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本文参与伯乐主题写作之【癖】
我叫菲利普·彼得斯，是一名私家侦探。
今年早春的时候，我受一位迪特·利博先生的委托，调查他的母亲，纳婷娜·利博女士的死亡原因。
当然，这么说有些略欠妥当，毕竟官方的死亡证明上写得清清楚楚，纳婷娜·利博女士是因摔倒引发的髋部骨折而不得不卧床休养，最终死于肺部感染。这种情况在老年人中相当常见，也难怪保险公司的小册子里常常提到要预防这个所谓的“最后一跤”。
很明显出于某种私人原因，迪特对这个结论是不满意的，也正因为是个“私人原因”，便不宜声张。“私人原因”一般无外乎是两种，要么是警察处理不了的，要么是不想让警察处理的。这时候，寻私优于寻公，活计就找到我们这种人头上来了。
在电话里把主要事宜沟通妥当之后，我和迪特进行了第一次面谈，地点是他定的，在他家。
迪特和他父母住在一起，房子位于图穆山附近，远离市区。虽然谈不上是富人区，但也是独门独院，环境清幽。我寻着地址过去，那是两幢独立别墅，但共享一个院子，进出口也是同一扇铁门。
那天，我到的时间比约定的晚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开车穿过城区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围蓝白围巾的，也有戴蓝白鸭舌帽的，甚至是不怕春寒穿蓝白短袖的行人，我这才意识到是球赛日。这些年来，弗市的足球俱乐部越踢越臭，从甲级直降丙级。我已经有很多年不看弗市的足球比赛了。面前的蓝白人群像涌动的海水，而我则像一只被推在浪尖的皮球。我踩油门的脚松了又松，喇叭也按了几下，都无济于事，还有个刺头给我比了个中指。球迷嘛，也正常，好多人都这副德行，我以前也这样。磨蹭到离球场大概一公里以外了，车才跑了起来。
虽然来晚了，可既没有人在路上左顾右盼，也没有人影在窗子后面东张西望，一切都平静极了。这让我想起和我通电话的那个声音，也是冷静的、理智的，像冬天结冰的湖面。我期待着一会儿那张为我开门的脸，冷峻就对了。如果不是，那事情可能在某一条线上发生了错位，相貌特征和谈吐方式应该具有关联度，这是我作为私家侦探所秉持的世界观之一。
两幢别墅中的一幢建在小山丘上，正门由一条笔直而狭窄的楼梯引到院落，另一幢则建在平地上。两座建筑因此有了高度差。当我正犹豫该去哪幢房子按门铃时，平地上那幢的房门被推开了，一个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午安，彼得斯先生，这边请。”我收回了朝向山丘上那幢房子的目光和脚步，身体转了九十度，迎着那个如镜面般光滑的声音走去。
我们这种人，从接到差事的那一刻起就会对事件、事件中涉及的人物作出预判。在接近真相的过程中，这个预判被不断修正，直至它像一支箭那样直穿靶心。我脑海中的声音把我引向山丘上的房子，原因很简单，迪特和我说过，他和父母同住，爬一条笔直而狭窄的楼梯更像是年轻人能胜任的事情。可事实恰恰相反，我不得不修正这个预判。
迪特把我引向客厅，没让我换鞋，我的皮鞋和光洁的大理石地面相碰撞，发出有节律的咚咚声。他自己穿着一双勃肯拖鞋，倒是没什么声响。房子里真安静呐！客厅的墙上明明挂着一家三口的照片，但明显妻子和女儿都不在家，所以这件事情最好连她们都要排除在外。
隔着一个小方桌，我看向我的客户。他和我猜测得差不多，脸盘消瘦，戴着无框眼镜，镜片擦得非常干净。也不知道是不是眯着眼睛的缘故，松绿色的虹膜变成了眼眶里的一条颜色浓稠的条带，让我想到《星球大战》里的光剑。我的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说实话，我挺喜欢《星球大战》的，要不是我妻子蒂娜的阻止，我差点在上周末的跳蚤市场上买下一只达斯维达的头盔！蒂娜警告我，她不想在家里的任何一个房间里看到这个像埃及法老面具的东西，怪瘆人的。
好了，公事公办。方桌上放着两只玻璃杯和一大瓶矿泉水，迪特手边还有一本棕色硬壳笔记本。他坐着，背往前弓，双肘撑在双膝上，十指交叉。他在等我说话。我从公文包里摸出工作簿，把我们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又重复了一遍。他不断点头。事情说到他母亲的死亡上面了，他还在点头，只不过那两簇浅金色的眉毛开始收拢，眉毛的颜色是这样的浅，以至于最先让人注意到的是眉毛下面的皮肤，皱皱的、弯曲的，像两条蜷缩起来的蚯蚓。我在等他接过话头，可他没有，房间里又恢复了平静。
这或许是大众对于私家侦探的误解，我们既不是魔术师也不是心理咨询师，不会大变活人也不会在不说话的前提下把委托人的心思读得一清二楚。我需要迪特告诉我，我该查些什么，至少有个方向吧。现在轮到我的眉毛吭哧吭哧地往眉心移动了。不过和迪特不一样的是，我体色偏深，眉毛是深棕色的，挂在脸上很明显。
我咳嗽了一声。
我问他，是否对医生的治疗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摇摇头。
我又问他，是否有兄弟姐妹，是否他们在他母亲死亡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不令他愉快的角色？他还是摇摇头。
