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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7 世纪最有争议的制度之一为府兵制。我们讨论的这一时期的府兵并非民勇，而是一种很特殊的“地方管辖的部队”。我们必须先回头简略地叙述一下北魏和北周的历史，以便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情况。在北魏的最初几十年，它已在北部边境一带部署了部队，以确保魏帝国的防务和不致受游牧部落敌人的侵袭。根据北魏的军事传统，沿边境的各部队都从有声望的部落抽调，其将领往往是鲜卑贵族。这些由世袭军人组成的精锐程度不一的部队常常通过部落或准部落的纽带而与其将领发生关系。北魏的汉化在这些部队中引起的反应是不难想象的。一些一度趾高气扬的部队仿效汉人，成了罪犯的渊薮、贪官污吏的温床和既无地位又有叛逆心理的社会阶级。这些边境人民对在洛阳的北魏新都（从 494 年起）受恩宠的同族弟兄的叛乱究其本源是一次社会叛乱，历史学家称之为“六镇之乱”。叛乱始于 524 年，它蹂躏了华北平原，瓦解了北魏的社会结构，结果产生了两个敌对国家。其中之一的西魏 534 年建于古关中平原（陕西省南部），那里是征服中国的传统跳板。

西魏王朝的创建人宇文泰（ 505—556 年）有意识地把关中用于这一目的，并且很快采取步骤去组织其军队。从一开始，他就仿效北魏的军事模式。他的规模不详但可能主要是鲜卑军人的近卫军驻在京师（长安），是归魏主直接指挥的中央军。这些军队西魏打算用作打击力量。但事实很快证明他们不能胜任这一任务，特别是王朝在 543 年惨败于东魏之手后更是如此，当时估计折将四百，损兵六万。这次惨败迫使西魏求助于汉族的人力资源；同年，它开始主要从陕西和甘肃征募汉族的乡兵，以补充自己缺额的军队。这些兵不单纯是应征的农民，而且还是当地汉族豪强已经组成的地方部队的士兵，虽然他们的职责完全是地方性的。经过新的征募，他们成了西魏兵制的组成部分，而归 96 个仪同府管辖；这些仪同府又组成 48 团和 24 军，各有相应的分等级的指挥结构。早在唐代，学者们已认为这种组织是府兵制的开始。这一论断有一定道理，因为仪同府的军队确为地方控制，虽然它最初是中央指挥结构的组成部分。

573 年，武帝下令暗杀宇文护，终于重新控制了政府。两年后，为了准备对北齐进行迫在眉睫的征战，他命令军队来一次大动员。汉族士兵又被就地征募。但这一次王朝不是从建成的汉族部队吸收，而是在普通农民中征集。武帝又命令在文官当局的名册中勾销新入伍士兵的姓名；同时，为了加强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他又下令从此称所有的士兵为侍官。这些士兵免除一切规定的税赋和徭役，并且先于唐代制度，必须定期在京师服役。征募工作是成功的，正如籍所述（当然有些夸张），“是后夏人半为兵矣”。这样征募的地方军充实了 24 军，并在北周于 577 年武力重新统一北方时起了一定作用。我的“起了一定作用”的提法是经过考虑的，因为这 24 军的士兵——即府兵——只是 20 万名重新统一全国的大军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可能是最精锐、最有纪律的一部分。军队的其余部分则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新近投靠北周的草原民族部队，以及从陕西、甘肃和四川征调的部队。胜利的成果之一是强迫东部平原的四万户世袭的军人家庭在关中定居。

被毁坏的建康城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是皇室和贵族的佛教中心。甚至它被侯景叛乱者洗劫后，许多大佛寺仍得以在城内重建，在南朝的陈统治的34年中，据说在其全部国土上建造的寺庙达1232座。但此时一些慷慨的施主——皇室、贵族和官员——已被带到北方，寺庙已被破坏，建康和地方上的许多僧人处境极为困难。但正如前面论意识形态的一节所述，隋朝争取利用佛教来打破地区壁垒和文化壁垒。早在590年，隋帝的一份诏书命令重新委任南方僧人的圣职。一位曾在南陈时动员僧人服役进行军运的老律师开始“净化”僧人，即挖出那些有名的具有反隋和叛逆情绪的人以及那些对宗教职守懒散的人。592年，天台宗创建人智他曾在陈的朝廷中讲道）写信给晋王，抗议破坏建康的寺庙或把它们用作俗事的行动。智到一封措词和缓的复信，但是资助许多寺庙的施主已经离开。有材料证明，隋朝把南方许多佛寺拨给官方使用。

