9°C左右。随即一辆吉普车驶来，将我送往基地医院。
这是一家有5000个床位的大医院，大约占用了200栋以上木结构的低矮建筑，全部以通廊相互连接起来。由于我在发烧，一位年长的护士就把我安排到隔离区——一栋有24个床位的营房，其中医生和护士各有一间办公室，在进门处还有一间储藏室。储藏室的正对面有三间单人的小病房，如果你真病得严重了，他们就会将你移到那里。但我仅有一点微热，所以我住在营房另一头的大病房里。
事实上，唯一让我焦虑的是，日子已到了12月11日，而我必须在12月18日前搭火车回弗吉尼亚州，刚刚获得的这个假期是一个小兵在美国军队中能得到的最长的假期了，所以我无论如何不愿被一个笨蛋感冒骗掉了。家乡利趣门的弗吉尼亚医学院在12月22日开课，通过那里的陆军特别训练计划，我将会变成一个医生呢！
这件事所带来的惊喜，常常让我在半夜里醒来，还一直怀疑这会不会只是好梦一场？那是感恩节的第二天，我在操练场里突然被叫到屋中，面对一屋子的少校和上校（其中还有好几个准将）。我暗自确信那是个军事法庭，因此努力地回想着电影中的情节，到底他们是否会给我一个机会打个电话回家，还是马上就拖出去枪毙掉？
他们向我发问时，我虽然立正站着，但我的膝头却抖得撞来撞去。
你完成了利趣门大学医学院的预科训练，这是真的吗？你已经得到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入学许可，这是真的吗？眼前医学院的学生们都自动地申请缓征，你却偏偏申请入伍，理由何在？
终于有个长官向我解释：到目前为止（1943年冬天），军队中严重地缺乏医生。每个人都知道明年的某个时刻，盟军将在欧洲发动大进攻，但谁知道此后的战争将会持续多久？五年？六年？所以他们急需医生。显然地，培养医生的最迅速的方法，就是在士兵中找一些接受过医学院预科训练的人，送去深造。
于是我战栗而释然地告诉他们，是的，去年夏季我19岁时就完成了医学院的预科训练，并且像大战期间的一些学生那样，以两年的时间修完了四年的课程；是的，弗吉尼亚医学院已接受了我的入学申请；至于为什么我偏偏要入伍？……这是私人的事呀！然而所有的军官全望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我告诉他们，这是因着我父亲的缘故，因为他服役去了。他们一直瞪着我，等待着全盘的故事，所以我只好把一切都掏出来。我解释道，父亲是铁路局的煤矿专家，常常四处旅行，向他们的煤矿大主顾们示范如何铸造良好的熔炉等等。大战爆发后，公司将父亲借给联邦政府，随后他走遍全国，检查了军事基地中所有靠煤燃烧的工厂。当欧洲大进攻的可能性增大时，父亲接到一个军中的任务，被分派到专门为“进击日”储备燃料的小组里了。
这就是我父亲，早已超过了征兵年龄却还要前往海外，准备随着第一支队伍踏上欧洲大陆去设立燃料补给站。而我，正值20岁的年纪，怎能无视于战争而继续求学？所以我志愿入伍，接着就被送到德州的巴克利营。
当然，我并没告诉长官说：这数周的尘沙与烂泥已经让我对一个步兵在战争中的价值产生了很大的思想转变。虽然我丝毫没有期望得着什么，但竟会传来这个不可思议的消息，说我将要进入医学院！居然是军队决定送我去的！
穿着他们给我的一件布袋般松垮的白睡衣，我躺着定睛于这间隔离病房的木制天花板，感觉事情的进展相当令人满意。我在想，如果我是个虔诚的宗教人士，我一定会说这是上帝的恩赐，然而这反应倒没发生在我身上。虽然我在家时曾上过教堂，但对我而言，那并非是件很重要的事。
最要紧的是参加童子军活动！我12岁时参加了童子军，由最底层的新手一直干到了鹰级童子军，并且在去年夏天晋升为少年童子军的副教练。因此，我自然地倾向以荣誉来想像各种事情，诸如分数和晋升这类的事。如今，志愿加入军队似乎也变成了一种荣誉的记号，或者一种善行，所以被送往医学院深造则可以看成是一种奖赏了。
这就是我人生进展的方式，以读医为例吧！在我还不懂何为赚钱谋生时，我已决心要做个医生，然后到大学时才发现，原来医生在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能赚一大笔的钱。问题是，我并非为钱而踏入此行业，那酬劳只是因着完成了正确的事情而得到的结果。
