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喝棒子面粥。”这样一语，大概可以猜出是河北人了。是的。这是我囯现代著名作家孙犁先生的散文《吃粥有感》的开首句。

孙犁先生是河北安平人，在我的家乡保定育德中学读过书，所以，我一直把他视为故乡的文化名人。读《闲情乐事》这本散文集，发现有孙先生的作品，倍感亲切，我就突破了目录顺序，先读自己家乡人的文章了。

孙先生这篇《吃粥有感》，写作于1978年12月20日夜，这时，先生已是65岁的老人了，是为刚刚粉碎“四人帮”后的“创作新生”。“文革”中，孙先生遭受迫害，历经苦难，精神重伤尤其大。一获得解放和新生，便执笔书写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乐事”，足见一位老革命的战斗情怀与革命精神。当然，在温饱富裕后的今天，我们读这篇40多年前的散文作品，也是一种别样的“闲情乐事”。

这篇《吃粥有感》，是以“胡萝卜”为思维触点而关联全篇的，写得依然是“清新自然，朴素洗练”的文风：

“我好喝棒子面粥，几乎长年不断，晚上多煮一些，第二天早晨，还可以吃一顿。秋后，如果再加些菜叶、红薯、胡萝卜什么的，就更好吃了。冬天坐在暖炕上，两手捧碗，缩脖而啜之，确实像郑板桥说的，是人生一大享受。”

这就是一位革命老战士对于“吃粥”的深情，也是他生活的乐事。今天的我们，面对这样的“闲情”与“乐事”，该作怎样的思考呢？其中的“长年”“秋后”“冬天”是为“好喝”而服务的语词，恰也精练地体现了“好喝”的逻辑。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成”的“清新自然”之笔法。显然，“胡萝卜”也已悄然出现了。

“有人向我介绍，胡萝卜营养价值很高，它所含的维生素，较之名贵的人参，只差一种，而它却比人参多一种胡萝卜素。我想，如果不是人们一向把它当成莱蔬食用，而是炮制成为药物，加以装潢，其功效一定可以与人参旗鼓相当。”

如此“差一种”“多一种”的菜蔬胡萝卜与药物人参的“比较说”，是颇有趣味的，更是对大众化的菜蔬胡萝卜的一种礼赞。

为什么要赞美这胡萝卜呢？因为它与抗日战争的故事，亦即孙犁先生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接着，孙先生便描写了自己和青年诗人曼晴在1942年冬天的两日经历：“日寇又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我们照例是化整为零，和敌人周旋。我记得我和诗人曼晴是一个小组，一同活动。”“我们也算老游击战士了，两个人合计了一下，先转到敌人的外围去吧。”

对于这两个人的“游击战”，孙犁先生着墨写了两夜一个清晨的经历。第一夜，两人露宿在一处背静山坳的羊圈里，“并身坐在羊粪上，只能避避夜来寒风，实在睡不着觉的。后来，曼晴就用《羊圈》这个题目，写了一首诗。我知道，就当寒风刺骨，几乎是露宿的情况下，曼晴也没有停止他的诗的构思。”

第二夜，两人“游击”到一个小山村，村民都转移了，虽说没有饭吃，但却摸到一家的炕上“好好睡了一夜”。但清晨起来，就遇到了日冠飞机的轰炸，两人只好隐蔽在“小村庄”下的“大山沟”中的“大顽石”下。后来，孙犁先生以此写了一篇《冬天，战斗的外围》的通讯。由此，我们便知晓了那时晋察冀边区文协的战士是怎样“以笔为武器”而完成所肩负的“给报社写战斗通讯的任务”。

日寇飞机轰炸后飞走了。两天没有饭食的孙先生与诗人曼晴“勉强爬上山坡，发现了一小片胡萝卜地。因为战事，还没有收获。地已经冻了，我和曼晴用木棍掘取了几个胡萝卜，用手擦擦泥土，蹲在山坡上，大嚼起来。事隔四十年，香美甜脆，还好像遗留在唇齿之间”。

正因为这“香美甜脆”的“遗留”，孙犁先生写道：“今晚喝着胡萝卜棒子面粥，忽然想到此事，即兴写出。”这就是孙犁先生的一个“闲情乐事”。

孙犁先生逝世于2002年，至今（2020年）又是十八年时间过去了。如果不是阅读先生记写的他们一代人的艰苦岁月，我们于温饱富裕的日子中还能忆想起什么？信仰，战斗，坚守，苦中乐，这样的概念还会在我们的头脑中常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