但晋王逐渐成为南方僧人和佛寺的虔诚和体贴的施主。他命令他的军队收集因侵陈和以后的内战而散落在各地的佛经；在扬州王府的建筑群中设立一个专门收藏精选的经籍的馆堂；其余的经卷经过手抄，增至903580卷，然后被分发给扬州及其他各地有功德的佛寺。他在扬州建立四个道场，他召集学识渊博的佛道两教教士充当一段时期的王府的僧侣。智后，他继续成为天台宗主要佛寺的正式施主。意义最重大的事也许是扬州的建设规划，此规划开始给扬州添加它后来所具有的某些色彩和光辉，同时又赋予了建康作为文化中心长期拥有的那种繁荣和吸引力。随着僧侣的南来北往，对南方僧人表示的特殊恩宠以及官方对信仰的赞助，反隋的情绪逐渐缓和，最后几乎化为乌有。

和中国历史上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王朝的大多数叛乱领袖一样，李渊也不是一个平民，而是一个出身显赫世家的贵族。他的先世可以确切无疑地上溯到他的祖父，即作为八柱国之一的李虎：这八柱国是曾在6世纪50年代襄赞宇文泰建立北周国家的主要将领。李氏家族在那个时候聚居在武川镇，它是北魏的拓跋国家在长城塞内（今大同附近）的一个防戍据点，也是宇文泰的老家。李虎的祖先尚未完全弄清。唐皇室自称，李虎祖父是李熙，他的父亲是李天赐，这两人都是北魏（公元386—534年）的著名军事将领，因此李虎的家是出自西北著名的陇西李氏，也即是出自在5世纪初年统治过甘肃西部的西凉小王国的王族（西凉在公元420年被匈奴消灭）。西凉的创建者李昞原是汉代抗拒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也是当地著名的氏族之长，李广的子孙在敦煌郡世代为郡守。西凉覆灭以后，它的末代国王之子李重耳逃往南部中国，后来就在拓跋氏北魏供职，当了刺史。李熙据说就是李重耳之子。

唐皇室自订的家谱意在表明他们是出自汉代的名门，同时还是西北的望族。可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唐代史书作为确切事实所提供的这个世系，其实只是一个精心的编造。据认为，李氏家族同西凉王室毫无关系，也同陇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它不过是中国东部家族的一个小支派，即河北赵郡李氏：这个支派定居在拓跋氏北魏治下的西北，与非汉族的部落贵族实行广泛的联姻。据认为，从李虎先祖中的两个人——李初古拔和李买得——的名字可以看出，这两个人要就是袭用了汉族的李氏姓，要就是被赐姓李，而他们的名则依然故我，也许是鲜卑族的。

太宗在企图巩固他的王朝权力时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贵族集团——特别是称之为“四姓”的集团——树立皇族的绝对支配地位。“四姓”集团大都出自中国东北部，由于它们的成员已有好几代在朝中作高官，所以在 5 世纪时已经取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后来，这些氏族以它们在地方上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以它们保持的所谓“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它们严格遵守的一切儒家礼仪细节，尤其重要的是以它们内部的通婚关系，加强并保持了它们的特权地位。它们的社会优越感发展到竟把 6 世纪的半异族西北皇族轻视为社会的暴发户；而且唐皇室也被划归于暴发户之列。

632 年，太宗命他的几个大臣编纂一部全国有名氏族谱系的概要。在唐初，“四姓”氏族中只有极少数的成员在朝作官，他们的经济地位已下跌到被迫和“四姓”以外的人通婚的程度——当然，代价要相当。虽然他们在地方上依然拥有巨大的特权和势力，可以和中央政府争夺权势，但太宗完全可以期待，一旦氏族按照它们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排列，皇族及其主要支持者应远远排在“四姓”之前。

随着时间的流逝，太宗的威信和荣誉也随之增长。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在武后统治的黑暗日子里，当群臣之间的良好而坦率的关系为惴惴不安和无穷的清洗及恐怖所取代的时候，就出现了要恢复太宗之治的理想。安禄山之乱以后，当大大地削弱了的中央政府被迫采用各种只求苟安的权宜之计时，当皇权旁落而由宦官或私人仆从玩弄权柄时，太宗之治就显得无比的强盛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