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九城。
崇祯在煤山老槐树下上吊自尽。
和崇祯一起选择自杀殉国的文武大臣不在少数,但选择活下来继续“服务新朝”的,更是如过江之鲫,多达1300多人。
但在李自成眼里,这1300多人都是不义之徒,都该杀!
计六奇《明季北略》“内臣献太子”条载:
......次日,朝贺者果一千三百余人。
自成欺曰:“此辈不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
于是始动杀戮之念。
但李自成当时是舍不得杀的。
因为李自成队伍的底色是一群没饭吃的农民,又宣传了几年“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自己也不好意思很快就被打脸,所以基本不会与民争利。
农民军进城的时候,军纪维持相当好,秋毫无犯。
但全军上下人吃马嚼,数天下来也是个天文数字。
如何搞定大军开销呢?
李自成下令,凡是投降的文武各官,按照级别高低交纳银两:
内阁阁臣每人十万两;
各部尚书九卿、锦衣卫都指挥使每人五万到七万两不等;
御史、给事中每人一万到五万两不等;
至于各外戚、勋贵、太监团体,那是最坑的,他们没有具体的数字,农民军想敲多少敲多少。
对于交不齐的官员,农民军的办法很“朴实”:直接投入大牢,打到交为止。
内阁首辅魏藻德
其中以时任内阁首辅的魏藻德最为典型。
魏藻德是崇祯十三年的进士,初入政坛四年不到的时间,就当上了内阁首辅,这种速度放眼整个大明朝也没几个人。
不过,魏藻德应该是最后悔当首辅的人了。
起初,对于李自成进北京这件事,魏藻德并没有多少悲痛的心情。
作为前朝的内阁首辅,按一般规律,李自成肯定会对自己加以笼络,委以重任,最次也不会掉出内阁阁员序列。
正当魏藻德想入非非的时候,农民军粗暴的叫喊声打断了他:
交钱!内阁阁臣每人十万两!
内阁首辅的位子不仅没有成为进身之阶,还成了甩不脱的烫手山芋!
魏藻德无奈掏空了家底,交了一万多两银子。
农民军认为他在有意藏私,把他押进了大牢。
农民军对魏藻德连续动了五天的大刑,终究还是一无所得。
魏藻德熬刑不过,脑裂而死。
《明史·魏藻德传》载:
“贼下令勒内阁十万金,京卿、锦衣七万,或五三万,给事、御史、吏部、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部曹数千,勋戚无定数。
藻德输万金,贼以为少,酷刑五日夜,脑裂而死。复逮其子追征,诉言:‘家已罄尽。父在,犹可丐诸门生故日。今已死,复何所贷?’贼挥刃斩之。”
另一个典型人物,则是周皇后的父亲周奎。
崇祯在位的时候,为剿灭农民军,曾下诏要求老丈人周奎做个表率,带头给朝廷捐点钱,最好五万到十万两左右。
但周奎表示自己穷的都快上街要饭了,最多只有一万两。
崇祯觉得太少,要求再加一万。
周皇后听说了这件事,就暗中派太监给周奎送去了五千两银子的私房体己钱。
但周奎在上交的时候,眯下了两千,跟崇祯说自己砸锅卖铁给女婿你凑了一万三千两银子。
而农民军进城之后,从周奎家抄出来多少钱呢?
不算其他珍奇古玩和各处不动产,仅现银就有52万两。
计六奇《明季北略》:
“征戚珰助饷”条下:上按籍,令勋戚大珰助饷,进封戚臣嘉定伯周奎为侯,遣太监徐高宣诏求助,谓休戚相关,无如戚臣务宜首倡,自五万至十万,协力设处,以备缓急。
奎谢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谕再三,奎坚辞,高拂然起曰:“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奎不得已,奏捐万金。上少之,勒其二万,奎密书皇后求助。后勉应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额。奎匿宫中所畀二千金,仅输三千。......
后贼拷夹王之心,追十五万,他金银玩器称是。周奎抄见银五十二万,珍币复数十万,人皆快之。
李自成
李自成在北京一共刮了多少钱?
普遍的说法是七千万两白银。
但这七千万两白银,并不全出自于崇祯的内帑私房钱。
他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向:拷掠投降公侯的钱,在里面占了十分之三,拷掠各位大太监的钱,在里面占了十分之四,各宫没有来得及逃跑的宫人及其亲眷交纳了十分之二,北京城市面上有钱的大商贾交纳了其中的十分之一。
真正从宫里搜刮来的,只有仅仅不到十万两银子。
而且,农民军的工作干的还十分仔细,不仅金银器具照单全收,就连宫门门环上做装饰用的金丝都被剔下来了。
毛奇龄《后鉴录》:
“(大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宫眷什二,估商什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
但是这些拷掠的钱,农民军后来声称全部的出自崇祯的内库。
为什么呢?
只为加深一个固有印象:你看崇祯这么有钱,却没有把钱花在正道上,但凡他把这些钱拿一些出来赈济百姓,整顿军队,中原会乱?辽东会一直打仗?
正是因为崇祯只顾自己享乐,不顾百姓死活,老天爷才会派闯王来收拾他!
一句话,坐实崇祯的守财奴形象,是李自成自己给自己树的靶子。
而记录崇祯内帑有很多钱,并传播的最广的史料是哪条呢?
出自计六奇《明季北略》:
“十六癸酉载金入秦”条: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
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覩遗籍耶?不胜追慨矣。’
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十一月十一日书。
计六奇在书中说谈迁在《国榷》中记载崇祯内库里有银子“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都重五百两,还都刻着“永乐”的字样。
对此,计六奇提出质疑:按谈迁这种算法,李自成要在北京城内外征集1850万匹骡子,运送整整一个月,才能完成如此大的工作量!
而且计六奇还有一点忘了没说:这些银子都刻着“永乐”的字样,就代表它们在明初的时候已经入了库了。
三千七百万锭银子,一锭五百两,也就是185亿两。
朱棣有多大的本事,在22年的时间里,搜刮出185亿两白银放在内库里等着崇祯去花?!
其实,谈迁《国榷》里是这么说的:
“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也就是说,计六奇当初在做史料统计的时候,也还是出现了一点小偏差,谈迁没说过这话,计六奇记错了。
但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里,这段史料更被掐头去尾,变成了: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 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十两,镌有永乐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
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像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看见没有?
郭沫若只保留了传言内库有多少银子,但对计六奇的质疑却一个字也没写。
这样,崇祯守财奴的形象,就立时丰满且具体起来。
实际上呢?真相相去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