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热播剧，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长安的荔枝》想必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吧？
这的确是一部优秀的群像戏，忠厚耿直亦有大仁大勇的李善德、玩世不恭却怀赤子之心的郑平安、善于钻营但又弃暗投明的赵辛民、装疯卖傻实则贪婪暴虐的何有光……无一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它对于“揽功甩锅”“推诿扯皮”“层层加码”“上行下效”等职场乱象的刻画同样入木三分，被观众们形象地戏称为“大唐社畜求生记”。
其实，剧中还有一位角色。他虽然不曾出镜，却是主角李善德崇拜的偶像，并且启发了李善德设计荔枝转运之法。更加重要的是，他主持的一项工程，为大唐王朝成功“续命”170余年，可以说是功劳盖世。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我们山西人。他就是曾任江淮河南转运使的裴耀卿。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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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文章《史上最牛创业团队之一，孕育四个王朝，死于一个女人》中，我们说过，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同根同源、一脉相承，都出自于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是以宇文泰家族（宇文泰是关陇集团的创始人、西魏事实上的统治者、北周事实上的奠基者）、赵贵家族、李虎家族（李虎是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弼家族（李弼是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中易烊千玺饰演的李泌的祖先）、于谨家族、独孤信家族（由于独孤信的三个女儿分别成了三个朝代的皇后，因此，被戏称为“国民老丈人”）、侯莫陈崇家族、杨忠家族（杨忠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等当初追随贺拔岳西征关陇地区的军功贵族家族为核心，以关陇地区豪强势力、西迁关中山东士族为外围的门阀贵族集团。
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的更替，本质上说，就是最高权力在关陇集团内部的转移。打个比方，关陇集团就像一家公司，前述军功贵族家族是大股东，关陇地区豪强势力、西迁关中山东士族是小股东，君主则是股东们推举出来的董事长。如果董事长维护好股东们的利益，就会得到股东们的支持，如果董事长伤害了股东们的利益，就会遭到股东们的抛弃（隋文帝杨坚代周自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北周宣帝宇文赟对宗室、大臣严重缺乏信任，先后诛杀了宇文宪、王兴、独孤熊、豆卢绍等关陇集团上层成员，引发了关陇集团上层成员的严重不满和深切忧虑。北周宣帝死后，杨坚既有外戚的身份，又身居北周政权的权力核心，成为关陇集团众望所归的领袖，于是，获得了代周自立的资本）。
由于关陇集团是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的统治基础，而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又是关陇集团的“大本营”，因此，西魏、北周、隋、唐四朝都定都于长安。
对于西魏、北周这样的割据政权来说，定都于长安再合适不过了。这里拥有渭河平原的千里沃野，又是典型的口袋地形（北面是黄土高原，南面是秦岭山脉，西面是万里戈壁，全部易守难攻。只有东面的渭河谷地是个缺口，但是，又有崤山、潼关这两处“要冲”可以依靠），在自己相对弱小时，可以据险固守。等到自己羽翼渐丰，又可以北上控制河套马场、南下控制巴蜀粮仓，然后挥师东进（消灭北齐）或者顺江而下（消灭南陈）。对于敌方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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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隋、唐这样的大一统王朝来说，定都于长安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长安地处西北，在刚刚结束分裂、平定乱世的背景下，在古代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对于山东地区（古代语境下的山东地区指的是崤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即今天的华北地区，包括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淮地区难以实现有效统治。
第二，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虽然沃野千里，但是，依然难以养活国都日渐庞大的人口，而山东地区、江淮地区的漕粮运进长安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会在后面详细分析），导致中央政府时常需要面对“饿肚子”的问题。
相比之下，定都于洛阳就不存在这两个问题。
对此，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看得非常透彻，他们指出，“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思是说，洛阳位于天下中心，一方面，便于中央政府对山东地区、江淮地区实现有效统治。另一方面，山东地区、江淮地区的漕粮运到洛阳的难度较小、成本较低。