“那疑问在哪里呢？”我耐住性子。
他这才把手边的棕色笔记本翻开，装订的地方已经脱了线。他的动作格外小心，修长的手指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间跳着舞。他跳到插有书签的那一页，递到我的面前，用食指指尖指着一行字。我凑近了一看，字体歪歪扭扭的，像背部着地，腿脚乱舞着要翻身的甲虫。我默默读出声，“我和沃尔夫冈说了无数次了，这样活着太累了，帮我结束这一切吧。”他迅速把笔记本合上，好像这是一个经过久久挣扎才肯袒露给我的秘密。
“沃尔夫冈是谁？”
“我父亲。”
我吃惊地张开了嘴巴。
“令尊还健在吗？”我想到进门时那座位于山丘上的房子和狭长的楼梯。
“不，我母亲是三年前去世的，她走后的半年，我父亲也随她而去了。”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们感情怎么样？”
“彼得斯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我父母这样恩爱的人。”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眯着的眼睛也合上了，好像拼命使着劲才没有泪珠从里面滚出来。这大概是面谈以来，迪特说的最带温度的一句话了。
“那还有什么好调查的呢？如果您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潜在的答案。”
“彼得斯先生，这么说吧，我不会起诉什么人，也不会把事情搞得满城风雨。完全是从个人角度，我想知道日记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迪特顿了一下，继续说下去，“况且您说的结论不成立，我心里没有任何潜在的答案，爱的极致是什么，没人知道。”他用手敲着日记本的封皮，随后起身。
***
邻居格罗斯女士的讲述
“当年，您和利博一家是邻居。所以，能说说您所知的、关于利博太太的事情吗？”
“利博太太是在四年前、提灯节的晚上七点从台阶上摔下来的。”
听到这么一句时间地点都十分精准，并且从嘴里几乎不带停顿吐出来的句子，我吃惊地看着面前这位姓格罗斯的女士，而她也正睁着圆滚的双眼回望着我，脸颊的浅笑里好像也带有一丝趾高气昂的味道。
“您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吧？”她的身体往我这边凑了凑。
“愿闻其详。”我用笔尖点了下刚刚在笔记本上写下的“格罗斯女士的讲述”几个字，墨迹还没有干透。
“四年前，我儿子六岁，是在幼儿园的最后一年了。现在他十岁了，十岁就是要分文理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时候了，真要命，明明还是个小孩子。”她突然停了下来，侧过脸看着我，“彼得斯先生，您懂文理高中和职业高中的事情吗？”
我大致点了点头。我有一个女儿，成绩不错，上了文理高中。
“是吧，您也觉得十岁还太小对不对？怎么现在就要把以后的路都选好呢？真不知道巴福州管教育的头头们都在想什么。“格罗斯女士皱起眉头，像是自言自语般咕噜起来。“不过，说实话，我心里明白，法兰克也不是读书的料，估计以后也就只能做个手艺工人，当然有一门手艺加身也不会混得太差。”她又自顾自地明亮起来。
“能说回利博太太的事情吗？”说到底，格罗斯女士还是让我失望了。她的第一句话着实惊艳了一把，以至于我以为我对她的预判是错误的。现在看来未必。
“哦，抱歉，扯远了。”她舔了舔嘴唇，眼睛眨巴眨巴地闪了几下，“说到哪里了？对对对，是提灯节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天下着蒙蒙细雨，孩子们已经提着灯笼绕着整个村庄走了一圈了。回到斯派尔庭院的时候，天非常冷，大家都去取了杯热红酒暖暖身子。”她突然伸出右手食指，在空气中有力地晃动着，“您可别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家长们和老师们喝的是热红酒，孩子们喝的是柠檬、肉桂、丁香还有茴香煮的热饮，不含酒精的。”她长吁了一口气，脸上带着愠色，“他们发明了那么多词，比如阿狗阿猫的叫声，您知道吗？连刺猬的拟声词都有了，可为什么这种儿童饮品没有呢？”她把脊背挺直，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然后，自助餐开始了。哦，天呐，诺亚那个调皮鬼上来就把一块奶油蛋糕按在了法兰克的脸上！我可怜的法兰克啊！连鼻孔里面都是！我带他去洗手间洗了半天，弄得他嗷嗷直叫，后来他自然没什么心思待下去了，我们只好草草了事，随便吃了几口就往家走了。”她又把身体往我这边歪了歪，像是耳语般地压低了声音，“最糟糕的是诺亚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说，他爸妈也对此熟视无睹。想想吧，二十年后，诺亚这样的人会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而他的父母则是领着退休金大摇大摆像螃蟹一样横行的人。报纸上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新闻，但睁开眼睛看看，您就知道了，这个国家要完！”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像是因为过于激动而缺氧。
