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兴于诗
辛庄师范的论语课，我最喜欢听薛老师讲“兴于诗”——
西方的诗浓烈，给人以情感的震动，重“情”。
而中国的诗不太有情绪，最好的诗完全看不到情绪，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中国人认为陷溺于任何东西、任何情绪之中都是不健康的，日本那种对于“美”和“礼”的极致追求也是一种陷溺，是失去了“中和”的状态。
诗最好的状态是在生起情绪之前，是“感”。
所以李清照的词算不得上品，因其情过于浓烈。虽然极美、极感人，但气象不大。大气象是能进能出，李的词未免陷溺，进得去出不来。李清照是被过度高估的。而唐代边塞诗和辛弃疾的词气象很大，却未免被低估了。
中国人欣赏的，是“美”之前、“情”之前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感”。“感而遂通”是最高境界。
上完薛老师的课，同学们都会买几本薛老师的书请他签名、题字，送给自己的朋友们。薛老师常题的字有“大自在”、“亮堂欢喜”、“清神爽气”、“心中无事”……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心中无事”。
薛老师说，“心中无事”是诗中最高境界，与修行接近。中国的诗与修行是同一回事，中国的武术、书法、绘画、中医，都与修行是同一回事。
孔子说“兴于诗”，就是心中无事，看万事万物无不妥帖的状态。修行就是修这个状态，而中国诗就提供了这个状态 。
《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这状态就是兴。这种状态，怎么做都对。
诗是五经之首，因它让你有所感，又不落于情。《长恨歌》、《红楼梦》的好，不是好在故事，而是好在它最终的解脱，回到了“情”未开始之前的状态。
中国人对于过度的迷恋是非常小心的，音乐亦不能过度，中国音乐的本质是清严。“琴者禁也”，古琴是不轻易弹的，只能在特殊场合。中国人认为，所有重要的东西，都不能泛滥。
令人陷溺的美，不够吉祥。
不落爱憎，通透才能自由。
中国真正的美感，是介于美与不美之间，能出能入。
我喜欢用《荷马史诗》中海伦的美丽来对比理解中国人的态度。
在西方，海伦不可思议的美是特洛伊战争的起因，是史诗中称颂的人间传奇。希腊军进攻特洛伊城的十年攻城战，尸横遍野，终以木马计大破特洛伊。城破后，海伦回到自己曾经背叛的丈夫身边。十年后的她，依然是如此美丽，以至于希腊联军的将士都被她的美丽震撼，认为即使打了十年的战争，死了无数的人，但为了海伦，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她够美，一切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在中国，这故事断然不会如此发展，中国文化中，美得令人陷溺、令人失去自知、失去自我澄清状态的女子，被视为不祥。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是中国人不懂欣赏美，而是深知一个生命的自我澄清多么重要。
（八）滋养
我有一个朋友，非常喜欢炒股。
她觉得其中乐趣多多，是最好的修炼场。当你决定长期抱持一只股票，却看着它价格飞落，能不能心定如平湖，坚持最初的主张？
股市无日不起风波，其中的大起大落，最能考验一个人是真淡定，还是玩口头禅。
还有一个朋友，热爱环球旅行。
她25岁这年辞掉投行的工作搭车环游世界，每到一处地方，都迅速融入当地，活得像水一样。她去世界各地学朴门农法，学潜水，学瑜伽，学灵性植物……这一路上，还没耽误她考上了剑桥大学的教育学研究生。
那天，她在蒙古国搭车旅行，给我发微信说，今天搭车一天，一直在路上，8个小时啊。
我这个喜欢宅的人立刻将心比心地觉得，“天哪，好辛苦啊！”于是打了满屏的问候和安慰的话语，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她的第二条收到了，满是跟陌生蒙古人交流的喜悦，自在欢喜，全无疲惫，哪里需要我的安慰？于是我默默地，又把满屏的话删掉了，哈哈。
没有什么不能滋养你的生命。连看电影、看电视都可以。央金拉姆在《大地母亲时代的来临》里分享了电视禅修法：每次经过客厅，听到电视嘈杂的声音，不要让吵闹的声音进入你的头脑去影响你。不要经过头脑来评判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只是保持觉性，听到就好。每天走向电视时，观察自己看电视的动机，是想知道一些外面的新闻、特别节目，还是只是习惯？或者是对电视里某个故事迷恋的反应？开始看电视时，觉知有一个你在看，同时有一个知道自己在看的感觉。
传统文化的滋养，也有很多种活泼泼的方式，不是只有读经。
当然，也不是非要像薛老师这样隐居乡下十多年。
薛老师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亲近传统的方式。“人世之间，所有的好东西都是养人的。”
薛老师有个年轻朋友，租住北京鼓楼附近一处很小的房子，小到没有书房，也没有卫生间。但他十年间搬了多次家，找的都是这样的房子，始终住在二环内。因为他觉得那里才接北京的地气，特别养人，走在那里，能感受到北平城的历史气息。如果住到四环五环甚至更外面，房子当然会更大，但高楼林立，走在街上，但觉一片荒凉，感觉不到地气人情，分外无趣。
（九）相悦
