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人称贾长沙、贾生，是西汉初年重要的政论家、文学家，并引领了从汉高祖建国到汉武帝独尊儒术这段时间的文学与思想的主流。在他英年早逝后，西汉朝堂中言必称贾生，辞赋家如枚乘等人亦师法贾生。这个年少才高被汉文帝赏识却又留下“不问苍生问鬼神”遗憾、因木秀于林而被人嫉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并羞愧而死、在政治、史论、文学等各方面都有着杰出造诣的超世之才，也有着特殊的文艺观与文学思想。
他在散文中曾经多次提到文学艺术的产生及其社会作用，并强调其重要的教化功用。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广道显德”、“驯明其志”这八个字。同时，他又具体地阐发了他对文学艺术的看法，即“正身心，广教化，修礼乐，以美风俗；兼领而合一之，以合治安”。也就是说，贾长沙更加注重的是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要想“广教化”，有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文学艺术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谓“兼领而合一之”，就是要将各种手段综合起来，其中文学艺术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春秋时代的《诗经》被列为儒家“六经”之一，历来有各种理解，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诗言志”这样的一个事实。所谓的“诗言志”，也就是阐释《诗经》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属性。而贾谊作为太平盛世的达官显宦，虽然官途多有波折，但是他对文学艺术的评论，必然带有着更多的从政治等方面考虑的倾向。因此贾谊的这一思想，是对儒家孔子文艺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创新发展。
孔子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这样的说法不仅包括用文学艺术去熏陶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同时也包括社会作用，也就是让一个人更好的融入社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用。贾谊则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广道显德”，更加深入地阐释了文学艺术的教化作用，并提出了一种广义的认识方法，而这种方法被他称为“道”。
这种“道”认识事物的根本就在于客观公正，从不带有主观色彩，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他认为“道”分为“小道”与“大道”。“小道”的含义包括“孝子之道”、“事君之道”、“交接之道”、“居官之道”等等，而“大道”则是这囊括各个方面的“小道”的总和，也就是天地之间一以贯之的“至道”。
而总的来说，贾谊比较重视文学艺术的教化作用与社会作用，但相对来说比较轻视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抒情作用。但事实上文艺作品是不可能没有审美价值与抒情作用的，因此在这点上贾长沙也有着思维上的局限性。譬如他虽然同意孔子“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论断，但他同时也有些将“文”与“质”对立起来的倾向，作为一名实干的政治家，贾谊更多的是将着眼点放在“质”上。同时在美的评论中，贾长沙甚少赞美外在美，但却十分重视内在美。而这些也可以看出他的文艺思想的另一面，也就是作为政治家常见的“重质轻文”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