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俄尼索斯杀死了苏格拉底。存在主义已经被一种旷世珍奇的琼浆寖透。早在尼采时期，我们低估了这酒精的威力，到了阿尔贝·加缪时期，我们已经欲罢不能了……

资本对于真正价值的无为性迫使存在主义出现和查拉图斯特拉出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地衍生出一种存在主义能为形而上问题寻求到一个非功利性的答案的同感。查拉图斯特拉说人类社会要向着超人社会转变而巧妙地回避了“存在的真正价值”这一命题，对于尼采的强力意志——它或许回应了“人应该怎样活？”却没有探究“人为什么活着？”——作为先知的尼采破坏一切价值，妄图用悲剧战胜悲观，实际上是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美学导入了哲学，使悲剧成为人生的形式。在这种认识之上酒神和日神精神应运而生，尼采通过“释放人的天性”、“将美解释成是一种生命力的反映”肯定“存在的沉沦主义”，他主张高尚而强烈的健康个体体验，试图用高于人性的兽性、或者说人的神性来对抗人性的现实并肯定自我价值，他试图通过个人的生命力来实现自救和自我安慰。

后来加缪更是站到了宏观的悲剧的角度，他认为人生是一场不容避免的错误的牺牲，是永恒无意义的。他认为，既然牺牲不可避免，就要直面牺牲，不可错过的是地中海的阳光，和海滨带来的美妙的遐想。他荒诞地指出——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我们如何面对西西弗斯式的悲剧，是直面和主宰还是恐惧和逃离？——人生的意义在于实现人生的悲剧，这恰恰体现了人性的光辉。

阿尔贝·加缪说“如果你找寻人生的意义，你将不会生活。”换言之，悲观地生活不如想着那些海滨。就像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名言：“我既知道定数的力量不可抵抗，就要尽可能轻松地忍受这注定的份额”。

个体的体验与沉沦的感受成为了悲剧形式的内核，酒神精神站上了形而上学的学术巅峰。人生沉醉于体验之中，而美学扩升了人的空间。美学的际遇拯救了单纯的悲观的现状。

“唯美”出乎审美者自身，是活性的、主观的、心情的；唯美在于它本身是一种审美状态，是人全然的美感的意识，是纯粹的审美关系。

日神表面光鲜亮丽，内在则空虚无物——艺术的命运是孤寂的，同那阿波罗一样。美是审美关系的产物，美的形式是生硬的；艺术的灵魂是人审美的产物，在于与人的交流。我们可以借艺术抵达美，使生活得以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居”。同时，艺术使我们亲近人文的表达，使我们得到了为人的风格，从而同时塑造了美。美成为世间循环的一种形态。

——悲剧的人生在于美的形式。尼采或许会赞同我说的这句话：人生作为生命力美的形式的表达。这句话从美学的角度出发并不有失偏颇。

美会轻轻挑逗审美者的思绪，使其仿如看见天籁的滑音从空灵中留恋，听闻到天性与自然的幽冥在日久平息中波动：人们感悟人生，似乎领会到了时光的深刻与此刻生命的珍奇。生命之流的神性是我们的感知之源。当美触碰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会感觉到她。

回想是日黄昏，颇感早年的飞逝，满天赤黄的苍穹分崩离析，涌起久远的孤寂，一颗心的踌躇或因缅怀而激荡，沉沦于热望与往日虚幻的回响，可是人生的此时却飘渺易逝仿佛最后一丝余烟缭绕；一颗心的流浪或因动乱而萧条，然而却殷寻夜晚初始的悠扬，归于万籁深切告白的靡音中……这种种境况唤醒了人们对自己生命的谛听和对昔日的倍感怜惜。一切都使人感到：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饱满、鲜活；也再没有什么，比岁月更轻。这一刻，宇宙似乎向我们表达了什么，模模糊糊，我们感觉到了人生的回应……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的存在不在于美，但人的存在或许正像那无意义的美的感觉。

遥想早年的春日，我裹着一件宽敞而单薄的外套穿过郊外长着几棵栀子花树的山茶花丛深入到邻近一条明媚河流的森林腹地去采摘紫藤萝的初穗，蜜蜂和精明的小鸟的嘟嘟声在我的身后安然地飘响着。正像流云照亮山岗那样，淡淡的艾草香和万物的鸣唱在我的心头一晃一晃地映下了甜美的影子，难得的舒适感受就像是唾手可得的飘荡在广袤草原上的水汪汪的天空。这种幸福感受一如赫尔曼·黑塞所说的——幸福是一种方式，而不是一样东西；幸福是一种才能，而不是一个目标。

那时我的脚后跟踩着鞋底把我一度送到阶梯的上一级，阶梯吱吱的清响带给我一种珍贵的欢快之情，我沿着扶手而上，把右手送到超过长满紫藤萝的木长廊的高度，手指因捕捉了几滴露滴而闪烁着晨曦的光泽和日光的曼妙昏影，貌似是柳条的细枝挥落在我的背上，在距离我不足一尺的花藤上，几只短羽毛的唧唧黑雀紧挨着排列在一起，它们黔首咕咕神情恍惚，我用我的细手指妄图挥断它们的视线，它们只是略显滞怠地借沉甸甸的黑脖子把团团着的脸扭向了别处。在我的近前，紫幽幽的花团像是新生不久，惊起了我朦胧的幸福感受。

“这才是人生！”

人生既在美的体验之中，亦在美的体验之外——人生本就是一种自发的美。对于存在的悲剧而言，美即是对有机宿命的挣脱，即是天堂，即是一世的超度。在存在主义的悲剧形式中美学把人生解释成一种审美关系的经历，使人可以真诚而向善地生活，也使人可以开朗地面对存在注定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