我再度仔细打量面前这位姓格罗斯的女士，她三十出头，圆脸，圆眼，鼻头也是圆的。其实年纪轻轻，但脸上有很多衰老的痕迹，眼袋、法令纹、嘴唇的走向，大概是单身抚养小孩而过于辛劳的缘故。她说话时会不自觉地瞪大眼睛，露出过多的眼白，让人觉得她总是很吃惊。她的长相十分大众化，眼一晃，可能就觉得她是超市里的收银员，或者是送信的邮递员，总之好像在哪见过。这类人的观点也附庸于众人之中的，可又常常因为以为窥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沾沾自喜。
她注意到我的眼神，有些不满，“彼得斯先生，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因果关系，我总不能一步就跳到事情的结果上去吧。您是私家侦探，逻辑思维应该是您工作的重中之重吧。”她自觉是击中了私家侦探这个群体的要害，又洋洋得意起来。
我没有接她的话头，用笔尖点着笔记本继续说下去，“您和儿子是在回家路上看到利博太太从台阶上摔倒的，因为利博家门口的电灯是动作感应的那种，所以有人动的时候恰巧就亮了，对吧？”我没给她任何喘息的机会，“时间的话，让我猜猜，可能是教堂的钟响了七下。”
她的眼睛瞪得更圆了，好像那是一颗褐色的玻璃珠，就要从眼眶里滚出来了，她怔怔地点点头，嘟哝着，“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能具体说说当时的情况吗？利博先生也在场吗？”我终于抛出了下一个问题。
不知怎么的，她的鼻孔里突然发出一声轻蔑的哼哼声，眼眶里的那颗玻璃珠开始朝着地心引力的反方向旋转起来，“利博先生？他是之后才过来的。他的嗓门很大，从坡顶往下面一个劲地喊，纳婷娜，纳婷娜，你还好吗？真不知道都那么晚了，天黑得跟墨一样，还下着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要出门干嘛？老头子也不管不顾的吗？”她稍微歇了口气，但明显还没说完，“而且他们家门口的水泥台阶也很不合理，又长又陡，我看足足有十米吧，明明年纪大了，腿脚又不方便，怎么会选这种房子呢！”
说起利博家的台阶，我印象很深。初次见面的那天，我的预判就出了错。不过我去的时候，那段台阶爬起来是享受的，因为台阶左手边的苗圃里种了成排的八重樱。早春时节，花开得正盛，完全是一片粉色的汪洋，美极了。
格罗斯女士对于长台阶的怨念是我不曾想到的，不过这么说来也是有凭有据。在深秋的雨水里，头顶是阴霾的天空，身边是毫无生机的树木，萧瑟之景怕是令人心生沮丧。
看来人对于事物的评判还真容易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啊。我开始在笔记本上写写划划。
“从刚才的话里，我感觉您对利博先生颇有意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问她。
她的鼻孔里还是一连串的哼哼声，她用手拂了拂耳边的碎发，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没什么事啊，但那老爷子太爱管闲事了，他看不惯我，那我肯定也不喜欢他啊。”
还没等我追问，她又像竹筒倒豆子那样喋喋不休起来，“四年前，哦，四年前，我的日子太苦了，我给很多人家做保洁，就为了那么可怜的一点钱。住的是政府建的公寓房，别提了，冬冷夏热，还有耗子在墙里打洞，我也领一些生活保障金，因为我要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啊。那老爷子怀疑我打黑工，偷税漏税，看我的眼神好像就是因为我没工作而导致他的退休金降了几个百分点，可您说，我容易吗？”她边说边抹了抹眼睛，声音里带着哭腔，“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那样，年轻时有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做到了什么销售经理，满世界地出差，还住在别墅里，对不对？”
面谈之前我大致调查了格罗斯女士，十多年前她和一个有暴力前科的男人同居过，男人蹲过班房，两人就是在监狱里认识的。后来，男人死性不改，还是对她大打出手，他们又分道扬镳了。事到如今，格罗斯女士还是穷，没钱。包括这次的委托调查，也是她找的我，她看到了我在报纸上刊登的启事，以及那一百块的赏金。
“那利博太太摔倒之后的情况您有所了解吗？”我朝她递了张纸巾。
“什么情况？她后来不就死了吗？”她的眼睛瞪得滚圆，无神地看着远方。不过很快，有一丝恍然大悟的神色进了眼睛，它们灵动起来，像游进了一尾金鱼。她压低声线，神秘兮兮地靠向我，“是不是她的死另有隐情？所以您在这重新调查。”她的声音更低了，几乎在耳语，“要我说，那就是她丈夫干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下手的永远都是丈夫！”
***
拉赫迈尔医生的讲述
