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特与木宝马

我和木宝马相识，是彼特介绍的。

去坦桑尼亚矿产资源部办理宝石出口手续时，彼特说：“我给你介绍个朋友。”随即，他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有空时打过去。

彼特补充道：“这人家里有矿。”

“什么矿？”我问。

彼特摇摇头，表示不清楚。

“这人是做什么的？”我想多了解一点情况。

彼特皱着眉想了想，说：“好像是军人，也许是警察。”他不确定。

彼特是坦桑尼亚矿业部负责办理矿产品出口手续的部门负责人，若按我们的级别套改，相当于司局长级干部。铜矿石、金沙、各类宝石出口，都需经他批准才能办理手续。若出口重量不多的宝石原石，不仅要在此办手续，还要在此打包封口。

出口宝石原石的流程挺有意思。若你有几公斤坦桑石原石或者其他宝石要出口，需找一个饼干桶或铁皮桶，当着彼特的面称好宝石重量，填完一系列复杂的表格，再缴纳了税费，然后将宝石装入桶中。接下来，彼特用胶带将桶层层裹缠，再用细棉线五花大绑地把桶捆扎起来，随后用打火机融化一块白蜡，将蜡油滴在打结处，趁蜡未凝固时盖上一个圆形印章。这办法看似笨拙老旧，却很实用——中途无法掉包。

和彼特熟络后，我们偶尔也会搞恶作剧：手续办完打包时，趁他转身的一瞬间，偷偷地往桶里再塞些宝石。彼特见状笑笑，也不戳穿，装作没看见。

按彼特给的电话，我让翻译联系上对方，约定傍晚在“北京饭店”见面。在坦桑的中国人有事总爱约在“北京饭店”见面：一是老板是中国人，二是它既是饭店又是酒吧，建在高大浓密的合欢树荫下，凉快又方便。

“北京饭店”的老板叫杨凤兰，北京人，戴着眼镜，看上去不像一个精明强干的女强人。她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斯瓦西里语专业。她到坦桑尼亚来是为援建坦赞铁路工程做翻译，后来留在当地从商。然而，谁也没料到，她竟领导着一个规模不小的走私象牙的犯罪集团，被戏称为非洲的“象牙女王”。事发后，她被坦桑尼亚法院判处15年监禁 。

我和她的女婿很熟，此人频繁地往返于非洲和香港，专门贩卖钻石原石，而且行踪不定。现在回头想想，他和他岳母的故事都很精彩，以后再讲。

下午五点多，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几分钟，我便来到“北京饭店”，找了个凉快的位置坐下。杨凤兰的女婿不在，我和翻译各要了一听可乐，边喝边等着木宝马。

我们约定的见面时间是下午六点。黑人缺乏时间观念，说是六点，晚到一两个小时也不稀奇。不过，我就住在饭店对面的公寓里，平时就在这儿坐着聊天或玩游戏，他什么时候来都无所谓。

六点整，院里驶来一辆大大的SUV。我不懂车，叫不出车的牌子，但看得出这是辆豪华昂贵的车。车停稳后，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子笑眯眯地朝我走来。

“孙？”他操着生硬的中文。

“是，我是。”我连忙起身迎上去。

他就是木宝马，身姿矫健、精神矍铄，浑身透着一股精气神，完全不显老态，反而让人感受到岁月沉淀后愈发坚韧的生命力，令人肃然起敬。

跟他同来的还有两个人。后来得知，一个是秘书，一个是司机。两人下车后远远站着，最后又远远地找了张桌子坐下，举止训练有素，很有教养的样子。

木宝马是个爽朗的人，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自我介绍。他告诉我，他20岁时曾在保定军校学习了三年。随即，他又遗憾地说，这些年学的中文几乎忘光了。说着，他突然唱出声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唱到一半，他停下来，不好意思地说：“忘了，都忘了。”

说实话，木宝马的中文确实忘得差不多了，若没有翻译在场，我们几乎只能靠手势交流。我问他在保定军校学什么专业，他伸开双臂做出飞行的姿势。

“哦，你学的是飞行员。”我明白了。

他点点头。

“你现在是空军司令吧？”我伸出大拇指，开玩笑地问。

“不是。”他做出射击的动作，嘴里发出“嘟嘟、嘟嘟”的声响，又拍拍胸口说，“OK，OK。”

我一头雾水。翻译是当地的一位黑人女士，她又专门询问了木宝马，也没弄清他在军队里到底担任什么职务。

木宝马说他很想吃中国的蛋炒饭，便把服务员叫过来询问能否做，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点了一份蛋炒饭。我让他再点几个菜，并明确地告诉他：我请客。

