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所谓“朱陆之同”、“朱陆之异”、“朱陆之争”，谁还注意到“朱陆之难”呢？
朱熹和陆九渊这对难兄难弟之间的关系是维妙维肖的。在任何阶级社会中，似乎政治是第一的，尤其是乱世。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历史家、军事家等等专门家，都得服从政治。政治清明也好，昏暗也好，谁都要做政治的顺从“奴仆”，要不就是“帮闲文人”。朱、陆命运也是如此。
屈原的沉江，司马迁的摆（史》，贾谊的放逐，岳飞的屈死，以至朱陆受难等等，这些历史先贤们的“心蔽”，几手都是受政治牵制而蔽于“意见”。
这里，被“蔽”者不外乎三条路，一条顺着干，一条“闲着干”，一条“逆着干”（包括以死相报）。时代的精英们往往选取后二条，而我们民族的命运就在这顺、闲、逆的相反相成中艰难地蹒跚，而对于历史人物的藏否也取决于某人毕生如何对待“顺、闲、逆”的程度所决定，不可苛求，也不可浮议，更不可昆离历史而妄评，唯物史观精髓在于此。
历史人物往往涉及历史公案。王安石那首《读史》，与其说诗不如说一种深刻的历史观。“千秋功罪，谁人曾以评说？”难道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吗？难道历史真是任人打粉的“小女孩”吗？客观的尺码并不是“盖棺论定”，但“信史”不可全信也非“不可知论”。时代的趋势是前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心”就能对历史和历克人物给予比较公正的评说，高贤也不必独守“纸上尘”了！最难得的是逆潮流发出的第一句正义呼声，《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的划时代价值就在于此。
朱熹、陆九渊都是大哲。他们之“同”都是直截雕出心肝；他们之“异”则在于“心”。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糟粕”有什么“异、同”呢？他们的“行藏终欲付何人”？衡量的根据只有史实——自己和时代铸造的史实。
历史终究会说话的。
“应天归心”应当是两位哲人的历史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