“拉赫迈尔医生，您是利博太太的家庭医生。我听说，她生前患有严重骨质疏松和老年性黄斑病变，您能和我说说她的病情吗？”
和拉赫迈尔医生的会面定在了维多利亚咖啡厅，在她不当班的某天下午。我很容易就从人群中看到了她，拉赫迈尔医生戴着小巧的金色耳钉，脖颈处压着一条金项链，挂坠是一块方形蓝宝石，手上除了婚戒并没有多余的饰品，从医生的身份来推断，想必都是真金白银。她清瘦，个子小，穿驼色羊绒衫，虽已到知命之年，但保养有方，让她看起来依旧精明干练。
医生嘛，交谈的氛围重要了一些。他们向来对小营小利不太上心。候诊室的门被推开，一个病人进来了，钱也就跟着进来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医生们都视人如金钱，他们自然是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的。如果说生命是上帝创造的，那医生呢？就是接手做修补工作的，无论是心房上的小洞还是肾脏里的结石，他们都能用些精密而小巧的仪器给弄好。这既给了他们无上的荣耀，也给了他们无边的傲慢。
就像我面前的这位女士，她没有立刻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用不锈钢的小勺不停地搅拌面前瓷杯最上层的奶泡，舀起，小口抿了一下，这才开口，“彼得斯先生，我尊重您的职业，所以才来这里和您面谈。但您也得尊重我的，病情状况是每一位患者的基本隐私。”她棕色的眼睛越过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炯炯有神地打量我，她又加了一句，“当然，这也包括已经离世的患者。”
和我想的差不多，我猜她会这么说。我对她微微一笑，“医生，您看，就是严重骨质疏松和老年性黄斑病变这两个词，我都要照本宣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出来，生怕把字母颠倒了。疾病细节、严重程度并不是我找您的原因，当然我相信您能和我说上一整天，比如骨质疏松的等级，也许用您的术语叫一级二级三级，也可能叫ABC级。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天方夜谭。医学上的知识我不感兴趣，说到底我还是想知道利博太太是个怎么样的人，以及病了的利博太太又变成了一个怎么样的人。”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谨慎地开口，“我和利博太太认识有些年头了，不过只是医患关系，交流不深，也没有在诊所之外的地方有所关联。”她停顿了一下，微微皱了眉，“怎么说呢，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健谈、热情、开朗，仅此而已。并且在她摔倒导致髋骨骨折后，我必须把她转到综合性医院去，我可以给她的病情再提以建议，但决策权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我觉得她未必有所隐瞒。医生和老师都是阅人无数的职业，要从这个“无数人”中随便挑一个出来聊聊，除非你们气味相投或者针尖麦芒，只有走了这两个极端，才能被深刻地记住。所以她用了“普通”一词，我认为是合理的。
“那利博太太性情在病后有所改变吗？”我问她。
她做出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当然，生病让人在身体层面产生不适，有些人在精神层面上也会随之萎靡不振。”咖啡上奶泡已经是薄薄一层了，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无论是骨质疏松和老年性黄斑病变，都是渐行性疾病，基本和年龄呈正相关。就像小孩子都知道的，人老了腿脚会不利，头发会变白。所以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两种病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总归是有所耳闻的。所以精神上的不适，我觉得未必有很强的冲击力。”
拉赫迈尔医生一直在侃侃而谈，好像这是场针对普罗大众的医学科普讲座。在联系她的时候我并没有明说想要获取什么信息，只说了是关于利博太太的。现在，我们仿佛站在漆黑一团的网球场上，仅凭网球击打地面的咚咚声，便在黑暗中摸索着击球，都想在来来回回的、不着边际的拉锯战中获胜。我想，我该点盏灯了。
“那您觉得利博太太会是一个有轻生意向的人吗？”我问她。
她握着杯把的手突然晃了一下，杯子里的咖啡洒在了虎口处，她拿起纸巾擦了一下，动作很慢，好像皮肤的褶皱处里藏着很多看不见的液体。“不会。”她的回答很简短，却很坚定。
“为什么您这么觉得呢？”我又问她。
“因为我说了，这两种病都是渐行性疾病，都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所以是有心理铺垫的。虽然无法治愈，也有恶化的可能，但治疗的过程并不痛苦。”她的音调突然高了起来，语速也加快了，显然是对于我挑战她的权威有所不满。
