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驰，去国多年。多少次梦回故里，回忆最多的是在渭滨中学度过的四年难忘岁月。在那里，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成长为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走向社会，走进了广阔的天地。渭中，已在我人生的旅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又是中秋明月，忽闻母校50周年校庆的喜讯，多少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渭中记忆豁然打开，在眼前一一涌现……
那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金陵小学毕业，带着一种莫名的兴奋走进了渭中。在我的印象里，渭中校园方方正正，静静地坐落在渭河之滨。走进朝北的校门，迎面是一座圆形花坛。花坛很大，只是花已不见，里面种满了各种灌木，四季常青。花坛后面是那座四层的教学大楼。大楼是青砖水泥结构，一扇扇墨绿色的玻璃窗，在我的眼中是那么的巍峨庄严、那么的气派漂亮。走进教学楼，一层是办公室，二层以上是宽敞明亮的教室，楼顶两侧是很大的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校园，还可以眺望远处的渭河以及那片郁郁葱葱的保护林。
校园里还有几幢平房教室，周围种了许多桃树。每当桃花盛开的季节，缤纷的桃花把校园装点得春意盎然。在宽大的操场边上，有座砖石砌成的台子。每当全校集合开会，大家搬来教室的长凳在台前整齐地放好，这台子便成了主席台。开会前总有几名学生旗鼓手，排着整齐的队形，敲着队鼓，精神抖擞地从台前走过。那紧凑的鼓点，好像敲在心上，时常令我精神振奋、心情激荡。今天想想，那鼓点仿佛穿越了长长的时光隧道，还在耳边回响。
记得1971年春节刚过，我升入渭中，第一任班主任是教我们历史课的高景明老师。那时正值文革时期，在那样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历史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可第一次听高老师讲课，我立刻就被他那深沉却又不失风趣的话语所吸引。他用诸多的旁征博引，把一个个历史人物、一篇篇历史故事，在我们面前展开，渐渐地培养起我对中国历史的好奇和浓厚兴趣。作为班长，我经常得以和高老师一起讨论班务。从高老师的身上，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文革的复杂和历史的沉重。正是那段时间受高老师的感染，我尽可能地读了一些能借到的历史书籍。在后来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洪秀全的历史故事，那全得益于从高老师处借来的《太平天国史略》。高老师上课时那坚毅的神情和深沉的语言，至今想来还是那么清晰。
到了初二，李雅颂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我还真有些担心。因为那时我们班是学校出名的差班之一，班上有几个令许多老师头痛的学生，作为班长，我更是吃了不少苦头。所以，我很希望能来一个厉害的班主任，镇镇班上的邪气。可看看李老师个头不高，能镇住那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吗?很快，李老师就打消了我们几个班干部的担心。李老师讲起话来，声音洪亮饱满；做起事来，干脆利落。开班务会，找同学谈心，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久就把一个“差班”改变成了年级的先进班。
李老师教的是语文课。当时的语文教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内容不多。可李老师的语文课讲得生动活泼、声情并茂。她教我们朗读时要注意“抑扬顿挫”，写作时要做到“详略得当”。她教我们古文、散文、记叙文、诗歌，教语法、讲修辞，让我耳目一新，激发起我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在那个年代，文学读物甚少，李老师就经常拿来自己订阅的《文汇副刊》给我看，让我得以在文学的荒漠中汲取涓涓甘泉，为我开启了文学创作之门，以至于我多次在学校的征文中获奖，还有一篇作文被学校选为范文，让我不无得意。李老师带给我的文学启蒙，让我终身受益。在海外旅居多年，对中国文学的欣赏填补了我许多的人生孤寂。
写到李雅颂老师，又使我想起了难忘的“尼克松事件”。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中国的头号国际新闻。那年为学校一年一度的文艺汇演，李老师亲自执笔写了独角戏《尼克松》。谁来演呢?当时的尼克松可是个反面角色，在班上挑来挑去，想不到最后竟然选定了我这个“好”学生。当时吓了我一跳：我怎么能演丑角?况且我连独角戏是什么都不知道，能行吗?但是李老师信心十足，鼓励我说一定能行。于是我硬着头皮，在当时教体育课的廖境渠老师的导演下，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演起了反面角色——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总统。廖老师非常幽默，说起话来妙趣横生。