随军护士在我的床头停下了脚步，甩了甩温度计，于是我把它塞在舌头下，期望终于能出现好消息。已经是12月15日了，我在这病房中已经捱了整整四天却毫无起色，18日要上火车的事已着实让我担心起来。我知道，即使高烧退了，他们还会叫我在复元室里呆上好几天。
她看了看温度计，然后记在统计表上。
“还是38.9°C没错。”她说着，语调里似乎满含歉意。我曾告诉过她我的大假期，而她和其他的医护人员一样，似乎真诚地在关心着我。
因为我一直在折腾他们，所以他们不得不搜集来一堆火车时刻表。我把这些时刻表搁在床边桌上，和水壶、饮水杯、痰杯、以及夜灯放在一起。
医院中所有的装备里，只有这些时刻表是我和外界的唯一联系。万一到18日我仍不幸地要继续呆在这里，我就必须研读此地通往弗吉尼亚州的每一个火车班次的时刻，一直到找着能让我参加医学院22日开课的方法。万一到时候我去不了，唉，这里至少有一打以上的士兵等着代替我呢，这点我是相当清楚的。即使他们奇迹般地替我保留了名额，但是如果我到达时所有的课程都已经开始，那我想赶上进度的机会也就等于零，因为这是服役中竞争最激烈的课程之一！而且，我已接到了警告，说起初的九个月里，班上将会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淘汰。
我吞下了护士留在纸杯里的药丸，马上又回到自己那令人舒服的哲学中，告诉自己说，我十分明白我想成为医生的动机，绝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帮助达比尼爷爷。
达比尼爷爷是我的外祖父，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见他的蓝眼睛和根根直立的白胡子。达比尼家族是18世纪移居到弗吉尼亚州的法国新教徒，他们所住的区域至今仍保留着特殊的语言。达比尼爷爷总是爱把“花园”念成“花依园”，把“车”念作“吃依”。
对姐姐和我而言，与其说达比尼爷爷、奶奶是我们的外祖父母，还不如说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我出生一个月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因着工作的缘故常常出差在外，因此达比尼爷爷、奶奶就把玛丽珍和我，一起带到利趣门郊区他们那栋叫“苔边”的古老大房子里去住。
那里实在是一个小男孩成长的奇妙环境，在宽敞的走廊上有很大的柳条椅，在院子中央有棵古老的榭树。达比尼奶奶在草地上养着奶牛和小鸡，一直到政府下了禁令才停止畜养。她是一位个子小小的守旧女士，称呼她的丈夫为达比尼先生。她宁可保留她那老旧的、燃烧木头的炉子，也不愿使用新式的瓦斯炉。童年时，每个清晨醒来，我就会听见奶奶在厨房中敲面糊团的声音。
达比尼爷爷拥有南方最大的一间鞋铺。二楼孩子们的房间里，有座用脚踩动的旋转木马，是我最爱玩的。有时候，他会带我到大房子附近的阿卡铁道区，到老利趣门、弗得瑞克和波多马克河的交汇处……观看转辙器的引擎。
家中的另一成员是威廉斯小姐，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护士，当我还是个不足月而恐怕活不成的小婴儿时，她就陪着我，一直到回家。达比尼爷爷总是很喜欢提起当时我是多么小呀，以至于只好用鞋盒装回来。威廉斯小姐带着一副银边眼镜，鼻子上有块肿瘤，是以前受过伤没有处理妥当而留下的。她把我养在一个大瓶子里，那是利趣门当时闻所未闻的新发明，然后她继续留下来照顾玛丽珍和我。
七岁时，父亲续弦，于是玛丽珍和我回去与父亲、继母同住，而威廉斯小姐则去別人家工作了。然而，几乎每个周末我仍然会跑去“苔边”找达比尼爷爷、奶奶，和他们在一起。年复一年，我眼看着达比尼爷爷被一种无人能治的疾病折磨，以至于慢慢地扭曲、弯腰起来。
人们说那是风湿性关节炎。在我还小的时候，风湿病只在他的腿里，所以他支着拐杖来来去去。后来，风湿渐渐蔓延到了肩膀和双手，于是他只好坐在轮椅上。我长大些后，常常将他从椅子上抱起来，放进他的车里或床上，那时我才了解风湿病是多么的令人痛苦。而达比尼爷爷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他是世界上最不会发怨言的人。事实上，他的医生还常常带一些病人来探访这位严重残疾的老人，好让他使那些病人快乐起来。有时候他会因着剧痛而退避，他的脸因疼痛的折磨而变得像纸一样白，那一刻就是我决心要做个医生的时候。
