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快结束，月初时参加了线上残障意识基础培训。一直想写写这次参加培训的感受，但在结束培训之后因为一些事情被耽误了。今天无意间打开之前的听课的笔记，才想起这件事那就写写吧。
残障意识基础培训一共有八章，映象最深刻的是第一章里的《抛弃时代》和《怜悯时代》。首先我想和大家聊聊抛弃，记得在课堂上蔡聪老师讲过一个案例：“斯巴达国王率领三百个勇士和波斯军队血战三天三夜壮烈牺牲，斯巴达为什么那么厉害？有一个习俗——新生的婴儿要放在酒里泡一泡，不够强壮的婴儿泡在酒里会抽搐，如果没抽搐，就送去元老院，元老院的长老认为孩子足够健康，才还给他们的母亲。如果不健康，就很丢到山坡上。”
当时我听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想起了小时候遇到一些不懂文化的“文盲”阿婆、阿公他们看我这样，就总是会感慨：“你们家族做什么是坏事才会生出这样的孩子？赶紧去庙里拜一拜。"生个残障孩子，并不是父母和家人的错，更不是孩子的错。可是一些残障孩子，一出生因为身体的残障就被抛弃了。许多残障儿童家长在确诊时陷入绝望，将孩子视为“投资失败”，担心其无法“传宗接代”或“反哺家庭”，本质上仍是对残障者价值的否定。
在这一课里蔡聪老师提到，他小时候上学时，老师总是表扬他说，虽然眼睛看不到黑板，但是还认真完成作业。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刚上小学的时候，班主任经常在全班同学面前带着有点“颜色的眼镜”表扬我，她总是说：“连琳琳都会了，你们怎么还不会呢？”或者是“连琳琳都这么认真，你们居然有人还在开小差。”刚开始我也和蔡聪老师一样很开心，后来蔡聪老师意识到有点不太对劲。老师虽然是表扬他，但是这样的表扬和歧视又有什么区别？
我记得第二章有一个作业是通过《传统模式》、《医疗模式》、《社会模式》、《人权模式》这四个方面的学习，联系生活写一个感受。我想起了我的病友小铭，儿时在求医的 路上结识先天性脑瘫的病友小铭。因为脑瘫他无法享受本来应该有的快乐童年，只能整日与家里的电视机为伴——他的家人绝不允许“脑瘫的孩子”出现在访客视线里，仿佛他是件见不得光的缺陷标本。
这一幕，完美契合课程中 残障传统模式 的三重特征：
• 认知上：父母将脑瘫等同于“悲剧”与“负担”，预设他“连基本生活都无法自理”，彻底否定她成长、交流甚至尝试的可能性；
• 态度上：混杂着对残障的恐惧（惧怕外界对她肢体僵硬、口齿含糊的异样眼光）与怜悯（将孩子视为“永远长不大的可怜人”），却从未以平等视角看待她对世界的好奇、对互动的渴望；
• 行动上：以“保护”之名行“抛弃”之实——切断小铭与社会的连接（永久隔离在家），又以喂饭、帮他翻身实现“照料”，却让她沦为家庭的“透明存在”，连窗台的阳光都成了奢侈。
更令人痛心的是，传统模式的 核心挑战 在现实中一一应验：
小铭渐渐不再挣扎着抬手，连眼神都变得黯淡——外界的刻板印象（“脑瘫孩子没能力”），已内化为他对自我的否定；他从未主动发出含糊的音节，因为父母早已“替她判定”表达是徒劳；而父母所谓的“关爱”，实则是最沉重的情感枷锁（若外界歧视是寒风，家庭的否定便是封死门窗的墙）。
课程中强调的 传统模式误区 也在此显现：父母以为“把他藏起来”是守护，却不知这正是囚笼——关爱的态度≠传统模式，但用怜悯替代尊重（觉得她出去会“丢人”），便是传统模式；照料的行为≠传统模式，但用禁锢抹杀自主（不让他尝试抓握、发声），仍是传统模式。
如今再回望，若以 社会模式 审视：给小铭一套康复辅具、一节沟通课（哪怕只是用眼神或按键表达），他便能叩响与世界对话的门；若以 人权模式 衡量：他本就该和我们一样，拥有坐在公园长椅感受风的权利。残障从不是“没希望”的判决，而是社会需要补全的拼图——当父母的认知从“悲剧”转向“差异”，行动从“隔离”变为“支持”（哪怕只是推轮椅带他出门），被折叠的童年，终会展开属于自己的褶皱（哪怕褶皱里藏着摇晃的步伐、含糊的话语，也是生命真实的模样）。
让我触动比较深的，还是最后两章《残障女性》和《残障儿童》。女性在传统观念的意识里，本来就是男尊女卑的意识。过去在很多农村的家庭，长辈、父母都希望能生一个儿子家族才能有光宗耀祖的希望。如果生的是女儿，老一辈人就会认为母亲和孩子都是“败家子”。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会受到大众的歧视的原因之一，小时候我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病友都是男生，却很少能遇见跟我同性女生的病友？直到学习了《残障意识基础课程》，我才明白了原来这就是因为传统意识剥夺了很多残障女孩治疗的机会。
而在《残障儿童》这节课程里，提到了残障影响儿童面临的两个问题1、父母的障碍与孩子的全面发展2、兄弟姐妹的障碍与个人角色的定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取决于家长的认知和教育。我认为不仅仅如此，它还取决于社会的包容、身边人对他们理解。
举个例子吧：就拿残障者与非残障兄弟姐妹的相处来说，残障者与非残障兄弟姐妹在成长的路上可能会遇到很多歧视。比如我曾经就这样的经历：妹妹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她背着书包去上学，路上遇到她的老师。那个老师可能是看妹妹走路没专心，就对妹妹说：“你不要学你姐姐走路摇摇晃晃的，容易摔倒受伤，而且这样走的姿势也不好看。”这件事妹妹跟我说过，我相信那个老师不是故意想挑拨我和妹妹的姐妹情，但是她那样做确实不对，并且很容易伤害到我们的心。
我相信很多残障小伙伴，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是家里的长女或者是长子，父母就会把对自己的期望转移到健康的弟弟或者健康妹妹身上。有时候父母也会无意识把那个残障孩子当成反面教育，比如当健康的弟弟妹妹说“哥哥姐姐不会走路，不用去学校里上学，也不用写作业。天天都能玩真好，不像我天天都有写不完的作业。”父母就会说：“你怎么能跟你哥哥姐姐比呢？你哥哥姐姐身体有残障是废人了，你跟他们比你也要成为废人吗？ ”这句话虽然很现实，但是它像一把似冰刃将两个孩子的心划破。
像这样的类似的经历，我不止一次遇到过。曾经在特殊学校听到我的两个同学的家长对话，一个自闭症女孩的奶奶对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男孩的母亲说：“他们这样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学校应该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些开发智力的训练。”然而那个智力发育迟缓男孩的母亲却说：“孩子都是智力发育迟缓的，他们能学到什么东西呢？”
以上我写的这两点都是残障影响儿童面临的普遍问题，如果想打破这样的观念，就必须像拆开层层包裹的枷锁，从每一根链条开始用力 —— 先从 “看见” 开始，看见残障孩子首先是 “孩子”，然后才是 “残障者”。我很喜欢蔡聪老师在课堂上提到那句话：“在还没有成为残障人之前，我们首先是个完整的‘人’。”不管是残障儿童或是残障成人，我们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