我不知道在医生面前提起“轻生”这个词会触发怎样的波澜。要知道，在医院的病房里，他们前后奔走，拼了命也要留住心电图上的波形，哪怕是浑身插上管子，哪怕是手上扎满针头。可若有人摆摆手，说声够了，要把生杀大权揽回自己手中，他们不会是愉悦的。他们不允许有无谓的死亡，至少是不允许精神死亡先于躯体死亡。病人们该有求生的欲望，就像他们希望的那样。
我朝她笑了笑，“医生，我绝不是在对您的工作评头论足。我知道您做了您该做的、正确的一切。我只是提出一种不依赖于您工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病人脑袋里自行产生的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她平静了下来，抿了抿嘴唇，眼神似乎定在邻桌一位年轻女孩头上的蝴蝶夹子上，她还是摇摇头，“不会的。利博太太曾抱怨因为骨质疏松她都不敢让小孙女拉着她的胳膊晃悠，因为视力衰退也没法陪她一起读图片书。”她把目光投向我的眼睛，“彼得斯先生，在我看来，这都是人对生活恋恋不舍的标志。只有无欲无求的人才可能考虑另一条路吧。”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再度转向我，“这就是您现在要调查的事情吗？”
我点点头。“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您对利博先生有什么印象吗？”
这次她回答得很快，“老实说，并没有什么直接交流，利博太太因为身体原因，总是由她先生陪着一起来就诊的。可利博先生通常在候诊室里等待，除了要拿处方单或者要记录一些什么东西，他才会和我或者护士聊上几句。他看起来就是普通的老年人的样子吧，做事很一丝不苟，也很有礼貌。”她不再说话，咖啡已经凉了，她把它一饮而尽。
我们沉默了一阵。咖啡厅的门不断被推开，人们鱼贯而入，服务生忙得脚不沾地。她摸出钱包，放在空咖啡杯旁边，张望着。我伸手压住她欲举起的右臂，“医生，由我来就好，感谢您抽空和我聊了聊利博太太的事情。”
她没有反对。起身，拿起搭在椅背上的一件和她羊绒衫同色的外套，没穿，只是挂在小臂上。她把椅子轻轻放回桌肚里面，踟蹰着，好像还有话要说的样子。她终于面向我，“彼得斯先生，我相信人求生的本能，摒弃生命的举动是与本能相斥的。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脑死亡后心脏仍在拼命搏动，或者心脏停止后脑电波依旧活跃的情况，您会对此吃惊不已，可人体就是这么构建的，它对生的渴求远远大于对死的。抱歉，可这就是我的世界观。”她停顿了一下，“另外，人死了，就应该让他们安息才对。”说完这句，她转身离开。我目送这个驼色的身影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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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友威尔曼先生的讲述
和威尔曼先生的交谈是在他家的餐桌旁。当我向他说起利博夫妇的时候，他便盛情邀请我去他家坐坐，一起聊聊这位已故的老友。他坚持要我叫他的名字拉尔夫，而不是威尔曼先生、威尔曼先生地喊个不停，这样听起来很生疏。
就在我刚坐下不久，他的太太玛丽安就从厨房里端出一盘刚烤好的肉桂卷。肉桂和白糖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浓郁的甜香味一下子钻到我的鼻子里。我尝了一口，温暖而柔软的面团，颗粒分明的小糖晶，都融化在舌尖之上。我禁不住脱口而出，味道真是好极了！
就着咖啡和肉桂卷，几乎没有发问和打断，拉尔夫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的朋友利博夫妇。
沃尔夫冈和纳婷娜救了我的命。他一开口就是这句话。
认识他们俩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们还是毛头小子，因为参加了一个金融方面的职业培训，从而结识了彼此。沃尔夫冈和纳婷娜当时就是一对了，多么令人艳羡的一对啊，郎才女貌，脾气相投。不过他们不是只沉浸在两人的小世界里的，对旁人也非常热情友善，所以我很快就和他们混熟了。课程结束后，我们的联系并没有断，不过也不像上课时那么紧了。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人一旦进入社会，工作起来，就像齿轮那般被胁迫着旋转，停也停不下来。我们没再见面，只是圣诞节的时候还保持了互寄卡片的习惯。
三十岁那年的圣诞节是我这辈子过的最糟糕的一个了。刚领完年终奖金，我就被公司扫地出门。不光是我，整个部门都被一锅端了，因为那场严峻的金融危机。做投行的人，总以为是驯服了金钱这头猛兽，没想到有朝一日被咬了，还咬得不轻，伤筋动骨。
我几乎记不清是怎么到家的，又是怎么和妻子开口的。那时候，我们刚组建了家庭，有个嗷嗷待哺的女儿，有套贷款购买、才装修了一半的房子。我颓丧地陷在椅子里，和她说，“玛丽安，真对不起，我们什么都没了！”我没听到她的回应，便抬头看她。隔着桌子，她怀抱着女儿正在哺乳，小家伙欢快地吮吸着，一边喝，一边舞动着小手，她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母亲满含热泪，又因为在拼命压抑不安的情绪而双肩不断抽搐着。
