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仁篇第四」2 

【原文】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译文】

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贫困，不可以长处富贵。仁者安于为仁，智者利于为仁。”

【注释】

“可以”，意为能够、可能。

“约”，意为穷困、贫困。

“乐”，意为“享乐”，此处指“富贵”。

“知”，通“智”。

“利”，作动词用，意为使……有利、利于。

【评析】

本章的“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实际是对上章“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的进一步阐述。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另外，本章还指出了“不仁者”对于整个社会的危害。因为无论外境之“约”与“乐”，“不仁者”皆不能久安。因其久困则为非作歹，长富必骄奢淫佚。针对这个社会问题，子贡也曾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在《论语》“学而篇”中，子贡问孔子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想让穷人不巴结富人、让富人不骄奢淫佚。但此为治标之法。因此孔子回答说：“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所谓“乐道”、“好礼”皆属“为仁”，唯仁者方能为之。故孔子之法，是使人民成为仁者。因为“仁者安仁”，无论外镜约乐与否，仁者都不会为之困扰。显然，这才是“君子务本”的治本之法。

对于“知者利仁”的解释，历来便有分歧。通常认为“智者是知道仁对自己有利才去行仁”，这种对于“智者”的认知显然有待商榷。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何谓“是非”？“是”者，仁也；“非”者，不仁也。明“是非”而行不仁，智者所不为也。子曰：“择不处仁，焉得知？”即此之谓也。是故智者必仁者也；仁者安仁，智者亦必安于仁也。若智者“知行仁为有利于己而行之”，则是智者安于利也，非安于仁也。又若智者“知行仁为有利于己而行之”，则孟子之“舍生取义”岂非不智之甚哉？

仁而有智方能知义，知义而后方能为仁，是故“知者利仁”。这充分体现了“智”在“为仁”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孔子才说“未智，焉得仁”。很多人好心办坏事，就是因为不智造成的。故欲为仁于天下者，必先有智。要能判断是非，知仁与不仁。孟子曰：“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所谓君子，有仁德者也。是故“仁者，善也”。因此，“有智”就是能明是非、辨善恶。

那么，“善”与“非善”又当如何辨别呢？明万历年间的著名思想家袁了凡先生在《了凡四训》中，以《吕氏春秋》所载的“子贡赎人”和“子路拯溺”为例，对此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鲁国有一个规定：若有人从别国赎回沦为奴隶的鲁国人，都可以到国库报销赎金。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也从别国赎了人回来，但却并没接受报销的赎金。孔子听说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子贡。孔子说：“圣人做事之所以能够改善社会风气，是因为圣人的教导和举措，都是百姓能够接受和仿效的，而不是只有圣人自己才做得到的。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你不受金之举，让那些受金者陷入了不廉的道德困境；但若不受金，又哪来钱赎人呢？因此，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从别国赎回奴隶了！”

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送给子路一头牛以示感谢，子路接受了。孔子听说后高兴地说：“以后鲁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救人于危难了。”

在普通人眼里，“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但孔子却“是”子路而“非”子贡。《了凡四训》由此归纳出以下三条判断“善”与“非善”的原则：

1、不论现行而论流弊；

2、不论一时而论久远；

3、不论一身而论天下。

何谓“不论现行而论流弊”？即“现行虽善，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比如，“子贡不受金”，就是“现行虽善”，但其影响却是使鲁国人不再愿意赎人，这就是“其流足以害人”。故“子贡不受金”看似是善，而实则非善；而“子路之受牛”，就是“现行虽不善”，但其影响却是使鲁国人从此愿意救人于危难，这就是“其流足以济人”。故“子路之受牛”看似非善，而实则为善。

当然，即便是善，也有种种分别。《了凡四训·积善之方》云：“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有难有易、皆当深辨。为善而不穷理，则自谓行持，岂知造孽，枉费苦心，无益也”。因此，能明辨是非善恶就是“不惑”，就是“智”。有“智”，才能知大义所在，“仁心”才能够有的放矢，才能避免好心办坏事，“为仁”才能行于正道。是故子曰：“未智，焉得仁”。

《了凡四训》原为袁了凡先生写给子孙的《训子文》，外传后广受世人推崇，后为方便传世而更名为《了凡四训》。该书对后世影响之巨，由晚清民间流行的“一书一训”之说即可见一斑。“一书”即《曾国藩家书》，“一训”即《了凡四训》。曾国藩不仅本人对《了凡四训》极为推崇，并因有感于书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一句而改号“涤生”，更将其列为子侄必读的第一本人生智慧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