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 星期一 天气晴
11月27日清晨音频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100天精华内容领读营的第80个学习日。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小理论，叫做“创伤后成长”。
当我们谈起“创伤”这个词时，我们容易联想到的是它给个体发展带来的各种不良的影响。
然而，近年来心理学家在针对各类创伤事件的研究中发现，有一部分经历过长期的羞辱或虐待、绝症、至亲离世、战争、恐怖袭击等创伤事件的人们，反而从这些经历中获得了积极的个人成长。这些人被称呼为“幸存者”。
幸存者这个词，一方面代表他们经历了负面的人生体验，同时更是一种力量的体现——这个词强调了“他们有力量度过了那些负面事件”。
1995年，Richard Tedeschi和Lawrence Calhoun提出了“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的概念。创伤后成长是指一部分人在和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生命境遇抗争之后，所经历的积极的心理变化：在创伤后，个体发展出了比原先更高的适应水平、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识。
不是每一个经历过创伤的人，都会发生“创伤后成长”，那么，是什么让一些人发生了这样的创伤后成长呢？它是如何发生的呢？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创伤后成长”。
什么是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在聊创伤后成长之前，我们需要首先了解，我们所说的创伤是什么意思。
根据APA(1994)的定义，创伤性的事件是指与（实际的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
Tedeschi(2012)认为，能够引发创伤的事件往往包含以下特征：a.事件的发生是突然的、令人意外的或不寻常的；b.通常包含身体上的伤害，或者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会使人产生失控的感觉。在一些特定人生阶段的发生的创伤事件更容易使人脆弱，比如童年及20岁前后。
然而，研究者却在一些幸存者身上发现，在与创伤性事件抗争的过程中，尽管痛苦仍未消失，但他们也经历了一些新的、积极的心理变化。比如，针对被关押在越南监狱长达8年的前战犯的研究中惊讶地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被释放后，都经历了持续不断的积极的个人成长。而且，那些经历最恶劣处境——反复的折磨、饥饿和肉体伤害的人，积极的成长会比他人更显著。
Calhoun称，在他所研究的案例中，大约有35-75%的幸存者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后成长。
这种成长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创伤的直接结果吗？答案是否定的。
Tedeschi认为，尽管名为“创伤后成长”，但在其中，促成成长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创伤本身，而是幸存（surviving）的过程——是尝试与创伤抗争、最终幸存下来的过程，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长。尽管我们很少有人会有意识地、系统性地尝试给创伤赋予意义，或者从中寻找创伤的好处，但当我们做出努力时，这种成长是真实存在的。
在每个经历创伤的个体身上，创伤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都是并存的。只不过在每个人身上这二者的配比不同。有一些人能够不断通过“幸存”的过程，克服负面影响，让自己产生更多的正面影响。从这个角度说，创伤后成长既是一种过程，也是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
*Tedeschi和Calhoun(1996)认为，当我们与创伤性事件抗争时，会获得以下3个方面的成长：
[if !supportLists]1.[endif]自我的改变（changes
in self）
不知道经受过创伤的你，是否曾经这样想过：“再坏的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坏了。连面对这样的困难时我都能够处理好，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应对的呢？”
在凭借努力度过创伤后，我们都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加强大。研究发现，应对和处理创伤的经历，让幸存者们更加能够自我依靠，获得自我效能感和价值感的提升，改变了一些对自己的看法。
简单来说，他们对自己应对困境能力的自我评估会提高，而且也会更相信自己在未来遇到困难时会有能力去处理。这是因为我们会把自己在一次艰难情境中的幸存过程，更广泛加以总结和推论。
[if !supportLists]2.[endif]与他人关系的改变
针对重病新生儿的母亲、以及失去父母的个体的研究发现，有60%的人都认为自己从这个过程中有所受益。20%的人报告说，这段经历使得她们的家庭关系更加亲密。这是因为，创伤经历使他们意识到与他人的关系有多重要，以及丧失亲密的人可以是一件多么迅速的事情，从而更珍惜和他人的关系。（北漂想家）
一部分被父母忽视、虐待过的孩子，也会对家庭以外给予了自己爱的人（朋友、老师、恋人）等，有着更多的珍惜和感恩之心。这种珍惜会让他们拥有更紧密的关系。
此外，创伤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找到曾经被忽视的社会支持系统。受到创伤时，我们愿意自我暴露的程度会比以前更多，这种自我暴露则能够使我们寻找到合适的社会支持，当得到了回应是，我们会明白当自己处于困难中时是可以依靠他人的，愿意接受他人的帮助。在被强奸的女性的报告中，有25%的人都说因为受伤害的事件，而和原本疏远的家人增进了关系。
同时，我们也会因为自己体会过痛苦，而对他人的痛苦更加敏感，我们因此变成一个更有关怀的人。这一点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关系。