那年的圣诞节没有圣诞树，也没有礼物。我们搬回了我父母家。由于没有多余的房间，母亲清扫出一间储藏室给我们做卧室。储藏室采光不好，几乎看不见太阳，而且虽然扫了很多遍，但一直有股陈旧的灰尘的味道。每一天，我一遍又一遍地去翻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但一无所获！玛丽安表面上看起来一如平常，白天陪女儿玩耍，帮我母亲打扫烹饪。只是晚上等女儿睡熟了，她才怔怔地坐在床边，一手轻轻拍打着被子，一手抹着眼泪。我看着她那投在墙上、被灯光扭曲的影子时，竟觉得是一只怪兽要把她吞噬了。
事情的转折来自于沃尔夫冈和纳婷娜的圣诞卡片。我完全忘记给他们寄卡片了，但我却收到了他们的。这次比往年的都要晚一点，是在新年里收到的，一起寄来的还有张支票。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消息，他们让我先把新房装修好，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再去想其它的事情。我和玛丽安在看到信后几乎抱头痛哭。
面前这位头发已经花白，皱纹如雕花那般镌刻在前额、脸颊和脖颈上的老人停了下来，环顾四周。他突然指着窗台边的一棵柠檬树对我说，“这也是沃尔夫冈和纳婷娜送我的，十年前他们去意大利旅游，给我带了西西里的柠檬，没想到一颗小小的柠檬籽，竟能变成一株亭亭如盖的树苗！人的善意啊，也是像种子一样能在心里发芽。”说罢，他用右手捶了捶心口的位置。
他用手揪了块肉桂卷，塞到嘴里，好像未经咀嚼便又开口感叹，“一晃都三年了，他们都离开三年了，岁月不饶人呐。可每每当我想到纳婷娜最后的样子，我还是忍不住为她心痛，也为沃尔夫冈心痛。”
那是四年前的冬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庆祝新年。通常他们会来我家的。怎么说呢，这房子有今天也完全是他们的功劳。不过那次是我们去了他们家，毕竟纳婷娜疾病缠身，尤其在髋部骨折后要卧床休养。
我以为这就是全部了，不成想情况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更糟糕。纳婷娜几乎看不见了！她在轮椅里迎接了我们的到来，那到底算不算得上“迎接”我也说不上来。她静静地坐着，头撇向门口，眼睛也在似看非看地盯着我们。可那眼睛里没有光啊，就像是嵌着两块黑曜石的幽深的洞穴。我忙着把手伸过去，她握住了，另一只手也伸了过来，摸着，似乎要感知我手背上的纹路。我说，“纳婷娜，我的老朋友，我是拉尔夫啊！”我又把我太太玛丽安的手拉了过来，也让她摸，然后我告诉她，“纳婷娜，这是玛丽安啊！”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眼眶里的黑曜石闪着光芒，嘴角哆哆嗦嗦地扯动着，好不容易冒出一句话，“你们怎么来啦？”
大家的话都不多，电视机里的跨年晚会就显得更加吵杂了。大概是在某一个单口喜剧表演的时候，纳婷娜突然发动了她的轮椅，她嘣的一声撞到了面前的茶几上，茶杯们晃了一下，随后再度贴合在茶托之上。然后她又后退了一步，这次她撞到了墙。沃尔夫冈赶忙起身，“亲爱的，你怎么了，要回房间躺会吗？”纳婷娜的声音很尖锐，简直是捏着嗓子在喊叫，“天呐，他到底在说什么啊！”
沃尔夫冈告诉我们，因为视力的不断衰退，纳婷娜似乎也在逐渐失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能力。她不能读书也不能看报了，电视机还能听听，但也只是在听而已。没有了画面的辅助，她消化不了那些对话，它们变成了无意义的音节的重复，这让她极度烦躁。唯一还能理解的就是过去的事情，过去那些亲身经历的、镌刻在脑子里的事情。所以她常常沉默，在回想，在回味，她似乎变成了一块漆黑的不愿开口的石头。
沃尔夫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低着头，粗糙的双手在裤子上不断摩擦。我想，他的日子并不比纳婷娜的好过。
和沃尔夫冈告别的时候，我一时语塞，竟连一句新年祝福都说不出来。我只好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大概都心知肚明，我们都是朝着人生终点奔跑的人了，情况只会越来越糟，不会再好起来了。果不其然，不过几个月之后，我们就收到了纳婷娜去世的消息。
说到这里，拉尔夫停了下来，又揪了块肉桂卷塞到嘴里。他的眼神飘在房屋里，从一处游到另一处，大概这里和利博夫妇有关的东西远远不止一棵柠檬树。
我轻声问他，“您觉得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是种解脱吗？”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毫不犹豫地点头，“当然。”可能觉得这个答复过于直白和无情，他又补充说道，“菲利普，你还年轻，不会被生老病死这样的话题所困扰。可像我们这样的老骨头了，日复一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看不见明天的太阳。如果老天有点怜悯之心的话，我不要残缺不全地被禁锢在床上，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体味我过去的人生。回忆这种事留给活着的人吧。我要带着出生时就拥有的那一切完完整整地再回去！”