他一招一式地教，我一字一句地学。到了正式汇演那天，廖老师为我化好了美国大鼻子总统的妆，我一直躲在演出礼堂的后台上不敢出来，直到最后我的压轴戏开始。灯光打开，台上“尼克松”一亮相，顿时全场哄堂大笑。我一紧张，竟然把台词忘了。回头看到李老师站在后台，沉着地示意我别紧张。我马上镇静下来，深吸一口气，张口说出“我是尼克松，斗垮了约翰逊轮我当总统……”一路行云流水，演到结束，只听到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演出以后，许多同学都不相信我就是那个尼克松。“尼克松”的绰号，也跟了我很长时间。后来到了美国，我还专程去了尼克松总统的出生地和图书馆，在留言簿上签下了“来自中国的尼克松”。通过这件事，李老师给了我至深的启迪：只要努力，许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事也能做到。
进入高中，社会上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批“白专”道路。“交白卷光荣”、“读书无用”的思潮甚嚣尘上。那段时间，渭中的许多老师仍然顶着压力，努力为我们创造出一种学习知识的氛围。渭中的学习风气依然浓厚。有几位老师给我的印象颇为深刻：教数学的刘宝金老师，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南话，把数学推理得丝丝入扣；教物理的李重玄老师，慢条斯理，把物理概念讲得清晰透彻；还有教英文的李富国老师，准确的发音、流利的朗读，让我受益匪浅。
到了高二毕业班的时候，我非常幸运地遇上了班主任薛彩映老师。薛老师教我们数学。讲到非常难懂的三角函数、解析几何时，薛老师总是用直尺干净麻利地在黑板上画出各种几何图形，把变化莫测的数学公式和奇妙的几何线条联系起来，加上由浅及深的推导，一下子把复杂的数学关系给讲得清清楚楚。看着黑板上在画尺下变化出的各种图形，听着她那娓娓动听的声音，真是一种享受!
作为毕业班的班主任，薛老师身上的担子很重。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们这批即将要走向社会的学生，面临着上山下乡，对前途充满了困惑和疑虑，甚至于恐惧。记得当时我曾写下“他年知在哪里?空望两眼茫茫”的句子。那时，薛老师给了我们极大的关爱，以各种方式培养我们成熟的人格和对未来的信心。那时的课外读物不多，更没有什么励志书籍。薛老师常常拿来自己多年收藏的《剪报拾零》给我们看，更将在市文化馆工作的爱人蒋金彦老师带到班上，给我们讲许多学校以外的事情，为我们解惑。蒋老师还帮我们改编剧本、编排节目，为班上创造了一个积极向上、生动活泼的氛围。印象最深的是薛老师多次带我们去边远的农村、农场参加锻炼。在生存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她总是以一种乐观的情绪感染着我们。记得在冰天雪地里修梯田时，我们吃的是可以照人的稀饭。薛老师一手拿勺，一手拿碗，乐呵呵地用西安官话说道：“要吃米，勺挨底；要吃面，勺来慢。”那情景、那音容笑貌，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真切!
想起渭中岁月，不能不提起当年的校长李金亭老师。那段时间，我曾是渭中校革委会的学生委员，和李老师有许多工作上的接触。那时的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哪知当年在教育领域曾是那样的风起云涌呢?哪知当时的老师们，特别是中学的校长是在怎样的一种压力下工作，为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撑起一片蓝天呢?记忆中，李校长总是那么沉稳坚定，严肃又不失幽默，严厉而又慈祥。无论社会上刮起什么思潮，李老师总是从从容容地对我们讲：同学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她的带领下，渭中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学习风气。老师认认真真地教，学生们认认真真地学。任文革风云变幻，不管怎样鼓噪“读书无用”，无论如何批判“白专道路”，我的渭中总是书声朗朗，各种学习活动照常进行。数学竞赛、国庆征文、文艺汇演、运动会一样不少。学校的图书馆也重新向同学开放。李金亭校长的淡定、从容，让我一生难忘。
多年后来到美国，常常有对中国感兴趣的学者、朋友，好奇地向我打问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吃的苦头。可仔细想来，我在文革中最重要的一段渭中岁月，一点也找不出他们想象中的那些苦头。相反，渭中岁月给了我那么多温馨的回忆。我是何等的幸运，遇到了这么多的好老师、好校长!渭中，在李校长的带领下，老师们用智慧和辛勤耕耘，为我们撑起了一片蓝天，给了我们一块学习的净土!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充满了感激、感恩之情。
转眼，离开渭中已经三十多年了! 岁月的增加，并未淡化我对渭中的记忆，反而日益清晰：那校园中高高的楼台、那盛开的桃花、那明亮的教室、那热闹的操场和那么多年未见的老师和旧日同学，一个个跃然纸上，在眼前重现：李鸿、惠伟、刘刚、刘宝增、王宝强、李长忠，李壮军、李久富、刘红军、杨宝菊、王新艾、蔡春玲、徐利伟、徐丽华……
渭中岁月，我心中何等难忘的记忆！
（2007年中秋于美国车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