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下放
１９６０年冬的一个黎明，冰雪路上，寒风中，一辆马车从城里出来，在荒废的古道上向着远方行去。车上载着爸爸妈妈和我，还有正在吃奶的二弟。干部家属大下放，爸爸带头报了名，我和二弟随妈妈的户口从此由城镇户一下子成了农村户，这一变就是二十来年。这一次我们像流放一样迁到了老城西南二十多里地的马仲河公社。妈妈抱着二弟，披着棉花被，我伏在妈妈的身边，棉花被挡不住严寒，冻得我脚像针扎地一样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我把头从被中钻出来，外面黑洞洞的，只有稀稀的星星照着我们的冰雪的路，望不见一盏灯火，马车在颠簸在没有人烟的乡野古道上。妈妈见我不老实，把我强行按进了被里，车板冰凉，我靠在妈妈的怀里取暖。
马车载着我们全家四口人，也载着我们全家的全部家当：一对红箱子，两件被褥和锅碗瓢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对红箱子的来历：父母结婚时空空如洗，生了我，连装我的尿裤子和尿布的纸箱子也没有，爸爸妈妈决定治一对箱子，像一家人家似的。可是钱从那来呢？想来想去，决定让妈妈带我去住姥姥家，带出去两张嘴，爸爸一人在家省吃俭用，从爸爸的工资中挤出了一点钱打了这对红松木箱子。红箱子伴着我长大，如今它保存在我的仓库里，它的样式和陈旧的程度已无法放在房间，但是我却舍不得丢它，每当我看见它，就想起了那贫寒的岁月，体悟到爸爸妈妈在生活的苦海中挣扎的艰难。
我讨厌幼儿园的集体生活，我不想念那里的小朋友，我却留恋喧器的小城，想念王大奶，想念同院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小男孩儿和一个比我还小的女孩儿。男孩儿叫小燕，女孩儿小小平，他们是亲哥俩，又都是我的好朋友。小燕有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豪不保密地告诉了我，应用他的发明，我挨了妈妈的骂。那时，每次上守厕所，完事后，都找妈妈开屁股，小燕笑话我说，都大了还有用妈妈开屁股，羞羞！原来，他上完厕所，拾起地上的土块往屁股上一划，就完事了。我一看，就会了。我嫌土块脏，他叫我用砖头和石块。妈妈见我上完厕所也不找她了，提上裤子就和人家玩去了，把我抓回来，问清之后，不许我再这样办了，从此以后也不愿让我再和小燕玩，怕他再出什么新的招把我带坏了。但是妈妈看不住我，我还是偷偷地和小燕相会。小燕教我许多淘气的玩法，如：他有了屁，就在小孩子堆里，一边嘴里说着“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加屁嘣”然后冲那小孩儿当地一声就是一个响屁。孩子们是不懂美丑的，只要玩得开心，就高兴。离别了小燕子和小平，我想他们，不懂得如何表达思想，悄悄地上火，嗓子疼起来，伏在被中不吱声。
终点的房子没有定妥，老城到马仲河二十几里地的路途，中间还找了一户农民家住了下来，只住了几宿，我们家的东西就开始丢了，我的小手枪也被他家的小孩子给偷去了，我眼巴巴地看着那家小孩子拿我的手枪玩，妈妈就是不让我吱声。全家忍气吞声地耐到了下一站有了房子，才离开了这户爱小的人家。到了马仲河，房东是一户老两口子，都六十多岁了，老太太卧炕不起，老头子天天做饭。他们把下放户看成是流浪者，瞧不起我们家，对面屋住着也不串门，见了面也不说话。我本来是爱和老奶奶老爷爷在一起的，这气氛让我不敢乱串了。妈妈把我整天关在屋子里，我只能在炕上地下转转，拉屎撒尿才能出外面看看，我好像关入了笼中的小鸟，没有了自由，也没有了欢乐，没有了朋友，寒冷和饥饿又包围着我，我常常刮掉窗户上的霜花，向外看，看到的是粪堆、污雪、寒风中抖着叶子哗哗响的篱笆杖子，我的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孤苦。
这里离火车站有半里来的路，火车一过，房摇地动，到了周六，妈妈抱着我的二弟，领着我去火车站接我的爸爸。十有八九接不来爸爸，母子三人踩着积雪，冒着寒风，在夜色下可怜巴巴地回家。
有一次晚上，我又和妈妈来接爸爸，在候车室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寒冬数九地冻得我哭咧咧地，妈妈和人家说小话，工作人员允许我们进到他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温暧如春，有一个茶几，上面放着一个圆圆的玻璃鱼缸，养着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小鱼，它们自由自在地在水中闲游。我被鱼吸引住了，屋中的年轻的工作人员肯定是鱼的主人，看有人欣赏他的鱼，显得很高兴，让我近前趴在鱼缸崐子边上看。妈妈让我离那再远点，伙子却说："没事儿！"实际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怕我在他不注意地时候下手抓鱼。我看呆了，忘记了寒冷和饥饿。
６０年代的困难时期，人们还在最大程度地创造着美好的环境，在这小小的北国车站，严冬里还有这么一块袖珍般的春天，我寂默的孤独的童心有了对生活热爱。
那时，人们说：“大鼻子要打过来。”火车站上一列列的过军车，拉着大炮，拉着当兵的。大鼻子来了也坐火车。火车站离我们住的地方这么近，跑也跑不掉。我还不知死的滋味儿，但从电影里打仗的镜头和大人一说大鼻子来了那付害怕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吓得崩崩跳，晚上尽做恶梦。
５岁的我，只在人生路上走了短短的路，童年里便充满了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