拉尔夫的声音听起来很苍老，却在房间的墙壁上来回震荡，如鼓点般铿锵有力。
***
一位陌生女士的讲述
从一位陌生女士那边听到关于利博夫妇的事情完全是无心插柳。
六月的第二个周六，我被妻子蒂娜督促着去参加了女儿苏菲娅学校的夏日节。她那个周末刚好有事，我便成了她的替补。老实说，我挺开心这样的安排的，苏菲娅越长大，我就觉得越疏离。小时候，她和堂姐堂妹们蒙着眼睛玩捉迷藏时，为了不被抓到，我总让她骑在我的肩头，她揉着我的头发，看着像无头苍蝇般乱摸的堂姐，能笑成一团。现在呢，好像连我想拍拍她的肩膀，她都要躲闪到一边去。更别说谈话了，开口闭口都是，爸你不懂啦，爸你那套早就过时啦，诸如此类的。所以有机会做些亲子活动，我还是有所期盼。
不过事情并没有像我想的那么顺利。学校的操场上搭建了各类运动站，有球类运动或者其它一些类似考验平衡能力、协同能力的小游戏，苏菲娅对这些都没什么兴趣，又或许是不想和父亲把小腿绑在一起做两人三足跑。她朝我挥挥手，“爸，这太傻了！”说完，就像条鱼那样游进了旁边义卖的摊位。我无奈地摊开双手，只好走到操场背阴处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
不知不觉地，我又想到利博太太的事情。老实说，我还是没什么头绪。这几个月来，我也和不少人交谈过，但我觉得人们不过是在各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各执一词。比如，有个拳脚相加丈夫的妻子会把别人婚姻中的任何问题同样归结到男人身上；救死扶伤的医生不允许病人有死亡的意向；人生垂暮的老人会希望带着尊严离开这个世界。这些是他们的人生喜恶。并没有人在谈论利博夫妇本身，所有人都在谈论在他们自身投影下所见的利博夫妇。
我揉了揉太阳穴，实在令人头疼。就在这时，两位中年女士，估计是学生家长，朝我这个方向过来了。想来是骄阳似火，想找个阴凉的地方散散暑气。我下意识地挪了挪位置。不过，她们绕过我，在旁边的另一张空长椅上坐了下来。
我并非偷听她们的谈话，但距离很近，一些单词和句子就这么冷不丁地飘了过来。她们是从夏日节聊起的，热情、阳光、活力，这是她们用的形容词。后来就聊到了各自的职业，其中一位好像是医院护士，又恰巧在重症病房轮转。她一直在说，在那种压抑的濒临死亡的环境下，病人们如何睡意昏沉、意志涣散，而家属们又如何被残酷现实打磨得无动于衷。大概是话题过于沉重，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盯着操场上的欢声笑语发了呆。像是要挽回什么似的，那位讲述者又开了口，“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我遇到过的一对姓利博的老夫妇。”
“利博”两个字像针一样刺中了我的神经，我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她继续说下去。利博是个少见的姓氏，不过这姓氏多美好啊，利博，利博，就是爱的意思啊！（注：德语单词Liebe本意是爱）看他们的样子，我倒是相信人如其名了。那家的老太太情况已经不太好了，视力衰退得厉害，髋部骨折不得不躺着，后来因为肺部感染，连话都说不出来，哼哼呀呀的都是浓稠的痰音。她家老头子天天在病床前守着。他要么给她读小说，语速很慢，每个单词像颗豆子那般被悠悠地从嘴里吐出来；要么把相册带过来，一张照片一张照片地讲以前的事。老太太虽然眼睛看不见、嘴巴说不出，但心里很明亮。两个人讲着讲着，头就贴到了一块儿去了，她摸摸他的脸，他也摸摸她的，一行行眼泪像珍珠一样沿着他们的脸颊滚下来。他有次还跑来问我他太太情况怎么样了，他说他还要带她回家。哎，叫我怎么和他说实话。
她停了下来，好像陷在既悲伤又感人的情绪里无法自拔。
有个女孩叫走了两位女士中的那位听者，不久我就看见她们在操场上试着用乒乓球拍横向传递乒乓球。
我清了清喉咙，对着前面长椅上的背影问道，“抱歉女士，那位利博太太的名字是纳婷娜吗？”
她猛然转过身来，眼睛瞪得像铜铃那般，“什么？”
我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又补充了一句，“我恰巧认识沃尔夫冈和纳婷娜·利博，是两个好人。”
她这才将信将疑地点点头，随后就拿起手包，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有一缕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打在我的脸上，我闭上了眼睛。我怎么没想过把利博这个姓氏解读成爱呢？我问我自己。突然有一片更深的阴影罩在我的前方，我睁眼一看，是苏菲娅，她晃动着手上的一张白纸，有气无力地和我说，“爸，我们得去做些运动了，要填表的。”我应声而起，“好的，我的小南瓜。”她又瞪了我一眼，声音压低，“喂，别这么叫我！”