于是，隋、唐两朝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君主经常带着内眷、宗室、勋贵、近臣跑到洛阳“就食”（“就”是靠近，“食”是食物，通俗地说，“就食”就是跑到别的地方蹭饭）。
众所周知，君主制度之下，君主所在之处，就是事实上的国都。于是，隋、唐两朝逐渐形成了“主辅摇摆”的“两京制”。即在定都于长安的同时，以洛阳为陪都。甚至，在某些时期，洛阳还取代长安，成为事实上的政治中心。
例如，隋炀帝在登基之初就委派著名建筑家宇文恺主持营建东都洛阳。工程竣工之后，还在新落成的东都洛阳接受周边国家朝贺。例如，武则天在代唐自立之后，改洛阳为神都。此后，直到去世，几乎久居洛阳。
当然，隋炀帝营建东都、武则天长居神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削弱关陇集团的影响。毕竟，关陇集团掌握军政大权进而导致政权多次更迭的历史教训就在眼前，而关中地区又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势力范围。因此，迁都洛阳无疑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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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到唐玄宗李隆基（也就是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中的“圣人”）继位之后，情况又是一变。
从武则天晚年到唐玄宗初年的10年是唐代政局纷乱、政变频发的10年。
先是神龙元年（705年），宰相张柬之发动“神龙政变”，诛杀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唐中宗李显复位，并恢复国号为唐。
后是唐隆元年（710年），临淄王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挟权乱政的韦后、安乐公主、宗楚客、上官婉儿，拥立父亲唐睿宗李旦复位。
又是先天二年（713年），唐玄宗发动“先天政变”，并在太上皇唐睿宗的默许下，赐死干政的太平公主。
此后，唐代的政治秩序逐渐稳定下来。
对于唐玄宗而言，一方面，恢复“李唐正统”是他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因此，必须执行严格的“去武周化”政策。其中，就包括将国都从武周势力奉为“神都”、盘根错节的洛阳迁回关陇集团“龙兴之地”、基础深厚的长安。
另一方面，此时，边患日趋严重，来自西、北方向的吐蕃、突厥时刻威胁着帝国的安全。将国都迁回地处西北的长安，显然更加便于指挥陇右道及其下辖的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应对来自吐蕃、突厥的压力（有唐一代，陇右道始终都是前线。因此，作为“边军”的陇右军也始终都是唐军精锐。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崔器就都出身于陇右军）。
因此，唐玄宗在位的44年间，基本久居长安。前往洛阳“就食”的次数仅有5次，且这5次前往洛阳“就食”都是由于关中地区发生了水、旱、蝗灾导致粮食减产实在无法满足需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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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还都长安之后，关中地区的粮食供需矛盾重新变得尖锐起来。
从供给方面来看，关中地区的粮食供给能力本就比较有限。
其实，关中地区真称得上沃野千里。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自西向东贯穿其间，其支流泾河、沣河、灞河、黑河等呈鱼骨状分布，冲积形成了肥沃的渭河平原。
战国时期，郑国主持开凿郑国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灌溉面积达到280万亩，与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一道，为秦国横扫六合、并吞八荒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西汉时期，又先后开凿了漕渠、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等水利设施，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更加优越，粮食供给能力稳步提升。
但是，这种“大好形势”其实是不可持续的。
一方面，唐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渐进入“小冰河期”，气候从唐代前中期的暖湿转向唐代中后期的干冷，农业生产必然受到影响（所以，唐代仕女图中的女性衣着相对暴露，除了社会风气比较开放以外，主要还是因为气候暖湿。当时，岭南地区进贡的大象可以在长安御苑存活，湖北、四川等地能够种植柑橘，都是明证。这里多说一句，气候变化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几次乱世，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明代晚期的起义风暴，都与“小冰河期”带来的游牧民族南下和农业大幅减产相关。以后，我们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分析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过度开发导致关中地区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也影响了农业生产。一是大规模的垦荒侵占了沼泽、河湖等天然湿地，影响了生态平衡，改变了局部气候。二是对植被的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关中地区位于黄土高原南部。黄土土质疏松，易受流水侵蚀。不过，先秦时期，这里植被密布，而植被具有固化土壤、涵养水分的作用，因此，水土流失问题并不严重。但是，此后，秦、汉、隋、唐等朝都定都于此，修筑宫殿、建造陵寝、民间烧柴、开垦农田都在不断破坏这些植被。史料记载，仅大明宫、兴庆宫两座宫殿群的修建就需要消耗森林25.5km²。到了天宝年间，关中地区已经找不到 5-6丈长的木材了），导致河道淤塞、泥沙堆积、土壤沙化、肥力下降，进而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于是，民间又不得不进行更大规模的垦荒以保证粮食产量，形成了无法打破的恶性循环。
