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题为《恋物癖和断舍离》。

《断舍离》是日本作家山下英子写的一本书，后来书名成了最火爆的网络语言。跟“看淡”，“放下”，“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等词语一样风行一时，略有几个铜板的中国人一下子都活明白了，都懂得断舍离了。凡是不必需、不合适、过时的东西统统扔掉，该断绝的断绝，该舍弃的舍弃，毫不犹豫。

似乎都想明白了，生活嘛，要的是简单清爽，要的就是断，舍，离。

其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是“恋物癖”。

恋物，是有历史原因的，说来话长。

先不说别人，说我妈。上世纪五、六、七、八十年代，我家频频乔迁，说白了是频频搬家。搬家时会“惊喜”地发现一些八辈子用不上的“有用”的东西，必须搬到新家。所有的东西都得由我妈决定扔还是留。于是便不断问和答：

这双鞋短了，还要不要？

要。拿去送人。

这个煤油炉子要不要，都锈成这样了？

要。万一哪天要用，擦一下。

这么多焦炭，一直没烤火，就不用搬了吧？

说得轻巧！你以为焦炭那么好买？搬！

往哪儿放？

床底下。

......

别的不说，那一大堆焦炭，也不知道是哪年买的，搬了一回又一回，全是堆在床底下。

再说我岳母。

岳母比我妈还恋物，在她眼里就没有没有用的东西，而且就没有不好看的东西。只举一例：每年中秋节，女儿女婿送给二老的包装精美的月饼，舍不得吃不说，吃过这后，月饼盒子舍不得扔，统统摆在显眼的地方当装饰。有回看到家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趁二老不在，便帮他们舍，岳母回来发现不对，愣是在垃圾桶里把所有舍掉的东西找了回来。三年前二老的房子拆迁，翻出来的“有用”的东西之多，让人哭笑不得。发霉的餐巾纸，发黄的旧报纸，发黑的笔记本，藏了多年的高档茶叶，还有满满一床底下莫名其妙的东西。在清理旧物时，岳父捧了一个纸页粘连的笔记本，爱不释手，手指头蘸了口水，一页一页翻，整整看了半天才拿起另一本。太多的旧物没地方安放，必须舍了，却无人可送，二老，尤其是岳母，心疼得欲哭无泪。

后来我才明白，除了祖祖辈辈遗传的节俭基因，人还会念旧，他们留下的东西与有用没用无关，他们留下的是过去。

苗炜谈到了比利时作家莉迪亚·弗莱姆那本《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他的概述和评论都很精彩：

莉迪亚从父母家里找出当年母亲生她时住院的账单，还第一次得知，妈妈住的病房号码是四六六号。她还找到了母亲喂她喝奶用的奶瓶，找到了很多陈年的账本和信件，找到了外祖母和曾外祖母做的针线活儿。这是一种时间跨度上的保存，妈妈保存了她的妈妈、她妈妈的妈妈留下的针线活儿，妈妈也保存了自己女儿刚出生时用的奶瓶。莉迪亚把一些旧家具、旧衣服送给了朋友，她在父母家中发现了当年父母之间的情书，还发现了几十张餐巾纸，来自世界各地，有的是餐厅的，有的是咖啡馆的。每张餐巾纸上都有妈妈的笔记：一九八三年三月二日，闲谈馆，奥尔良；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布鲁日，抒情酒馆；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哥本哈根的斯堪的纳维亚旅馆；还有汉堡、鹿特丹等。餐巾纸本来是很容易废弃的东西，但莉迪亚的妈妈去各地旅行，在那些咖啡馆里拿了两张餐巾纸，写下时间地点，就把自己生命的印记放在这不起眼的东西上了，这其实是一种空间感上的占有。一个人的生命感受不只来自时间上的传承，也来自那种空间上的凝视。她当然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些旧餐巾纸扔掉，但那些地方是妈妈去过的地方，妈妈在那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很美味的蛋糕，吃了一顿晚饭，她可能在旅行中感到平静和快乐，她的生命感受通过这几张餐巾纸传递给了女儿。

我觉得，从物品的纪念意义上讲，餐巾纸与某景点的门票是一回事，都可以用来怀念过去。

说到这儿不禁有几分懊悔。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买了不少中外名著，其中不少世界名著的译者早已不在人世，其译本相当珍贵，而我，因为搬家嫌麻烦，一次又一次拿去送了人。记得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购书时每人限购两本，我还是请了朋友帮忙排队才买到的，结果脑子一热，送人了。我留下为数不多的书，都是后来比较感兴趣的。今年买菜时无意中在一个卖书的地摊上发现了《安娜.卡列尼娜》，竟有久别重逢的感觉。一问，卖价才五元。二话不说，扫码付款，喜滋滋拿了书走人，如捧了一段过去。到家后方知，忘记买菜了。新买的《安娜.卡列尼娜》很旧，脏兮兮的。译者草婴，曾翻译过肖洛霍夫，莱蒙托夫，并以一己之力翻译了托翁全集。先生已于2015年仙逝，享年92岁。想到今年以百岁高龄去世的翻译家许渊冲，忽然不胜唏嘘。老一辈翻译家带着他们辉煌的过去，俱往矣！

历史上从来不缺藏书家，流传后世的真本、孤本却越来越少，盖因纸质书实在难以保存。怕火，怕潮湿，怕蠹虫，还怕“秦始皇”那样的人。

好多好多书籍，都成了留不住的过去。

于是想问一声莉迪亚·弗莱姆：你妈妈留下的东西还在吗，比如那些餐巾纸？

2022年11月5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