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辞职后，我对自己说，“郑十一，如果你能骑着自行车到拉萨，你就能做一个编剧。”这种跨界战斗以及和自己莫名其妙的约定就这样推动了我来到北京。
到北京的目的很纯粹，我要做一个编剧。
当我在快100天内的骑行日子里，一次次的和自己确定，“我要做编剧。”心里竟然觉得满满的，这件事我愿意为它去受苦去感受。我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确定。
“如果我能翻过这座山， 我就能做编剧。”
“如果我能找到住宿，我就能够做编剧。”
“如果我能烤肉，我就能做编剧。”
“如果我能骑上去，我就能做编剧。”
... ...
这些“如果”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们只是我感知这个世界对我的善意，以及另一个我给我的使命和信心。
骑行路上的山我已经翻过去了，我如愿的看到了超乎我想象的美景。
那些我在原地一定看不到的、想象不到的景色。
这种迷人的未知到了最后，成为了我心里最有力的信仰。
信仰未来，信仰时间创造未来。
我把我脑中被我冠以“无限可能”的其他“我想... ....”全部剔除，只留下了一个，“我要，”“我要成为编剧。”
然后，我现在就在编剧的道路上苦哈哈的走着。
路上，我受到了很多的打击，
当我把我人生第一个剧本一次次的拿到某些专业人士面前，得到的是一次次的“不赚钱”的评定，那些累计起来的no没有把我打垮，反而激起我的斗志，我就一定要写一个又能卖钱又好看的本子。
方向没错了，那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到2022年，我要在荧幕上看到另一个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