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娘电话打过来时，我正蹲在小河边，望着面前雨后清凌凌的水波发愣。娘是听不见这细浪一阵阵轻涌到岸边，柔柔地拍打在河边杉木桩上的“哗哗”响声。她也不会想象。每次接通电话只问我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要么就问我饭吃过了没有。

但我能听得出来她是在锅屋里给我打电话的，能听到九十六岁的志学老娘也在边上；我听到她拽移小木椅子的“嘎吱”声，还听到她大声说打通了哇。似乎能感受到她那双不再聚光的双眼，盯着老娘手机很急切的样子。娘声音也大，年后一直都是如此，且一次比一次抬高了嗓门，怕我听不到、听不清一样。

她问我都快五点了，林丹怎么还没到家。又连着说，上午杀了一只鸡，炒好了放在桌子上罩着呢，不敢放到冰箱里，怕变了味道。

林丹是我女儿，说好三号回去看奶奶的。今天是二号啊，娘记错日子了。

我说，不是今天，是三号。娘说，对哇，是今天呢，农历十二，我记得清楚呢。

农历十二没错，农历十二就是二号，可是今天不是三号，娘一定是记错了。

但娘没错。

端午节那天一大早，也接到娘的电话，问我弟弟怎么还没到家。我说没那么快，开车要四个多小时呢，能赶回吃中饭就算顺利了。娘听着就笑了。她像我们小时候盼着在外面的父母早点回家一样，一听说有人回去就掰着手指头朝手心里数日子，数着数着指头一弹出去，数字就错了，她心头的日子也就提前了。

娘今年八十五岁，身体还好，脾气却不怎么好，年轻时发起来擦支火柴能点燃。父亲在世的时候什么事都顺着她的脾气，从来也不和她争理、争气，家里她就成了做主的人了。可她不识字，父亲老数落她，说她走在他前面就会享福，走在后面要作孽。他担心娘的脾气到老都改不了，会和几个儿媳妇闹矛盾，他还担心娘不识字，一个人过时会吃亏。

三年前父亲走了，真的走在娘的前头。他走了，娘没让他把手机带走，三七“烧屋”那天，娘偷偷将手机藏到床的垫被下面，说要听听他的声音。她不知道老年手机的开关是留不住人的声音。

娘不识字，也不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她的孙女捏着那部老年机教了两天，才学会了手机是怎么开关的，勉勉强强知道了“yes.no”的功能。至于拨号，她一直稀里糊涂的，汉字不认识她，数字她记不住。旁边人就说，不教了，知道接听就行，我们多打几次给她，省得她费脑子费心。

那两年我常打电话给她，怕她孤独时乱想，更怕酒喝多了摔跤。所以选择的时间大都在下午五点左右，很多次听声音都像是在做梦，我似乎能闻到浓浓的白酒味。这是我最担心的。每次外出，对她说得最多的就是酒不能喝过量，每次她都很认真地听着，认真地点点头，然后认真回答说一天不会超过半斤的。娘酒瘾大，量也不小，一端起酒杯就不舍得放下。父亲在世时，别的话都听她的，唯有酒瓶死死抓在手掌里，斟酒时抠得很，晚上不会让她超过三两，都知道娘的控制力不行。

有一阵子我很忙，一忙就忘记给娘打电话了。有天忽然接到娘的电话，接通了她说没事情，见我几天没打电话回去，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打过来问一下。未了，又说，她不知道是哪一个号码，挨着号码揿的，拨通了就问一哈。

这让我想起童年时的一个恶作剧，有天村庄里来了个陌生的亲戚，挨家挨户问一户人家，问到我们这些小屁孩时，有人竟指到了后面的一个村庄。

我的心尖像是被蚂蚁蜇了一口。

去年冬至后她随我的弟弟来到了上海，生活了两个多月，每逢礼拜天，他们都来我家小聚一日。从此，电话线就被掐断了般没了声响。但能见到娘，被她不停地挟菜到碗里的那种幸福感一直洋溢在心头。

但母亲终究不习惯空虚的日子，不习惯没有邻居唠唠叨叨的生活，不习惯吃买来的小菜，甚至不习惯他乡的空气。过完年，她死活不同意再随我们出门。她还说，除非自己真的不能动了。

而我们也不再习惯于家乡的陈旧，像母亲不习惯于外面的喧嚷和嘈杂一样。

像我这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是第一批外出闯荡的人。年轻时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子女、娇妻、爹娘，经历过岁月的层层风霜，也经受过世态的冷暖炎凉。似乎没有其他年代的人，比我们有更多的困惑，更多的焦虑，更多的愁绪。

这些愁绪，像梅天的细雨，一直淋洇在心头。

还好有电话，无论多忙抽点空闲拔打一次，说什么不说什么都不重要。能听到母亲清晰的声音便觉得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