[if !supportLists]3.[endif]人生哲学的改变
除了对自己和他人看法的改变，和创伤抗争的过程还会改变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在被查出癌症的女性身上，表现出了这样的变化：她们开始对人生的优先级进行调整，对自己该重视什么有了新的判断，比如，会更欣赏自己的人生价值，让自己活得更轻松，更享受生活。
从长期来看，与创伤斗争的过程最终增强了幸存者们的精神信仰，使他们人生的意义感增强。他们会获得情感上的释然，并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比如，相信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都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而这并没有什么。
创伤后成长是如何发生的？——“创伤后成长模型”
关于创伤后成长是如何发生的，Tedeschi和Calhoun(2014)提出了创伤后成长模型。创伤后成长的发生轨迹往往是这样的：
[if !supportLists]1.[endif]首先，当个体经历创伤事件后，我们会在三个方面受到重大的挑战：
·在管理悲痛情绪上的挑战，即如何控制和处理自己的极端负面情绪；
·在人生图式、信念、目标上的挑战，即如何处理自己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信念的怀疑，建立起新的、更高级的价值观和目标；（当创伤让你怀疑人生，你还得想办法重新树立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和信念）。
·在生活叙事上的挑战：如何摆脱痛苦的叙事，建立起新的叙事方法。叙事，即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故事中我们关注了什么，如何解读细节，不仅展示了我们（已经）是怎样的人，也同时塑造着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对创伤的叙事，对象可能是他人（比如在互助组中），也可能是自己（比如写日记），但都会逼迫我们去直面创伤事件，直面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if !supportLists]2.[endif]大多数的个体会进入反复的思考，即沉思。一开始，沉思大多还是无意的、侵入性的（侵入是指不受你自己控制、明明不愿意去想却总是钻到你脑子里），这些思绪会自动进入我们的脑海，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反复进行和创伤相关的思考。
在沉思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能够自己减轻悲痛的情绪，对被动的沉思过程进行管理，进入主动、有意的沉思。还有一部分人，则会去外界寻求支持。他们会通过沟通、祈祷等方式来对他人进行自我暴露，并从其他榜样人物（比如心理咨询师）那里获得关于如何认知、如何处理的模范学习和支持，获得生活叙事的新视角，从而进入主动的沉思。
3.进入有意的沉思后，个体就能逐步改变认知图式（即你认识世界的一些基本框架）和叙事方式，进行新的意义发现，从而获得创伤后成长，并获得人生智慧（wisdom）。获得人生智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会使我们“不断地平衡反思与行动，衡量已知与未知，更能够接受人生的种种矛盾之处，以更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与人类存在相关的基本问题”。
创伤后成长中的认知策略
Zoellner(2006)认为，在“创伤后成长模型”中包含着几个重要的认知策略，他们对创伤后成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积极的认知重评
积极的认知重评，指的是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理解产生负性情绪的事件。它是一种“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即不要等到对情绪做出反应，而是在产生和接收情绪的当时，就对情绪进行重新解释。
认知重评是让幸存者感到强大、能够控制和管理艰难情境的最有效策略。
认知重评的过程包括：当我们遇到一件让自己感受到负面情绪的事件时，先试着识别自己的负面情绪，给他们打标签，比如“我开始有愤怒的情绪了”或者“我感到非常焦虑”。然后，系统地重新分析这件事对我们个人产生的影响，以新的、乐观的方式去叙述和评价创伤，分析它对我们现在和今后的人生的积极意义。
·
有意的沉思：
对于创伤后成长而言，有意的沉思指的是“对于意义寻求、问题解决、回忆和期待的反复思考”。如前面所说，经历创伤事件后，我们往往会先进入无意的沉思，再进入有意的、建设性的沉思。当有意沉思和积极重评相继发生的时候，创伤后成长的程度最高。
·接受式应对
在对9·11创伤人群的研究中，使用“接受应对”策略，即在应对创伤时，平静地接受已经发生的创伤事件，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是能够促进创伤后成长的一项重要策略。相反，如果采用防御性应对，即对灾难性事件表现出否认、愤怒，则不利于个体积极的成长。
·追求意义感
2013年发表于PNAS的研究发现，快乐感和意义感往往并不重叠，快乐感往往更注重当下和利己，意义感则更长远和利他；并不是快乐感高的人意义感就一定越高，反之亦然。那些报告负面事件和痛苦挣扎（快乐感较少）的个体，人生的意义感更强，他们需要意义感，才得以在逆境中维持信念，相信自己是在获得更长远的、更宏大的人生奖赏。
研究也证明，如果一个人的意义感比较强，他们可能会更好地获得创伤后成长。在针对脊髓损伤的人群、丧失孩子的父母的研究中都发现，如果个体具有较强的意义感（觉得世界是有意义的，正面和负面的经历都是有意义的，并且愿意去追求意义，认为具有挑战性的情形也值得为之投入），那么他们就会更好地获得创伤性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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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读书心得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85年1月，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
