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了？正好，去你姨家帮她看看孩子吧！”母亲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对我说，语气里带着不容商量的利落。我心里其实不太情愿待在家里，但更主要的是，我好像从来就学不会说“不”。就这样，我踏上了去姨家的路。

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好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忙碌的季节。那会儿，正是收麦子的时候，村里村外都热火朝天，金灿灿的麦浪翻滚，空气里飘着麦粒的清香和太阳烤出来的干爽味儿。大人们都在地里忙得脚不沾地，汗珠子摔八瓣儿。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我身上出事了。先是冒出来好些小红点，接着变成了密密的小红疙瘩，奇痒无比！我忍不住去挠，结果越挠越糟，一片片地连成了癣，红彤彤的，看着吓人。姨心疼我，赶紧带我去村里的门诊瞧。大夫看了直摇头，开了点药水药膏，抹了几天，一点不见好，那癣反而像生了根似的，赖在我身上不走。

我心里憋得慌，特别想把身上这怪病、这难受劲儿跟人说说。可每当我刚想开口，父母总会立刻堵住我的话头：“快别说了！说出来多丢人啊！” 丢人？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说来也怪，很多年后，我反而要感谢这场病。这是后话了。

因为这病，我休学了整整半年。那半年，日子就像蒙着一层灰。父母为了给我看病，天天带着我东奔西跑，县城、省城，哪儿听说能治就往哪儿钻。他们自己累得够呛，心里也急，常常拌嘴吵架。我呢？整个人总是迷迷糊糊的，像是没睡醒。可奇怪的是，我心里头竟然觉得特别自由自在，好像卸下了什么沉重的担子。

一天，我在家门口和几个村里的小孩儿玩。正玩得高兴，其中一个孩子的妈妈远远看见了，赶紧跑过来，一把拽过自己的孩子，拉到墙角，压低了声音，但我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傻孩子！别跟她玩！她身上那东西，传染！” 我听见了，心里头竟然一点儿波澜都没有，好像说的不是我。倒是我妹妹，小脸气得通红，冲着那大人就喊：“才不传染呢！你看我们天天跟我姐一块儿吃一块儿睡，谁也没得病！”

又一天，父母又要带我去邻县找一位据说很厉害的老医生。那天太阳毒得很，能把人晒脱一层皮。我穿着什么出门的？一件厚厚的羽绒服！脚上蹬着一双笨重的棉鞋！为啥？我也说不清，就觉得这样穿着舒服，皮肤好像没那么痒得钻心。走在滚烫的土路上，迎面碰上了几个同村的乡亲。他们停下脚步，眼睛像探照灯似的在我身上扫来扫去，然后互相捅咕着，声音不大不小地飘过来：“哎哟，瞧这丫头，大夏天的裹着棉袄棉鞋呢！”“啧啧，真是……” 我听见了，心里头非但不难过，反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悦，甚至有点得意：对，我就是愿意这么穿！你们管不着！

那半年，我几乎是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度过的。在所有人眼里，我大概就是个怪物，是个需要被可怜的对象。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异样、躲避，还有那种让我不舒服的同情。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头其实是开心的！没有了学校的规矩，没有了旁人的眼光，在那个小小的、属于自己的混沌世界里，我竟找到了一种奇异的轻松。

后来，为了治疗方便，医生建议把头发剃光。剃刀“咔嚓咔嚓”响过，一缕缕头发落在地上。我看着镜子里那个顶着光溜溜脑袋的自己，头皮上还残留着癣斑的痕迹，样子是够怪的。可我心里却异常平静，甚至觉得这样也挺好，省得麻烦。

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个穿着棉袄顶着光头、在烈日下行走的夏天，我才真正明白父母当年的奔波和焦虑，也才懂得妹妹那份小小的、无畏的守护。而我自己当时那种近乎“没心没肺”的开心和自由，如今想来，或许正是那场病痛意外送给我的一份礼物——它像一层厚厚的茧，暂时隔绝了外界的纷扰和评判，让我得以在痛苦中，喘息，并倔强地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不被他人定义的内心世界。那个夏天，我虽然被许多人视为“异类”，却在自己的世界里，悄悄完成了一次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