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中国诗的影响，朱先生说中国诗与其说是受老庄的影响，不如说是受道家的影响。这个观点让我蛮惊讶的，以前竞从未注意过。中西方哲学观不同，人性的不同，因而中西方诗就有很大不同。中国哲学重人事，就文学而言，关于人事及社会问题的作品最发达。西方的哲学和宗教的根基深，所以中国诗的意境虽微妙，就深度而讲却不如西方诗深远。

（三)哲学与宗教对诗的影响

诗虽然不是诗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

西方诗比中国诗深广，就因为它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朱先生说他爱中国诗，爱它的神韵微妙格调高雅，但不如西方诗深广伟大。

1. 中国人的哲学，道家的影响

中国人自古务实，偏重实际而不务玄想，就哲学说，伦理的信条最发达，而有系统的玄学则寂然无闻；就文字说，关于人事及社会问题的作品最发达，而凭虚结构的作品则寥若星辰。中国民族性是最”实用的“，最”人道的“。这种思想的长处是：以人为本，人与人的关系最重要，中国儒家思想偏重人事，使得涣散的社会能享到二千余年的稳定。短处是因其过于重视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不能向罗高远的地方发空想，所以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求。

中国的哲学比较西方哲学，比如老庄，仍是偏重人事。他们很少离开人事而穷究思想的本质和宇宙的来源。他们对于中国诗的影响虽然很大，但是由于两层原因，这种影响不完全是好的方面。中国诗与其说是受老庄的影响，不如说是受道家的影响。

中国诗人大半是儒家出身，陶潜和杜甫便是。在这里我们看四位受老庄影响最深四位诗人，他们替儒教化的中国诗特辟一种异境。他们是屈原，阮籍，郭璞，李白。我们可以把他们统称为“游仙派诗人”。

看看下面4首诗，体会一下游仙诗人：

这几节诗所表现的态度是一致的，都是想由厌世主义走到超世主义。他们厌世是因为看清了世相的无常和生命的短促；他们超世的方法都是揣摩道家炼丹延年驾鹤升仙的传说。他们对现实看的清楚，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地很模糊。他们的仙境有时在“碧云里”，有时在“碧海之东隅”，有时又在西王母所住的瑶池。

这种仙境的意象都是从老庄虚无主义出发，兼采道家高举遗世的思想。

老子以为“人之大患在于有身”，所以“持无欲以观其妙”为处事金针，而道家却拼命求长寿，不能忘怀于琼楼玉宇和玉杯灵液的繁华。超世而不能超欲，这是游仙派诗人的矛盾。他们的矛盾还不仅此，他们表面虽想望超世，而骨子里却仍带有很浓厚的儒家淑世主义的色彩，他们到底还没有丢开中国民族所特具的人道。

总结他们心路历程便是从淑世到厌世，至超世，再到玩世

他们本来都有淑世的志愿，看到世事的艰难和人寿的短促，于是逃到老庄的虚无清静主义，学道家作高举遗世的企图。他们所想望的仙境又渺不可追，“虽欲腾丹谿，云螭非我驾。”，仍不免“抚心茫茫泪如珠”，于是又回到人境，尽量求一时的欢乐而寄情于醇酒妇人。这一派诗人都有日暮途穷无可如何的痛苦。从淑世到厌世，因厌世而求超世，超世不可能，于是又落到玩世，而玩世亦终不能无忧苦。

2. 佛学的影响——有禅趣无佛理

老庄和道家学说之外，佛学对于中国诗的影响也很深。受佛教影响的中国诗大半只有“禅趣”而无“佛理”。“佛理”是真正的佛家哲学，“禅趣”是和尚们静坐山寺参悟佛理的趣味。

佛教从汉朝传入中国，到魏晋以后才见诸吟咏。魏晋诗人中，陶潜最易于学佛，他的诗在无意中受到佛学的影响。比如他的《与子俨等疏》中：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陶潜之后，中国诗人受佛教影响最深成就最大的有三人：谢灵运、王维和苏轼。

他们的诗的共同特点是：佛理说的极少，但处处都流露一种禅趣。

摘句为例，则谢灵运的“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虚馆绝争讼，空庭来乌鹊”，王维的“兴阑啼鸟散，坐久落花多”，“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和苏轼的“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敲门都不应，倚仗停江声”诸句的境界都是我所谓的“禅趣”。

禅趣中最大的成分便是静中所得于自然的妙语，中国诗人所最得力于佛都者就此一点。

佛教只扩大了中国诗的情趣的根底，并没有扩大它的哲理的根底。中国诗的哲理的根底始终不外儒道两家。

中国原来有“好信教不求甚解”的习惯，这种马虎妥协的精神本也有它的优点，但是与深邃的哲理和有宗教性的热烈的企求都不相容。中国诗达到幽美的境界而没有达到伟大的境界，也正由于此。

读完这章节，我同意西方诗比中国诗有深意，但我更爱中国诗的月境幽美的境界，这正是诗的精妙所在。哈哈，可能我不够深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