1901年，受国内新学风潮影响，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抵日后先读日本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鲁迅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是《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
留学回国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
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做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
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
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抗战时期
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神秘枪击案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
实际上，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辗转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基督教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客座教授职称。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的进程。
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
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
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建国前后
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作人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一文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表示有意到台湾，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见《知堂回想录》）。
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说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毛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但“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但毛泽东很早就与周作人来往却是事实，同文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旁听了许多课程，并造访了多位老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1951年给毛写信，毛的秘书胡乔木1951年2月24日给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泽东批了：“照办。”
翻译
周作人从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的经济负担大增，只好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在康生和周扬的过问下，稿费从1960年1月起，调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币。
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币，当时他的爱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1966年5月，文革开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
1966年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文学特点
周作人一生当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钱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着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它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而这种难以言传的情调或者境界，就是“物哀”。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间，深深浅浅的情思当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绪。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叶渭渠所指出：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
（补充：物哀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提出的文学理念，也可以说是他的世界观，这个概念简单地说，是“真情流露”，人心接触外部世界时，触景生情，感物生情，心为之所动，有所感触，这时候自然涌出的情感，或喜悦，或愤怒，或恐惧，或悲伤，或低徊婉转，或思恋憧憬。有这样情感的人，便是懂得“物哀”的人。有点类似中国话里的“真性情”。懂得“物哀”的人，就类似中国话里的“性情中人”了。）
周作人在情感处理方式、讽刺修辞运用、语言以及文体诸方面均一定程度地受到日本审美经验的影响，与这种影响相关，他形成了一种近似于日本传统文学的文风，以温和、冲淡之笔书写个人的闲适、寂寞与不平,把玩人生的苦趣。其实，他看似有闲而心无暇,不只是由闲适透出淡淡的哀绪,而且在闲适背后隐有无限忧愁；他不是以创作去体验生活的寂趣,乃至玩味这种寂趣,而往往是借创作排解寂寞、忧愁,由此与日本文风区别开来。