从需求方面来看，关中地区的粮食需求缺口正在持续加大。
长安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除了内眷、宗室、勋贵、近臣，以及服务他们的禁军、宫人、奴婢、工户，还吸引了国内乃至海外的众多商贾、士子、使节、僧道，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粮食净消费群体。
除了日渐庞大的人口规模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让长安的粮食需求进一步增加。
一是唐代兵制的深刻变化。唐代前期，兵制为府兵制。府兵制是依托均田制形成的一种兵制，其特点是兵农合一。士兵平时为农，战时为兵，需要自备粮食、武器。因此，唐代前期，宿卫长安的军队是不需要中央政府负担粮食的。但是，唐代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伴随着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也难以为继，逐渐被募兵制取代。募兵是职业军队，军饷、粮食、武器、被服均由中央政府承担，长安的粮食需求自然也就进一步增加。
二是贵族阶层的奢靡腐化。唐代中期，内眷、宗室、勋贵、近臣等贵族阶层的生活日渐奢靡腐化，服务他们的禁军、宫人、奴婢、工户人数也迅猛增长。史料记载，唐代中期，长安的宦官人数在5千人左右，宫女人数在3万人左右，奴婢人数在8万人左右，此外，工户、乐户等也在5万人左右。这些服务贵族阶层的人群同样是粮食净消费群体。
因此，对于唐玄宗来说，解决关中地区“饿肚子”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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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关中地区粮食供给能力比较有限而粮食需求缺口持续加大的背景下，解决“饿肚子”问题也不是没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漕运，通俗地说，就是把山东地区、江淮地区的粮食运进关中地区。
漕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秦代，为了保障南征百越的秦军的后勤补给，秦始皇嬴政就下令开凿人工运河灵渠（连接湘江与漓江，进而打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
到了汉代，为了保障关中地区的粮食供给，汉武帝刘彻又下令开凿漕渠、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等漕运设施。史料记载，汉武帝时期，依托上述漕运设施，每年能从山东地区、江淮地区调运400万石漕粮。
但是，关中漕运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渭河河道问题，二是三门砥柱问题。
先说渭河河道问题。渭河水量较小、泥沙较多，加之下游河道弯曲、浅滩较多，导致通行能力有限（这一点在枯水期尤为明显）。不过，这个问题，在汉武帝开凿漕渠之后，基本得到解决。
更大的麻烦还是三门砥柱问题。黄河在转向东行之后，北有中条山，南有崤山，由于夹在两山之间，河道宽度骤然由700米收缩到了400米，水流变得异常湍急。到了三门峡河段，又被横亘在河中的两座石岛（即砥柱山）一分为三（即所谓的“神门”“鬼门”“人门”，这也是“三门峡”名字的由来），水流变得更加湍急。加之水底暗礁密布，导致过往船只稍有不慎，就会触礁沉没（史料记载，“循河至三门，中曰神门，南曰鬼门，北曰人门，水行其间，声激如雷，而鬼门尤为险恶，舟筏一入，鲜有得脱”）。
因此，两汉时期，应对三门砥柱问题的办法就是“水陆转运”。在漕粮水运到三门峡下游后，转为陆运，绕到三门峡上游后，再转回水运。但是，此种办法，必然导致漕运成本的大幅增加。史料记载，这段路程花费的成本往往占到整个漕运成本的一半以上。
到了隋代，这两个问题依然存在。隋文帝也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先说渭河河道问题。此时，汉武帝时期开凿的漕渠泥沙堆积、近乎淤塞，通行能力基本丧失。于是，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命宇文恺（对，就是前面提到的主持营建东都洛阳的著名建筑家）沿着漕渠故道，开凿了广通渠，疏浚了从渭河到黄河的河道，解决了渭河河道难行的问题。
再说三门砥柱问题。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下令，在三门峡的上游处建设常平仓、下游处建设河阳仓，在渭河/广通渠入黄河处建设广通仓。漕粮水运到河阳仓之后，转为陆运，运到常平仓后，再转回水运，运到广通仓，再经渭河/广通渠运抵长安。这些大型仓库要解决的就是转运期间漕粮的临时储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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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对于唐玄宗来说，解决关中地区“饿肚子”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前面也说过，其实，在关中地区粮食供给能力比较有限而粮食需求缺口持续加大的背景下，解决“饿肚子”问题也不是没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漕运。
