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其成功之基实奠于早期扎实的格致修诚的训练。他认为，《大学》之致功之处，乃“格物”，乃“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即所谓本末之物也，天地万物皆物，日用常行之事皆物。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
他教导天分平常且不能清净的四弟，“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由此可见，能否读书，不取决于外部环境，而在于内心是否真立志。曾国藩的这一番话，对于任何一个正处于求学时期的孩子都适用。
他教导“屈于小试辄发牢骚”的六弟，要立大志，立君子之志——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
他教导诸弟，要做长时期的累积功夫，尤其要从事道德心灵方面的修炼。穷究事理，躬身力行，便可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