薛仁明老师曾经在熊十力的弟子牟宗三、唐君毅的新儒家体系中，但后来离开了，因为他觉得所谓新儒家与真正的儒家是两回事，言说的方式与儒家“不相应”，新儒家试图建议一个抽象的庞大理论体系，用康德的架构把儒家放进去。他觉得，调调不对。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这么抽象，正相反，是象思维。
中国人的言说方式也没有这么系统、庞大、合乎逻辑，而是“对机”，是圆机活法。
用民间的话说，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鬼说人话，说得再正确也没用，因为与它的生命不相应。
就像中医的治疗方式，名医蒲辅周说，“善治病者，一人一方，千人千方。如一锁一钥，千锁千钥，……执通套之方以治活人者，又岂能应临床无穷之变乎？”
其实，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也说过类似的话：“知道什么人患病，比知道他患什么病更重要。”
《论语》中，同样的问题，如最常见的问什么是“仁”，孔子的回答没有一次是一样的，因为问的人不同——是不同的生命；时机点也不同——同一个生命，处于不同的状态下。
薛老师举过一个家常的例子，坐飞机从南方到北方，在南方有人让你脱掉外套，在北方，还是这个人，会建议你穿上外套，单看字面上似乎有矛盾，但把这两句话放到当时的语境中、时空环境之中，矛盾根本不存在。
中国学问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讲究逻辑论证、理论体系，而是讲求因缘、对应，对应着特殊时空下具体生命的具体情境，是活泼泼的。
那么，我们谈中国文化到底是要谈什么？
都读四书五经、穿汉服就叫恢复传统文化吗？
当然不是，薛仁明老师说，基本切入点，是回到中国人应该有的那张脸，恢复中国人的性情与气象。
说起看脸，陈丹青是一绝，他看民国范儿的脸，有的人是忠厚的军阀气，有人是辅佐的宰相气，有人是刻骨的亡命书生气，还有典型的明末东厂脸，和明初的武夫相……“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
陈丹青觉得鲁迅先生好相貌，“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
他看于丹，“特像从前共青团系统能说会道的辅导员。”
薛老师也看脸，他眼中的好相貌是胡适的脸，不染忧色，永远春风满面，温煦和蔼，是“不酸不腐且温柔敦厚的最好的儒家气质”。
《论语》开篇，先说个“不亦悦乎”，再来又“不亦乐乎”。这“悦”“乐”这二字，是论语全书的关键词。
薛老师眼中，古往今来，说孔道孔的是或不是，尊孔学孔的到与不到，都该以此作为评判的标准。
若远观近看、人前人后，皆能自在安然悦乐，深知天下忧患，却又不露苦相，就离孔子近。
依此，满脸苦相、过度严肃且容易愤怒的宋明理学家们首先落第。当代新儒家的宏大系统也不对。
他说，中国人的脸基本上那个肌肉是要放松的，是要像孔子这样“闻风相悦”的，要有那个“悦”，你没有那个悦、没有那个乐、没有那个喜，你再伟大的东西都是假的。
有一回，他去朋友诗人杨典的工作室聊天，聊古琴、戏曲、胡兰成，聊完之后他走了，杨典有一个奇怪的感觉，“仿佛感觉到整个屋子里面还有一种愉悦的气氛在那边飘荡着，还有余韵在那边摇着，摇着，晃着，晃着……”
薛老师觉得，这是最高评价。这代表他所谈的东西不是空口说白话，《论语·学而》篇说的“悦”与“乐”，在他身上可以明明白白地感觉到。“在我身上可以感觉到这个东西，我讲的东西才是真的。”
有人批评这是脱离现实，现实有那么多问题，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工作问题，房子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生活中那么多压力，喜从何来，悦从何来？
但是，孔子这样大气象的人，难道就没有遇到过各种状况吗？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压力。要是以为孔子生活的时代就比我们压力小，那也未免太夸大我们自己的困境了。孔子在周游列国时遇到生命危险最少三次，有一次路过匡地，因为相貌与阳虎相似，被匡人误会成阳虎。匡人深恨阳虎，就把孔子围困起来，情况非常紧急，但这时候孔子与子路弹剑而歌，一唱一和，匡人才发现这是个误会，面临生命危险还能如此从容放歌，阳虎那个恶人才做不到呢。危险立时解除了。
换了我们，有没有可能这样不纠结，清清爽爽地弹剑而歌把危险化解？
对孔子而言，入世当然重要，但晚年孔子不再参政，回到鲁国，一样活得很安然。如同《猗兰操》里唱的，“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
司马迁以及他笔下的刘邦、张良、萧何诸人，遭遇的是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的时代，司马迁因李陵之祸更受了莫大屈辱，但他们生命的明亮爽快，活泼亮堂，哪里是今人可比？
中国人的气象曾经多么宏大，如今被我们活“小”了。
时代是没得选的，即使我们玩一百遍“最想穿越去的时代”的游戏，仍然只能生活在当下的时代。当下如何安顿身心，仍然是此生必做的功课。
薛老师说，今天这时代不缺乏有理想有抱负想要改造社会、改变世界的人，却最缺乏一个个安稳悦乐的人。不缺乏高谈阔论做学问的人，却缺乏活出来儒释道的生命状态的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