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正确
市场经济最近一次受到怀疑，是马云提出的“大数据让计划变得可行”。
你打了一个电话，喂，来份海鲜披萨，不，这个不适合你，根据医疗记录，你的血压和胆固醇偏高，那你有什么好推荐的，可以试试低脂披萨，为什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因为你上周借了本《低脂健康食谱》，那来个大号的，多少钱，99元，够你家里六口人吃了，你母亲上周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还在恢复期，那可以刷卡吗，对不起，你的信用卡已经刷爆了，那我先去取现，先生，你已超过了今天的提取限额，那直接送到我家吧，家里有现金，到你家住址大概需要30分钟，如果你不愿意等，可以自己骑车来，为什么，因为你正骑在一辆摩托车上，目前距商场只有150米。这就是大数据。
但这是不是说，有了大数据，就足以具备一个智慧的头脑，来拥有和支配全部的物质生产要素，来达到同市场竞争同等的生产力水平呢。
必须澄清一个逻辑的次序，是市场经济创造了大数据，而非大数据创造了市场经济，就如米塞斯所说“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技术，而非技术创造了资本主义”。
大数据，或人工智能，或物联网之类的东西，本身就是技术，是信息，或者说是知识，知识利用的分散性、流动性、不确定性，已经决定了它无法承担起计划主义者曾赋予的使命，哈耶克称之为“知识的僭妄”。
怀抱着好的希望，达到坏的结果，与运用正确的方式，达到好的结果之间，市场经济已经给了全世界答案。
知识不是高逼格，市场教会人更多。
思维陷阱与语言困境
但远远比计划经济转型慢的，是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环境下，计划思维的转型。分布在思维陷阱四周，是语言的困境。
比如“社会”，本身指人与人生活的一种状态，但有时，它成了形容词，具有了指令性。
比如“民主”，是指多数人的统治，简单说，就是多数同意。事实上，它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而远非目的。
比如“自由”，它是什么意思，先哲说，是不妨碍别人自由的权利，简单说，就是不受强制。那么，它也没有直观上显示的那么可怕。
比如“公平，当姜文在《让子弹飞》中喊“公平、公平、还是tmd公平”的时候，他肯定不知道，自己可能正受益于不公平。简单理解，就是平等施与。但令我们难以接受的是，它更可能是伦理范畴的，而非现实意义的。
不能说，不少的词语，直接受到了人们意图去控制、去指导、去管理的计划思维的影响，但每一天眼前飘来的很多词句，确实已失去了它原本的含义了，它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花姑娘，穿来穿去都不过是皇帝的新装。
文化现实
即使由正说到反，由白说到黑，人们仍然能吃的好饭、睡的好觉的一大原因，是我们文化强大的包容力和稀释力。
说人嘴软，这是儒，行不言之教，这是道，五蕴皆空，这是佛。
但无论东洋三年，西洋三年，还是南洋三年，到中国来之后统统要先拜土地老爷，这是文化现实：怎么能活下去，怎么来。
如果用道德去衡量，很多事情是非道德的，无法选择道德的立场。
如果用理性去衡量，很多事情也是非理性的，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不可知论。
但我们文化传统的优势是，在无数次无数人的经历经验中，我们考虑到了更大的现实：怎么能长久的活下去，而它们最终也符合了道德和理性的标准。
实际上，是非道德、非理性，最终走向了道德和理性。
我们文化现实本身，从来都不反对分工、竞争、激励等等非道德、非理性的市场因子。
次优选择的合理性
从文化现实中来，要面临一个“次优选择”的问题。
次优选择，按照钱颖一的观点，是指存在多个扭曲的情况下，减少一个扭曲，未必是好事；增加一个扭曲，未必是坏事。
毫不怀疑，人们都是奔着最优选择而去，但在某些现实情况下，次优选择才是最可取的。
比如，私人企业主为了保护它的财产和产权，额外支付了一些成本，在完善的制度下，这是浪费的，但在非完善的制度下，这是必要的。
从这个角度，可以暂时搁置一些比如“凡不是最优的市场制度，都是不好的”“凡没有完美地解决问题，统统滚蛋”这样过激的言论，从而对我们特色的现状和过渡性的安排给予适当的理解。
因此能看到，不少的改革，是用一种扭曲去减少另一种扭曲的。不是说这样做就对，但在当时环境下，这或许是最合理的选择。
但终究，次优选择是为最优选择铺路的，过渡性的安排有可能顺利到岸，也可能阻碍了未来的发展。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木已成舟，勇往直前。
生命以本身为目的
无论最终面向的是什么选择，生命都是以本身为目的。
政治的氛围，军事的力量，指向了平常人每一天具体的生活。
但如文化现实的逻辑一样，要更长久地活下去，“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还必须从商品的流通、贸易的增长、人口的集聚、技术的创新、法制的确立、甚至宗教的秩序等等自然传统中寻求灵感。
生命延续本身，给了生命道理。
生命本身证明，市场环境不一定促进了全部生命的延续，但却为这种延续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理想在别处
认识了知识的局限，认识了现实与过往与未来，无法不有一个更清澈、更开阔、更长久的愿望：你的路，在脚下，你的眼睛，在前方，但要你的理想，在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