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让我说出对故乡的了解，我想我是答不上来的，尽管我十岁以前一直都是在故乡长大的。我的出生并不是在我的故乡，而我也早已把那段记忆忘却了。倘若要把我的记忆分为两段，那么一段是在故乡，一段是在故乡外。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十年前的故乡停留在十年的记忆之前，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那间梦里的小屋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

      小屋不是虚构的，它是一间教室，在我离开故乡前上课的一间教室，总是出现在我梦里的教室。

      一九五八年，家乡建立了人民公社，取一座山名“马鞍山”。同时建立了一个学堂。茅草盖成的房顶，架在土墙合成的很小的小屋上，围成一个四合院的样子，中间的空地便是操场，木架子的校门，上面挂着一面木头的牌匾，写着四个字——杨泗学堂。从那以后，十里八乡断断续续地有人将子女送来上学。虽然新建成的学校很小，但是却很少能坐满人。

      一九六六年，文革的动荡开始了。动乱的波动席卷全国，连我故乡那样遥远的地方都受到的它的冲击。我外公常常会这样训我们，再胡闹就把你拉到外面去戴高帽子。戴高帽是文革时被批斗的人戴的，也是大多文人戴的。我的外公没上过学，不会看报，也没有电视，若不是亲眼所见又如何解释呢。事实证明正如外公所说。外公还说那时的学生既不去上学，也不帮着地里的活，整天去街上游荡，和现在的二流子一个模样。那年外公十一岁，和街上的革命小将一个年岁，有时外公在地里干活干累了，抬起头来看见那些游走的人，会怎么去想读书的意义。我问外公，外公只是说，早已忘了。

      文革的余波，一直影响到它结束后的第四年。在这十四年间，学堂再也没有开设。

      一九八零年，学堂更名为杨泗小学，草房变成了瓦房，土墙变成了白砖墙，小屋还是依然小。同年我的母亲出生，几年后我的母亲进入小学。至于外公为什么要让母亲去上学，并不是他们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而是一九八六年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所以我的母亲才得以进入学堂。但也正是因为上学，母亲的生活变得更加繁忙了，白天她需要上课，下课后还得去帮家里干活，直到傍晚才能停下来写作业，但是家里的经济是不允许母亲晚上点灯学习，所以母亲常常是傍晚写作业，直到天黑为止，这也是为什么母亲现在一到快天黑时，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时间就像母亲手上的镰刀，划过了麦穗，划过了玉米秆，划过了稻禾。一转眼，母亲就小学毕业了。毕业后的母亲并没有继续上学，而是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地方，开始了漫长的打工之旅。在离开家乡之前，母亲回了一遍学校，去了那间，她呆了六年的教室，然后去了弟弟那间，接着又去妹妹的那间，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学校里所有的小屋，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地方。一次偶然我从外公那里得知，母亲是为了她的弟弟妹妹也就是我的舅舅和姨妈，能继续上学，才出去打工的。但是过了这么多年，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后来舅舅初中毕业，姨妈初中没毕业，也都相继离乡打工去了。在那时我们乡，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学生是很少见的。

      二零零零年，我在离家乡一千多公里的城市出生了。二零零一年，杨泗小学正式注册，并且分立出马鞍镇初中。学校也经历了大改造，推倒了左右两面的瓦房，取而代之的是粉刷过的四层平房，墙外还贴满了洁白无瑕的瓷砖。如此这般后，学校便成了乡里最亮眼的建筑。学校建成两年后，我被送回了故乡。等到我该上学的年龄，我走进了崭新的教室，尽管她比以前大了新了，可她依然不大。在这几年，学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源量，几乎村里的小孩都到学校里来了，学校里也来了一大批年轻的教师。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要好好读书，读完书以后才能挣很多的钱。但是那时侯我们又偏偏对钱不是太感兴趣，所以我们的精力，都放到山间田野里玩耍去了。所幸教我们的老师认真负责，学业才没有被落下。也是因为这件事，学校里教学质量好的老师，都被调到了县城里，于是乡镇和县城里的教学，从此就拉开了差距。我的父母为了不让我落后于人，于是我离开故乡，踏上了我的求学之路。我同我的母亲一样，向我的第一所学校告别，从此再也没有去过。

      很多年后回忆起故乡，我总会想起那间小屋，毕竟我离开之前，陪伴我最久的是她，或者因为她有着我们三代人的记忆。有个诗人说，故乡很小，小得只盛得下两个字。我说，小屋也很小，小得只盛得下两个字。小屋里盛的是我们，也盛的是故乡。

      故乡的变化，是小屋的变化，也是我们的变化。小屋的变化是看得见的，我们的变化是看不见的，看见的是物质是实体，看不见的是文化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