人物评价
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沦为汉奸文人。另外，他在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过贡献。在《周作人传》中就能看到3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周作人散文两篇：
《梦想之一》
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顾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的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这人类的生存的道德之基本在中国即谓之仁，已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儒与墨的思想差不多就包含在这里，平易健全，为其最大特色，虽云人类所独有，而实未尝与生物的意志断离，却正是其崇高的生长，有出荷花从莲根出，透出水面的一线，开出美丽的花，古人称其出淤泥而不染，殆是最好的赞语也。
人类的生存的道德既然本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或美化，我们当然不能再退缩回去，复归于禽道，但是同样的我们也须留意，不可太爬高走远，以至与自然违反。古人虽然直觉的建立了这些健全的生存的道德，但因当时社会与时代的限制，后人的误解与利用种种原因，无意或有意的发生变化，与现代多有龃龉的地方，这样便会对于社会不但无益且将有害。比较笼统的说一句，大概其缘因出于与自然多有违反之故。人类摈绝强食弱肉，雌雄杂居之类的禽道，固是绝好的事，但以前凭了君父之名也做出好些坏事，如宗教战争，思想文字狱，人身卖买，宰白鸭与卖淫等，也都是生物界所未有的，可以说是落到禽道以下去了。我们没有力量来改正道德，可是不可没有正当的认识与判断，我们应当根据了生物学人类学与文化史的知识，对于这类事情随时加以检讨，务要使得我们道德的理论与实际都保持水平线上的位置，既不可不及，也不可过而反于自然，以致再落到淤泥下去。这种运动不是短时期与少数人可以做得成的，何况现在又在乱世，但是俗语说得好，人落在水里的时候第一是救出自己要紧，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最要紧的也是第一救出自己来，得救的人多起来了，随后就有救别人的可能。这是我现今仅存的一点梦想，至今还乱写文章，也即是为此梦想所眩惑也。
《祖先崇拜》
主导周作人此篇文章的理念是批判。批判的视角、批判的言语，不过比起鲁迅的尖刻，周作人更多的是平和。
周先生也是留洋一代，思想观念里自然有信仰情结，那我们应当崇拜谁呢？文章给出了答案——自己崇拜，子孙崇拜。“子孙崇拜”可以说颠覆了儒家对谱族关系的传统看法。
先生从祖先崇拜的精神来源论起。“原始人类认为万物有灵，祖先的灵魂一样不朽，不随肉体的殒灭而消亡，祖灵存留于世、子孙供奉他们的饮食起居，侍候好了，祖灵会庇佑后代，否则，要发生灾祸。”周先生从科学角度出发驳斥之。科学证明，世上本无鬼存在，所以对祖先降灾的担忧毫无必要，同时还列举出男人因“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借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买妾蓄婢，败坏人伦。
先生的第二点否定立足于反对“子女报恩”说，这是对“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的挑战。孝敬父母在中国是个永恒的真理，正如周先生在文章中引用的“报本返始”说的支持者的话“你试想身从何来？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极之恩，你哪可不报答他？”类似的话语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他；没有他，哪有我”以及夏侯惇啖左目时的豪言壮语“父精母血，不可弃也”，句句可看出子女对父母的责任。
而周作人认为“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们（父母）的义务开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为止。世俗一般称孝顺的儿子是还债的，但据我想，儿子无一不是讨债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总结说来，周先生的观点就是父母将子女生下来是错误的，子女本不想来人世间走一遭，完全是父母强迫的。
并且，这个链条里有一点非常值得肯定，即对“恩”的诠释。“要报生我者的恩，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这席话完全符合物种进化理念。“努力做人”，发展自己，这是最有效的报恩途径，父母是无私的，很少会斤斤计较子女提供了多少物质帮助；“使子女比自己更好”，这是为人父母的最大债务，与其说是“对于子女的债务”，毋宁说是“对于社会的债务”。
周作人先生写这篇文章情感上绝不是否定孝道，此文作于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五四”前夕，在社会大思潮背景下，文化领域少不了激烈的论战和讨论。“打倒孔家店”，“打倒”那“三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鲁迅曾猛烈抨击孝道传统，认为孝道使中国文化尊重前一代而忽视甚至压抑后一代，违反生物界以新生代为优先照顾对象的进化原则，于是种族老化，文化衰老而无创造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周作人不但与其兄长鲁迅并列为文坛两大领袖，也与胡适、陈独秀等同被奉为“思想界的权威”。在反礼教运动中，周作人号召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破坏“伪道德”、建设“新道德”，以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真儒家”主义的思想原则，为反礼教运动提供理论基础。
此文表面在谈孝的问题，其实谈的是文化与革新。
读后感：今天是训练营的第80天，今日小理论是：创伤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