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不算穷，应该是衣食无忧，这都是因为身为瓦工的继父挣得多，他年轻时常年在外打工，听说还曾经维修过颐和园和避暑山庄，那时虽然辛苦，但收入颇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 很少外出，而是在四乡八庄做一些垒墙砌砖的乡间粗活，偶尔到城里做一些装修的细活，就算是赚钱的大活了。但那时一大家子八口人都等着吃饭，虽然不至于挨饿，但他已经颇感吃力了，而那时我也已经十七八岁，所以决定打打零工，帮家里减轻负担。

                  打焦子

      现在城里的孩子可能并不知道什么叫打焦子，过去农村盖房房顶上好檩子，搭好花架，铺好苇子笆，就要打焦子房顶，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打焦子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房子是不是漏水，所以主人往往要提前做好谋划，不仅要找最有经验的，而且绝不会因为省两个钱而在人力物力上算计，并且打焦子要起大早，抓紧干，这是急活，累活，因为时间长了搅拌好的水泥会变性变硬，所以容不得人歇着，得一鼓作气一气呵成，等到上午九点来钟就可完工巾，这时主人们还会准备好一些吃的给大家，这在庄里叫贴作。记得前一天晚上继父就跟我说，你明天早晨起来跟我去干活儿打焦子，我答应了就早早躺下，第二天早上还在梦中，就听到继父招呼:“快起来，走了走了，干活去。”于是我匆忙洗了脸，好歹吃口饭，就出门了。外面还是灰蒙蒙的，在乡间小路上骑了二三十分钟，就来到了七八里外的一个村庄，一到那里大人们就忙着铲焦子石灰水泥，然后一桶一桶的往里倒水，再搅拌均匀，我们小工也跟着搅拌，再忙着把和好的焦子往桶里铲，然后在抬到搭好的架子旁，架子大概要搭两层，上面是平台，由年轻力壮的用铁锹快速地把拌好的焦子从下面的平台扣到上面的平台，直到运到房顶，活儿一干起来是那么的有节奏，紧凑而又有条不紊，容不得每个人稍有懈怠，因为一个环节窝工，马上就会堆住活儿，所以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活紧张有序的进行着，大概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这些小工就去房顶，先把和好的焦子均匀的铺到房顶的每个地方，大概平均要三寸厚，然后用铁锹再推平些反复拍打， 直到打实，接着大家蹲着排成一排，倒退着用大一点的河卵石一点一点的蹭焦子水泥表面，直蹭到光滑为止。

        这样忙活两三个小时，活基本干完，主人也早已经准备好了麻花豆片，招呼大家边休息边吃。这时人们才发觉真累了，也真饿了，虽然洗了手，但手上还会有水泥石灰的味道，不管了，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地方，也不管了，就蹲在一边豆片卷麻花，香甜地吃着。

                选花生仁

        我们附近几个村种的比较多的作物就是花生，城里的粮食局收购许多花生，然后出口。那时我和姐姐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十里地外的县城挑花生，来到大库房工作人员先告诉你选多大的，再给你一盆花生仁，一个簸箕，把花生倒簸箕里一点点摊薄，选出不合格的:特别大的和特别小的，留下匀溜的，推到下面的另一个盆里。大概挑一洗脸盆那么多，给两毛钱，负责检查的人把你挑好的花生随便一抓，捡出三十个，然后到放到秤上一量，如果超了重或不足，就要端回去重选，合格了就给你记上数，我和姐姐去了十几天，我们挣了大概有七八十块钱，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很不少了，拿到钱的那一刻，我们心里乐开了花。

                    装罐头

          我们县北部山区有很多桃树，到了桃子下来时候，城里的一家食品加工厂要收购许多桃子，做成桃罐头，这时需要招大量的临时工干活。我和庄里的小姐妹商量好，利用放假的时间去打工，我们来到了厂里，看到做罐头环节:先是把桃子一劈两半，然后放到大锅里煮，去掉桃毛，再由工人剜掉桃核，最后把洗好的桃放到一个大锅里，里面加糖来煮，放凉之后，再由工人带着手套，一瓣儿一瓣儿的倒扣放玻璃瓶里，然后机器压盖儿，最后由一个人负责质检----拿着小木棍挨个敲，如果有空响就证明这个罐头不合格，需要打开重新上盖。劈桃最累，需要些技巧和力气，但挣得比教较多;剜桃核和装罐头相对轻松，也不需要啥技术含量，但收入少多了;最白捡的活应该是质检，拿个小棍咚咚地敲着，偶尔停下来，拣出那极少数不合格的，不过这轻松的活往往是分给那些和厂里人有点关系的，挑出的不合格品，就是封闭不严，里面的桃一点质量问题也没有，碰到主管高兴，就会犒劳大家，把不合格品打开分着吃了，没勺子，就一人一片手拿着吃。我一个小姑娘没啥力气，又讨厌桃毛，所以没干劈桃的工作，最后来到了装罐头的环节，工作也很简单。只要把桃圆的一面朝上就可以了，装一个桃罐头大概给几分钱，一天下来大概能挣上两块多，我去了十几天，挣三十多元，开支那天直接就去县城里的百货商场买了一台自己心仪已久的小收音机，这小收音机可是我盼望已久的呀。

          那些打工的经历，N年后仍记忆犹新，时时想起。那是累并快乐的日子，让少年的我既体会到了赚钱的艰辛，也品尝到了收获的快乐。那忙碌辛苦而又单纯的日子，永远停留在记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