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期，郑庄公沉稳多谋，内纾家患，外播宏略，最终成为春秋小霸主，郑国的日子也正经红火了几年。可是，后任国君再没有像他这般的人物，以致于郑国后来的表现乏善可陈，直到郑庄公后二百多年，郑简公和郑定公在位期间，子产主持政事，才使郑国呈现出一番中兴之势。子产，姬姓，公孙氏，名侨，字子产。
1、少年老成
他是郑穆公的孙子，是血统正宗的公室出身。
据说他少年时就很有见地。郑简公元年，他的父亲公子子国奉命入侵小国蔡国，俘虏了人家的总司令。凯旋归来，全郑国人都欢呼雀跃，深感扬眉吐气，因为郑国已经不做大哥好多年。只有少年子产忧心忡忡地说：“咱们是个小国，没有文治偏偏崇尚武功，还能有比这个更大的祸患吗？人家蔡国依附的是强大的楚国，咱们入侵蔡国，楚国怎能善罢甘休，这楚国一怒，我们敢不顺从吗？我们顺从了楚国，那晋国就会来找我们麻烦。这两个超级大国，还不够我们受的啊，估计从今以后，我们国家至少有四五年不得安宁啊。”他父亲子国呵斥道“你个小孩子懂什么，国家自有管事儿的人，小破孩议论国事，是会被杀头的！”
过了三年，郑国发生政变，他的父亲子国等人被叛贼诛杀。子产临危不乱，周密地安排好警卫人员，把守住国家机密材料，令士兵整理好装备，收拾了父亲的尸骨，和援军一起镇压了叛乱，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政变后，公子嘉当权，他制作了盟书，想让官员们签字画押，听从于他。官员们当然不肯，这公子嘉恼羞成怒，想下黑手杀人。子产赶紧劝他说：“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意思是说，众人的愤怒是不可对抗的，单凭个人意愿，事情也难以办成，现在你既犯了众怒，又想单凭个人想法行事，这两种行为加在一起，对于安邦治国，是很危险的。公子嘉最终听取了他的建议，烧毁了盟书，政局才安定下来。
成语“众怒难犯”就出自这里。
2、改革税负
到了公元前543年，子产上台执政。
这时候已经是春秋中后期，政治权力重心不断下移，诸侯、士大夫，甚至更低一级的家臣，在政治上逐渐取得话语权。政治地位的提升，带来经济需求的增加，除了继续耕作分封得来的公田以外，人们还大量开发私田，而且按照规定不用缴纳税赋。各诸侯国君们因为不断向外分封，导致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日子越过越穷，连周王室都要靠向诸侯或士大夫们化缘过日子。
郑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子产认为，郑国要在虎视眈眈的大国夹缝中求得生存，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国力。一方面要振兴农业，另一方面要强化军备。强化军备钱从哪来，他思来想去，决定征收私田税，用作军备费用。一时间，人们对他恨得咬牙切齿，甚至有人还要密谋杀他。朝中大臣也站出来反对他的政策。
家人和朋友都为他担心，劝他改变主意，他坚定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意思是说，如果能对国家有利，个人的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晚清名臣林则徐就是化用子产的这句话，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一名句。正是因为子产力推改革举措，三年时间郑国的国力得到明显增强，这时百姓又改口称赞子产的改革举措了。
3、外交持国
除了对内推行改革，对外，在跟大诸侯国过招时，子产也有本事维护郑国尊严，不吃哑巴亏。
有一次，子产陪着郑简公到晋国。晋平公轻视郑国，借口为才逝世的鲁襄公国丧致哀，不会见他们，也不说什么时候会见。住了几天，郑简公心里越来越慌，子产却让随从人员动手把宾馆的围墙拆了一部分，让停在墙外面的自家的车马进到了院子里。晋平公命令大臣士文伯赶来责问：“我们是盟主，来朝见的诸侯官员很多，为了防止盗贼，保障来宾安全，特意修建了这所宾馆，筑起了厚厚的围墙，现在你们郑国把围墙拆了，其他诸侯来宾的安全怎么办啊，我们国君想知道你们拆围墙的用意是什么？”，子产说：“当时晋文公做盟主时，自己的宫殿低小，外表装饰的也不华丽，但是却把接待诸侯来宾的馆舍修建的高大宽敞，馆舍的寝室像他自己的宫室一样舒适，宾客们来了事事都有人照应，文公对来宾的事情就好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有任何困难他都给予帮助。以致于“宾至如归，无宁灾患，不畏寇盗”。意思是说，宾客来到这里就好像回到家一样，哪里会有灾患啊，也不怕有人抢劫偷盗。
这是成语”宾至如归”的出处。
他还说：“文公从不让宾客们多等，就是再忙也抽出时间来会见。现在你们国君的别宫都方圆数里，却让诸侯宾客们住在像奴仆住的馆驿里，车辆进不了大门。我们郑国仰仗着强大的晋国，这次来，带了不少礼物想呈送给晋侯，可宾馆的大门这么窄小，车马进不来，只能停在墙外边。一旦遇到盗贼来犯或因天气原因导致礼品变质损坏，我们的罪过就重了。所以只好拆毁围墙，让车辆进到院子里。你们国君如果能让我们早献上礼物，我们会把围墙修好了再走。我们不怕麻烦，把这当作是贵国国君对我们的恩赐。”听了士文伯的报告，晋平公觉得自己确实有点儿过分，就马上安排去见郑国君臣，并对子产大加赞赏。
4、铸刑鼎
子产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在郑简公三十年，他让人把法律条文铸在具有王权象征意义的大鼎上，公布于众，让国人都知道做什么样的事情犯法，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这一举动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在春秋中末期，私田权属被认可后，代表地主阶级的新兴势力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迫切需要打破“临事制刑，不设预法”的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的特权。客观上讲，子产这种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的行为，具有巩固郑国改革成果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迫使各阶层包括奴隶主贵族阶层都受到法律制约，突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宗法制度特有的法律禁锢，限制贵族特权。但是这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晋国大夫叔向专门写信痛斥子产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意乱来，现在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仔细研究怎么钻空子，想着怎么做坏事而不被制裁，这样他们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更多犯法的事情发生，导致腐败贿赂到处泛滥，国家也就完了。子产回信反驳了叔向，不顾晋国的压力，坚定地公布了法律。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见惯了公布了的法律，以为从来如此，其实这是当年子产冒着极大的风险，克服了巨大阻力，才开创的新制度啊。
学者认为，子产铸刑鼎这一举动，提高了法律的透明度，从利于士民监督法律的施行，并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保证了法律的稳定性，打破了贵族对法律解释的垄断，有利于遏制贪赃枉法、徇私枉法行为，最重要的是，这表现出的一种空前的政治开明态度，对于开启民智，激发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子产执政期间，既维护公室利益，又限制贵族特权，郑国的百姓得到了实惠。公元前522年，子产病逝，郑国国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百姓们都哭着说：“子产离开我们了，咱们将来能依靠谁啊？！”孔子听说子产去世的消息，流着泪评价说：“古之遗爱也。”意思是说子产是继承了古代圣贤仁爱品德的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