既然如此，唐玄宗直接沿用隋代的漕运之法不就行了吗？
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但是，唐玄宗面临着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成本。
一是系统空转成本。众所周知，不同河段的水文条件差异巨大。以漕粮北运为例，此时，大运河已经成为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大动脉”。每年一二月间，来自江淮地区的运粮船只就会在扬州集中，然后，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但是，此时正值大运河的枯水期，河道往往会出现淤塞情况，因此，船行缓慢。
两个月后，运粮船只来到全国漕运的核心枢纽——洛阳。接着，转入黄河。可是，三四月间，又是黄河的枯水期，同样存在船行缓慢问题。到了七八月间，黄河水位又开始暴涨，河水汹涌，运粮船只难以逆流而上。因此，真正的“时间窗口”其实很短（史料记载，“槽路多梗，船樯阻碍。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绝大多数时候，这些运粮船只只能在原地等待或者缓慢行驶。与此同时，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却一点也不会减少。
二是陆路运输成本。前面说过，此前历代应对三门砥柱问题的办法就是“水陆转运”。但是，此种办法，必然导致漕运成本的大幅增加。毕竟，征发民夫也好，雇佣车马也好，人吃马嚼，都是成本（即便是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陆运成本依然远远高于水运，这也是经济发达地区往往都是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史料记载，“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意思是说，这段陆路只有300里，但是，损耗率达到惊人的70-80%，运输2斛漕粮，就得花费1000文钱，说是“斗钱运斗米”毫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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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个男人站了出来。
裴耀卿（681年-743年），字焕之，绛州稷山（即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人，出身河东裴氏（河东裴氏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家族，以后，我们会专门写一篇文章讲讲他的故事。至于河东裴氏历史上是否真的出了59位宰相，这些宰相的“含金量”究竟如何？请见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
裴耀卿自幼聪敏，8岁中童子举，20岁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相王府典签，颇受相王李旦器重。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任命裴耀卿为长安县令。在此期间，他对关中地区尖锐的粮食供需矛盾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此后，裴耀卿历任济州刺史、宣州刺史、冀州刺史、户部侍郎，他在任内能够兴利除弊、注意节约民力，因此，官声一直很好。
开元十八年（730年），时任宣州刺史的裴耀卿进京述职，唐玄宗与他谈起漕运问题。裴耀卿顺势呈上《请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疏》，初步阐述了自己的漕运改革思路。但是，由于当年关中地区粮食丰收，粮食供需矛盾不算尖锐，因此，未能引起唐玄宗的足够重视。
开元二十年（732）年，裴耀卿升任京兆尹。次年，关中地区遭遇严重水灾，粮食几乎绝收，唐玄宗被迫再度前往洛阳“就食”。这时，他想起了曾经上疏建议改革漕运的裴耀卿。于是，单独召见裴耀卿，咨询漕运改革事务，裴耀卿又顺势呈上《请缘河置仓纳运疏》。
相比此前的《请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疏》，《请缘河置仓纳运疏》更加成熟。不仅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证了漕运改革的必要性，还阐述了漕运改革的经费筹措办法。
唐玄宗高度认可裴耀卿的漕运改革思路，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了分割相权，唐代实行群相制度。不仅三省的长官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都是宰相，还会给其他一些官员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衔。获得这些职衔之后，那些官员也成为了宰相），兼任负责漕运改革事务的江淮河南转运使。次年，裴耀卿又升任侍中，开始正式以宰相职衔主持漕运改革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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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耀卿的漕运改革思路是“节级转运”，目的就是解决前面提到的系统空转成本和陆路运输成本。
还是以漕粮北运为例。过去，漕粮北运是“长途直运”（通俗地说，就是“一条船走到底”）。这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方面，一年当中，真正的“时间窗口”其实很短，绝大多数时候，这些运粮船只只能在原地等待或者缓慢行驶。另一方面，不同河段的水文条件差异巨大。大运河的船工不熟悉黄河的水文条件，黄河的船工不熟悉渭河/广通渠的水文条件，无形之中增加了运粮船只发生事故的风险。