现在想为达比尼爷爷做些什么都太迟了，因为三年前，在我17岁时，他去世了。记得当时我刚从周末的童子军旅行回到家，发现小弟亨利和小妹布鲁丝倚在前窗旁。亨利只有七岁，布鲁丝才五岁，他们太小了，根本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一眼看见他们在哭。父亲、母亲、玛丽珍都在“苔边”的老房子里，他们告诉了我。
他们将达比尼爷爷安放在前面的客厅里。我在这熟悉的门边站了许久，感受着一种莫名的不情愿，很不想踏进去。灰色的金属棺材立在支架上，紧挨着一家老式的爱迪生留声机。最后我跨了进去，站着俯视我的外祖父。
可是这苍白的、寂静的躯体不是达比尼爷爷啊！他太沉默、太缺乏色泽了。他的双手特别让我吃惊！化妆师已经将他扭曲的手指拉直，平摆在发亮的锻布上。以前达比尼爷爷的手扭在一起的样子，对我而言是很美的，然而眼前这双手过分地光滑、过分地呈现蜡白色，让我觉得可怕。
纵然我再也没有机会帮助我的外祖父，但至少他使我了解了这世上的苦难。按我现今的理解，如果一个人能藉着防止痛苦而赚钱，这纯粹只是因着构成宇宙的那种令人叹服的正义使然。
事实上，很有趣的是，一旦我想到金钱这个东西时，我的脑海中便会开始浮现一切我想拥有的东西。目前我已经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清单了，从凯迪拉克跑车、游泳池……一直排到游艇。
这时，病房小弟推着午餐进来了，于是我暂且把高尚生活的梦想搁到一旁，以便能集中精神面对眼前的铁盘子。但午餐一过，那顽固的思想立刻又回来了。我盘算着，自己将藉着这个军队里的火急计划，成为一位最年轻的医生。然后……哦，战争是不会永远地打下去的……
我瞧了瞧左手上戴的戒指，在卵形黑玛瑙上的金色猫头鹰代表的是费?加玛?德塔弟兄会，玛瑙座上刻着一圈字“利趣门大学一九四五年”。像大多数1945年入校的学生那样，我不但已经毕业，而且在1943年之前就穿上了制服！如果从这个月开始我就能读医学院，并且在三年内完成学业……我算了算，自己在25岁时就能拥有凯迪拉克跑车了。
12月16日，我从床边桌上抓起一堆火车时刻表，读它第一百遍。但是不论我如何计算，就是无法在30个小时之内，离开德州阿比灵到达弗吉尼亚州的利趣门。其实，战时的旅行本来就困难，又正逢圣诞节前后，若能在48小时内到达，已经算很幸运了。换句话说，12月19日就是我必须离开阿比灵的最后一天了，刚才医生宣布了我并非受寒，而是染上了流行性感冒。
出乎意料地，12月17日早晨，水银柱在细小的玻璃管中停在37°C上，于是，日班护士立刻向值日的医官报告这个好消息。几分钟后，医官来到我的床边。
“我要亲自送你去复元室。”他说。
他拿起我的厚毛衣搭在肩上，我踹着靴子、披着外套跟着他，走过这些迂回曲折的木制走廊。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么多长官愿意为我这个低阶小兵惹上如此多麻烦，这位医官还向我承诺，如果我的热度保持不再上升，他会尽快替我办好离营手续，第二天就送我出去。
我刚迁入的这间复元室，看起来与我离开的那间一模一样，两边沿墙各有12张床、12张白色椅子、12张床边桌，桌上各有一盏台灯和一个小夜灯。进门处同样有三间办公室，正对面也是三间单人小病房。在这里，我们都是基本恢复健康的病人，所以能够自由地出入这家大医院的其他部门，比如，可以自由进出座落于相连几栋建筑物之外的医院小卖部、电影院。然而，这一整天我都坐在床边。外面大雪纷飞，我绝不愿冒险在那通风的走廊上再得个感冒。
我满脑子想着圣诞节。如果那时能回到利趣门该多好啊！我确信他们会在圣诞节给医学院的学生放一天假的，由于利趣门是我的家乡，也就是说，我便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父亲一定仍然出门在外，不过母亲应该在家。事实上，她只是我的继母，我们相处得一直不太好。不过，此时枯坐在德州的这栋木制医院的营房里，听着乒乒兵乓敲窗的冰雹声，我知道自己在想念她。
玛丽珍与新婚丈夫也许会从弗吉尼亚州的贝福堡南下。我真想念玛丽珍！甚至我也开始想念起亨利和布鲁丝了，自从他们生下来之后，我一直嫉妒他们，继母有了她自己的孩子，我知道她不会再来关心我了。但是，值此圣诞节——噢，若能看见亨利他们沿着楼梯喊叫着冲下来，那就太棒了！
