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高高的脚手架
1973年12月，我来到沈阳煤矿报到，被分配到了沈阳煤矿大修队，这是一个专门修建矿区地面建筑工程的施工队。1975年末沈阳矿务局即将成立时，大修队更名为土建工程队，1979年又组建为沈阳矿务局建筑工程公司。
到大修队后我被分到了架工班，当上了架子工。同时分配到架工班的共有5名小青年，其中我和王国胜、徐知都是煤矿设计院的子弟。当我们穿上印有“沈矿”字样的崭新蓝色工作服，腰扎电工皮带，佩戴钳子、螺丝刀和架子工特有的不锈钢钎这三大件，第一次行走在人群当中时，心里感到格外的自豪，比起在农村当知青时穿的破棉袄、扎的草绳子，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了。架子工属于高空作业的重体力劳动，熟练工种，没有学徒期。我们一来到架工班，就定上了二级工，月工资38.61元，比起那些分到瓦工、电工、钳工的学徒工收入高了近一倍。
初次上脚手架，搬运高大、粗重的脚手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时的脚手架，还没有金属的，都是用杉木或松木等硬木杆子搭建的，每根木杆子至少都有六七米长，直径有大号碗口那么粗，少则几十斤，多则上百斤，搬运起来十分吃力，更不要说绑在空中了。我当时身体并不强壮，体重也就120多斤，开始时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往往干一会就汗流浃背。尤其是攀登上10几米高的脚手架，在空中完成各种作业，真是紧张的心、颤抖的腿。好在有些知青的劳动基础，很快也就适应了。
记得参加工作不久，便赶上了承建沈阳矿务局机修厂的任务。机修厂的工地在清水台北部，离我们土建工程队不远，建设了3个标准化厂房、一个办公楼，以及锅炉房等附属设施。其中，对我们架工班来说，难度最大的是要承建一个35米高的大烟囱。那时，架工班一共有8个人，班长、两名老师傅和我们5个新来的小青年，另外还有2名临时工。可能是为了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我当架子工才半年多，就被提拔为架工班的副班长。自从当了这个“班副”，我便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成了登高、干活的带头人，就好比农村干活时的“打头的”。一些急难险重的任务我总是要冲锋在前，而班长则主要是负责地面指挥与调度。
在建设机修厂大烟囱时，脚手架要搭至40多米高，这在我当架子工时算最高纪录了。记得有一天风很大，地面至少是四五级的西南风，但为了抢工期，我们冒着危险一层一层地往上搭。在搭到30多米时，风力已达到了五六级，当时脚手架还没有合拢固定，风卷着沙尘将我们在脚手架上吹的摇摇晃晃，来回摆动的幅度足有一米左右，当时我们几个小青年，望着脚下远远的地面，心砰砰地跳，有的甚至腿已经明显在颤抖。这时还是我们的班长和两名老师傅，凭着丰富的经验，及时帮我们稳定住了脚手架，才没有导致事故的发生。
在架工班当工人的三年多时间，我有过2次工伤。一次是立脚手架时用力过猛，造成腰部扭伤；另一次是脚掌被钉子扎伤，后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在夏天的一个黄昏，我们加班大干，当时太阳已经落山，天朦朦黑了，大家干完活正准备收工。也是着急赶最后一班通勤车，我没有仔细观察地面的情况，从一米多高的脚手架上跳下来，正好踩到一个带有钉子的板条上，当时只感觉噗的一声，钉子穿透了电工绝缘鞋，深深地扎进了我的脚掌，疼得我原地单脚直打转。多亏了老金师傅，立即把我的鞋脱下，用木板条反复敲打我的脚掌，将钉眼中的铁锈和污血等排泄出来，避免了深度感染。然后及时用自行车将我驮至二井的矿务局医院，进行了包扎处理，并打了破伤风针。那次真的万幸，没有造成贯通伤和留下后遗症，但在去医院的路上，我的脚不知流了多少血，只觉得电工鞋里面全是“水”。
现在常听人说：“只有在建筑工地感受农民工的艰辛，你才会倍加珍惜自己的工作”。回想起自己当架子工那三年多所付出的辛苦，怎能不让我倍加珍惜后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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