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19. 第七章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提到李贽，首先要提到孔孟之道与朱熹，理学派与心学派。
孔孟之道战胜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从汉朝开始，就成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到10世纪以后，也就是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为与绅士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帝国的原则。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读书的士人（绅士阶层）。由于他们人数多，流动性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必须加入新元素，才能适应于新环境。针对这种需要，很多学者不断把孔孟的著述加以新的注释；宋代大儒朱熹又把这些注释综合调和以构成一种思想系统。他对儒家经典的论述《四书集注》成为明清两代士人的权威教科书。
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乃至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和习惯，被朱熹视为“天理”。如果浊气抬头，天理就被“人欲”所取代。补救的办法是“格物”，即接受事物和观察、研究事物。通过格物，可以使人发现天理。朱熹是理学派的代表人物。
而儒学的另一门学派——与理学派分庭抗礼的心学派，则是以每个人自己的心理，作为结构宇宙的工具。而所谓心理，即包括视觉和听觉，也包括直觉和灵感。宇宙的自然法则和社会的伦理道理合为一体，很难获得实证，但在心理上却可以不言自明。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
李贽的思想深受心学派三位王姓之人的影响。
第一位是心学集大成者的王阳明。他认为宙间各种事物的“有”完全出于个人心理上的反映。他的所谓“良知”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近似于良心；但良知并不能详尽知悉各种事物的形态功用，具有这种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对意念做出是非善恶的评判。人可以立时而且自然地“致良知”，但是不断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难。王学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向。
第二位是王阳明的入室弟子王畿。他认为，一个人理应集中他的意志，放弃或简化物质生活，避免环境的干扰，以达到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然则一切的真实性既然只存在于心中，则所谓放弃、简化与避免，也无需见诸行动，而只是存在于精神之中。在他的影响下，李贽作出很多不为当时世俗所接受的行为，被人视为异端。
第三位也是王阳明的弟子，同时也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主张“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在他的影响下，李贽重视物质，也重视功利。李贽往往被归于泰州学派。
李贽的学说一半唯物，一半唯心。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
李贽的历史观大多符合与传统的看法。在他看来，历史的治乱，既循环不断，又与“文”、“质”相关联。一代人君如果专注于“文”（文化）而使之臻于极致，则已经开了祸乱之基；反之，息乱创业之君，则专注于“质”（生活水平），只求使百姓免于饥寒而不去估计是否粗粝。李贽对于历代君主的评论，只着重在他们适应时代的识见与气魄。对于“天下之重”的责任，李贽则认为应该有宰辅大臣来承担。大臣在为公众福利做出贡献的过程中，决不能过于爱惜声名，因而瞻前顾后，拘束了自己的行动。他可以忍辱负重，也可以不择手段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种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伦理上的解释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则不妨手段不纯。他提倡“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要求高级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繁琐的礼仪。基于此，他给予张居正极高的评价。
李贽对假道学大加痛斥批判。明朝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惟有这个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过去曾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雄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贽的思想却仅仅只能停留在学说的层面而无法系统化，也无法实用于治国。因为创造一种哲学思想比较容易，它是哲学家个人意识活动的产物。而宣布一种政治思想，以之作为治国的原则，实现立竿见影的效果，它必须在技术上符合现状，才能推行无碍。张居正是政治家，李贽是哲学家，他们同样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造，又同样为时代所扼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