因此，裴耀卿将“长途直运”改为“节级转运”。
第一，建设“基础设施”。在大运河入黄河处建设河阴仓，在三门峡的上游处建设盐仓、下游处建设集津仓，在渭河/广通渠入黄河处建设广通仓。此外，在三门峡附近的群山上开凿连接盐仓、集津仓，可以通行牛车、马车的车道。
第二，实行“击鼓传花”。各河段的运粮船只只负责本河段的漕运任务。具体来说：首先，由大运河段的运粮船只将漕粮运到河阴仓。然后，由黄河段（三门峡下游段）的运粮船只将漕粮从河阴仓运到集津仓。接着，转为陆运，由牛车、马车通过刚刚开凿的车道将漕粮从集津仓运到盐仓。下面，由黄河段（三门峡上游段）的运粮船只将漕粮从盐仓运到广通仓。最后，再由渭河/广通渠段的运粮船只将漕粮从广通仓运抵长安。
第三，规定“因时制宜”。各河段的运粮船只可以根据本河段的水文条件安排漕运时间。例如，大运河段的漕运时间从一二月间调整到三四月间，此时，大运河已经进入平水期，船行速度自然能够大幅提升。例如，黄河河段的漕运时间从三四月间调整到五六月间，此时，黄河尚未进入丰水期，运粮船只能够逆流而上。
总地来看，裴耀卿“节级转运”的漕运改革思路基本上解决了前面提到的系统空转成本和陆路运输成本。
先说解决系统空转成本。
一方面，由于实行“击鼓传花”，降低了某一河段船工不熟悉其他河段水文条件可能导致的事故风险。由于实行“因时制宜”，避免了运粮船只常常需要原地等待或者缓慢行驶的问题。
另一方面，河阴仓、集津仓、盐仓、广通仓等大型仓库成为了集动态储藏、灵活调拨功能于一身的物流节点。漕粮运到时，它们要负责储藏。附近河段的水文条件适合运输时，它们又要负责调拨。遇到灾荒时，它们还要负责赈灾。
这样一来，整个漕运系统的节点变多了、环节增加了，但是，衔接变得更加紧凑、节奏变得更加高效，系统空转问题得到了解决。
再说解决陆路运输成本。
过去，历代应对三门砥柱问题的办法就是“水陆转运”。从河阳仓到常平仓的陆路总计300里，但是，这段路程花费的成本往往占到整个漕运成本的一半以上，运输2斛漕粮，就得花费1000文钱。而且，损耗率达到惊人的70-80%。
而裴耀卿在三门峡附近的山上新开凿的连接盐仓、集津仓的车道只有18里，不到过去里程的6%，因此，陆路运输成本自然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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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二年（743年），裴耀卿病逝，终年63岁，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献。
裴耀卿的漕运改革无疑是成功的。
从短期来看，是缓和了关中地区的粮食供需矛盾。史料记载，“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意思是说，依托“节级转运”之法，三年以来，山东地区、江淮地区运进长安的漕粮累计达到700万石，并且，节省下来的陆路运输成本达到30万缗（一缗即一贯，为1000文，30万缗就是3亿文，够《长安的荔枝》中的李善德在长安买1000座宅子了）。
从长期来看，是稳定了唐朝中央政府的统治秩序。第一，从此以后，君主不再需要前往洛阳“就食”，中央政府的工作秩序不受干扰，政治局面更加稳定。第二，河阴仓、集津仓、盐仓、广通仓动态储藏了大量漕粮，提升了中央政府的赈灾能力。一旦某地出现灾荒，就能就近调拨漕粮用于赈灾。第三，关中地区粮食供给充裕，既能避免豪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粮价，导致粮价过高伤害贫民阶层切身利益，又能减轻压在关中地区农民肩上的赋税负担，极大地消除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漕运关乎国都安危、社会安定，关系政治稳定、国家统一。安史之乱以后，漕运几近崩溃，又是以刘晏为代表的漕运改革家们综合施策，恢复漕运。虽然他们的改革方略各有侧重、多有创新，主要还是继承和发展了裴耀卿“节级转运”的思路。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诚哉斯言，安史之乱后以后，唐朝中央政府虽然一蹶不振，却能苟延残喘170年，并且在形式上维持国家统一，没有出现大的战乱，关中地区漕运畅通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这也是我们说裴耀卿为大唐王朝成功“续命”170余年的原因所在。
因此，对于裴耀卿及其“节级转运”的漕运改革思路，后世给予了高度评价。
例如，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就在《读通鉴论》中指出，“唐多才臣，唯其知通也。裴耀卿之于漕运，非可为万世法者乎？于天下之务者，因天之雨旸，就地之险易，任人之智力，为其所可为，不强物以自任；则以理繁难、试艰危、通盈虚、督偷窳、禁盗侵，无不胜也”。
意思是说，唐代有很多善于变通的大臣。裴耀卿主持的漕运改革，难道还不够成为万世典范吗？治理天下，应当顺应天气变化、适应地形起伏、发挥人的智慧，做力所能及之事，不应强求“人定胜天”。如此，方能驾驭繁难、化解危机、调节盈亏、整治怠惰、杜绝侵盗，最终无往不利。
参考文献
[1]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胡方.汉唐时期长安、洛阳之间地域空间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9.
[3] 徐宏件.论唐都长安的粮食供应[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
[4] 丁海斌,国婷婷.唐代移都就食现象研究[J].中原文化研究.2021,(06):78-85.
[5] 李永康,张彩琴.除弊兴利，安国惠民——裴耀卿整顿开元漕运及其影响[J].沧桑.1996,(06):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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