熄灯时分，一位护士穿过复元室，量出体温并记在笔记簿上。这是例行公事的一部分，一天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巡视一次，我丝毫不把它当回事。然后，病房小弟出现在我的床头，腋下夹着我的行李袋和一些其他东西。
“我们必须转去隔离病房。”他说。
“可是……我已经退热啦！我明天就要出院了！”
他耸了耸肩又跑去找护士，这时我自己看了一眼温度计：39.5°C。
我麻木地尾随着小兵走过一连串木制长廊，进到一间和我住过的两间病房一模一样的营房。起初我还指望他至少也得把我带回今早离开的病房，因为那里的医护人员和我已经相当熟悉了。当我对这间非常相似的营房扫视了一圈时，心里立刻明白，这不是原来的那间！病房小弟说，目前营地里到处是流行性感冒，只要一有空的病床，就立即有人住进去。
我爬上他指示我睡的那张床，但睡觉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明天就是18日了，看来我是永远搭不上预期的火车了，万一……连19日的那班车也赶不上，那该怎么办？
整个夜晚我痛苦地翻来覆去，被自己和邻床病友们的咳嗽声搅得无法入睡。为什么我的热度会突然上升？医学院的预科训练使我明白，流行性感冒常常会一声不响地转变成肺炎，这种情形一旦发生，谁也没有办法。听说有几个专家正在试验某种新药，不过他们尚未开始大量使用。如果我恶化成肺炎……噢，那就甭提我会在此呆多久了。
第二日，12月18日清晨，我的热度稍减，虽然还不能回复元室，却也让我的希望节节高涨。我告诉新认识的护士们有关利趣门医学院的截止日期，于是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显出十分同情的样子。天黑之前，已有一小群关心我的医护人员在关注我的难题。有人细读时刻表时发现，有一班火车将在19日晚上开出阿比灵，实际上是20日凌晨的班车一4点钟！若幸运的话，或许能够及时载我赶到利趣门！
“我可以安排一辆吉普车到医院来接你，”其中一位医生说：“只要你的温度继续下降，我们在清晨时就会把你送到复元室——那是19日了——然后晚上你便可以直接去火车站，根本用不着回原单位报告了。”
真是奇迹中的奇迹，19日清晨时，我的体温再度恢复正常！诚如医生所说的，连同所有的装备，我立刻被送往复元室，并且在翌日清晨3点20分将有一辆调派来的吉普车到此接我去火车站！
这已经是我在这间大杂烩医院中所分派到的第四个营房的第四张床了，从外表看来，它们没什么不同。12张床一排，隔个通道也是12张床，靠门边有三间办公室，正对面是三间小病房专为重病患者使用。这些单调的排列如今对我而言，竟是全世界最美的房屋了，因为今夜将有一辆吉普车到此，把我永远地带出这狂暴的尘沙与操练场。
下午我穿上制服，试着让自己再次习惯于穿衣裳。虽然我尽力叫自己休息，但我实在太兴奋了，根本无法安静地坐下。约5点钟时，邻床的家伙提议去看电影打发时间。上次在复元室时，我一动也不敢动，唯恐一动又病了，但这次，只要能让等待的时间过去得快一点，我都乐意去。这些天来，眼看着要出院却又回到隔离病房，5见在又转到复元室，这种悬而未决的焦虑，实在是把我搞惨了。
因为我希望早一点睡觉，所以吃过晚餐，我们就去看头场。几乎记不得演些什么了，只知道当时我们坐在电影院里，一阵阵强烈的咳嗽不断地向我猛攻。
回到病房已是9点15分，于是我暗自庆幸着护士已做完夜晚的巡视，现在只剩病房小弟值班，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好像预感到自己还会再发热似的，不过我也确实不希望再被人插一根温度计到嘴巴里。
我跑到病房小弟的房间去讨几粒阿司匹灵，他给了我六粒，外加三片综合药丸，他只准开这种药。我又到他屋后去取行李袋、陆军靴、以及黄褐色外套，把它们全堆在我的床脚，然后我把制服叠好摆在椅子上，预备好夜间要穿。
有位护士借给我一个闹钟，我检查了两遍，以确保它在凌晨3点一定会闹铃。最后，我吞了两粒阿斯匹灵和一片综合药丸，也不管病房中的其他家伙们是醒着、还是走来走去，便一头栽在床上，立刻就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