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子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在不停地忙活着，要么下地劳动去了，要么在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要找出点爱的例证，还真难。
我的母亲是能认几个字的普通农村妇女，手很巧，编织、刺绣、剪裁、配色都会。被别人补成一道疤的破衣服，经过母亲的一翻修饰，会变成悬崖边上盛开的一朵花。我曾经问过母亲是从哪里学来到的这般手艺。母亲会恨恨地说“谁愿学？还不是被你太婆逼出来的。”
太婆就是我爸爸的奶奶，妈妈婆婆的婆婆，在五十多年前的大家庭里，是绝对的权威。母亲说她十九岁嫁给大家庭中的长房长孙——我爸，婚后第二天就被太婆颠着小脚叫来，甩下个笸箩和一块布料说“要想富，缝条裤；要想发，缝双袜”。从此，在太婆的严厉督导与严格要求下，母亲炼成了一手好女红，我兄妹也在缝缝补补又三年中长大了——衣着简朴古风存也成为了伴随我们一生的印记。
一九九二年我南下打工，第一次需要缝被子。同宿舍的八个女生，拉的拉拽的拽，以车轮之阵合力围攻着这个庞然大物，最后虽说告捷，也是多人多次染红。由此深深理解了母亲的不容易，也明白了在母爱的颂歌里，为何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慈母手中线”了。
我远嫁生孩子的那年，母亲扛着大包小包地来了，除了纯手工打制的衣帽鞋袜，棉的夹的、铺的盖的种种叫不出名的，甚至还有缝制整齐的大大小小尿片若干。
“妈，大老远的你带这干嘛?有尿不湿呢！”
“尿不湿能用吗？裹上了尿没尿也不知道，一天下来，屁股上还不给沤坏了。这都是纯棉的，吸水！”
初为人母的我败给了坚持的母亲，给孩子买的一包尿不湿最终也没用完，倒是母亲缝的尿片，洗出了柔软，被整齐地收进柜子，留给了不知何时才能出生的老二。
进入古稀之年的母亲，身体很是不好，严重的糖尿病熬尽了她所有的青春风采。即使这样，每年入冬前，我都会收到从江西寄来的包裹，棉鞋或者毛线勾的厚拖鞋，都是按我们的脚专做的。母亲的理由也是一如即往的执着：“北方冷，脚暖和了不生病。”只是这两年缝的针脚明显地歪斜了。我力谏她别做了，做了也没人穿时，母亲会显露出极落寞的神情，说：“我老到只拿得动这根针了，啥也不干坐吃等死不成。”
我竟是无言以对，慈母手中线啊，织就了我完整的人生，虽不华丽，却极其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