夏日节结束前，我接到蒂娜的电话，她那边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她让我查一下我的邮箱，里面有张购物清单，让我带着苏菲娅把菜买了。我满腹狐疑地挂了电话，蒂娜试图从两个电子产品端联系我，这有点不寻常。不过我还是按她的要求买到了所有东西，包括一条烟熏鲭鱼，这是我和苏菲娅专门跑到鱼店才买到的。
车子驶进车道的时候，蒂娜的大众已经停在车位上了，我松了口气。
房间里静悄悄的，我在餐厅的桌子上发现了一束蓝色矢车菊，还有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二十周年快乐”。我迟疑着拿起卡片，迅速盘算究竟是哪个纪念日，绝不是结婚纪念日，也没有人过生日。
这时蒂娜从厨房里面出来，她手里捧着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很大，看她的样子还有几分吃力。我更是被钉在了原地，脑子里好像有无数根电线搅在一起，每一根都冒着火星。“什么，怎么回事，她买了个文艺复兴时期某位艺术家的半身雕像吗？”接过盒子的时候，我在想着这个可能性。她示意我打开，我照做了。里面隐隐约约是个黑色的东西。等盒子完全拆开了，我吃惊得合不拢嘴，是一个达斯维达的头盔！就和几个月前在跳蚤市场上看到的那个一模一样！
蒂娜抱了我一下，在我耳边温柔说，“是蓝调酒吧的二十年。”
天呐，原来距我们初相识已经过了二十年了。哦对了，忘说我和蒂娜的故事了。二十年前，我还看足球。在那场比赛中，弗市的足球俱乐部一连被灌了五个球，我在蓝调酒吧差点把啤酒瓶直接怼到投影屏幕上。是一个女孩把我手上的啤酒瓶顺走的，她顶着一头羊毛卷，目光像天上的月亮那般皎洁，轻柔地照在我的身上，“嗯，别做傻事。”她朝我摆摆手。那个啤酒瓶我还留了很多年，直到小苏菲娅会爬会站爱够高处的东西之后，才被失手打碎了。
蒂娜指着头盔，再次开了口，“这绝对是我买过的最幼稚、最吓人的礼物了，我不得不把它关在车后备箱里。”她笑了，笑声一如多年前那般轻盈，我透过她的眼睛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夺我啤酒瓶的羊毛卷女孩，“下午的时候我去了欧尔佳那儿，耽搁了一会。她大脚趾骨折了，绑着石膏，结果你猜怎么样？尼克居然要给家里搞个小型扶梯，够疯狂吧！”
“所以你才把我们支去买菜了，还写了一条什么烟熏鲭鱼。”我瞥了眼站在门口的苏菲娅，她耸了耸肩，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就你这敏感度，真不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是怎么靠私家侦探这份工作活下来的。”蒂娜又恢复了平日里打趣的口吻。
“你知道的，我从来不把我的职业敏感度用在家人身上。”我把蒂娜拥在怀里，“谢谢你，亲爱的。幸好你在二十年前出现在了蓝调酒吧，幸好你相中了我的那只破啤酒瓶，一切都恰到好处。”
“还有，你说你妹妹她怎么了？摔断脚趾了？”我突然想起蒂娜刚刚好像还说了什么。
她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随后就把我推进厨房准备晚餐。我的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哦，小型扶梯，非常熟悉的场景，我仿佛看到了利博夫妇家门口那段狭长的台阶。
***
要找到小型扶梯的供应商并不难，全市接受私人订制的仅一家，叫施乐姆小型电扶梯公司。
我去那里查询了三年前的订单信息。果然，他们有来自图穆山附近一位姓利博的先生的订单。当时合同已签，工人去过现场测量了，样式也选定了，就差安装了。订单被取消是在那年的四月，原因不明，但利博先生支付了违约金，也就没人再追究了。
纳婷娜·利博女士死于三年前的四月，她就是那个没有讲明的原因。
现在是七月末了。我的那辆老爷车正在往图穆山方向奔驰。我把车窗摇到最下面，夏天灼热的风倒灌进来，广播里恰巧在循环播放九十年代的金曲，我把衬衫的扣子解开了几个，墨镜架在鼻梁上，一起哼唱。今天，我要去和迪特说我的调查结果。
这次调查和我以前的不太一样，它很难被称为一个“案子”，我也没有缉拿到什么“真凶”。人们常常以为私家侦探都是在警方触及不到的地方挥舞着正义之剑。这么说也许会有些扫兴，但事实确实并非如此，更多时候我都在帮委托人解开心结。
初次见面时迪特提出的那个问题，爱的极致是什么？我的脑海里开始浮现出那些与利博夫妇相关的人的脸庞，我还记得他们说话的声音和做事的姿态。如果让他们回答的话，可能我会得到迥异的答案。但这个问题是我今天要回答的，我想到的是蒂娜那头蓬松的羊毛卷和骑在我肩膀上的苏菲娅，一直以来我其实是开心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他们一样，和所有人一样，只能在个人特质的条条框框下看问题。哦对了，还有那家小型扶梯公司的订单，这是个决定性因素。
图穆山的轮廓出现在高速的尽头，郁郁葱葱，一只鹳在上空盘旋，它嘴里衔着茅草，大概要筑巢，一切美好。我想，我能给迪特的答案也很简单，爱的极致还是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