“为什么要你请？”木宝马诙谐地反问我，又笑着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的幽默风趣引得我畅怀大笑。

谁知他的拒绝是真诚的。吃完饭，他立马把服务员叫来结了账。这是我到坦桑尼亚以来，第一个不要我请客的人。此前认识的所有黑人，包括彼特，都是我请客。

想起和彼特相识的情景也很有趣。记不清是谁介绍的了，那天我去办公室找他。一进门，是一个能容纳二十多人的大厅。彼特的办公室用玻璃隔断与大厅隔开。他五十多岁的年纪，个子不高，秃顶。我们进去时，他正独自坐在大大的办公桌后。

“你是彼特？”我问。

“彼特，彼特。”他点点头，态度很客气。

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100美元钞票递过去，他很迅速地接过去，并垂下手在桌子底下看了看，才揣进口袋。那模样可爱极了，现在想起来都忍不住笑。

办公室里说话不方便。我邀请他出去喝咖啡。彼特很爽快地和我们一起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达累斯萨拉姆有四家五星级酒店，那天我们就近去了乞力马扎罗山凯悦酒店。这酒店也是五星级，位于市中心24 Kivukoni路，地处滨海区，位置优越，坐在餐厅里能看到海港和印度洋的壮丽景色。

请黑人吃饭很简单，一份西餐、一杯葡萄酒，花费不多。吃完饭后，彼特说要自己回去，不让我们送。我们正犹豫这会不会失礼时，他主动地开口要我给他5万先令的打车费。

我毫不迟疑地立刻拿出5万先令给了他。彼特高高兴兴地走了。我也觉得这种直白的相处方式挺好，至少不累。

此后的几年，和彼特的交往都很愉快。每次约他吃饭或喝咖啡，他都欣然赴约。不过，每次都要给他车费。

有一次，我们约好喝咖啡，一见面他就说：“我是打车来的。”我心领神会，立刻拿出5万先令给他。

“回去的车费呢？”彼特问。

我恍然大悟，笑着又给他5万先令。从那以后，我们之间达成默契：每次见面都给他10万先令。

不过，托他办的事，人家从未失约。在坦桑尼亚三年的商务工作中，最顺利的就是彼特负责的这个出口环节。

晚上，送走木宝马后，我仍坐在“北京饭店”玩游戏。我的黑人翻译也已下班回家。这会儿，陆续有不少中国人来这儿吃晚饭、聊天。“北京饭店”的另一个功能开始展现：各行各业的华人慢慢来这里聚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开始在这里传播。

老孙进来时，我招呼他：“老孙，你看看认识这人吗？”

老孙是山东济南人，地道的老乡，当时任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的武官。他接过名片看了一眼，惊呼：“我靠！这是坦桑尼亚的三军总司令！”

此时，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和木宝马聊天的场景：

“你现在是空军司令吧？”我竖起大拇指，开玩笑地问。

“不是。”他做出射击动作，嘴里发出“嘟嘟、嘟嘟”的声响，拍拍胸口说，“OK，OK。”

现在，我终于明白他那手势的含义了——陆军也归他管。

老孙说，木宝马今年三月刚退休，不过他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不仅仅是在军队中。

和木宝马相识后，我常去他家玩。他住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郊区，是栋普通的二层别墅，没有院墙，只围着房子拉了一圈铁丝网。楼上楼下有四五个当兵的，都是他的警卫员。警卫员换班很简单，一辆敞篷货车送来接班的，再拉走下班的。那些警卫人员也没有固定的岗位，像家人一样，要么干点家务，要么就在阴凉处休息。

木宝马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他家的矿上工作，另一个开了家小规模的运输公司。他的矿是生产铜矿石的。我先后给他介绍过几个客户，都因矿石品位不高没能合作下去。

木宝马也常来找我，有时一大早就来敲门，看似没什么明确目的，在我的住处坐一会儿、聊几句就走。

有一次，天气很热，我拿出冰可乐招待他，他不喝，笑着开玩笑：“我可以不喝，拿回去给夫人喝吗？”他的幽默把我们都逗笑了。但那听可乐他也真的带走了。

那几年间，我在坦桑尼亚结识了好几位部长以及国家电网总经理，还有一位国家领导人的秘书。他们都住在海边的别墅里。国家电网总经理的住处简直就是一个建在海边的大花园。因语言不通及文化差异，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木宝马的住房和生活质量与那些高官相比要简朴很多。

不过，待久了，我感觉到坦桑尼亚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点很好：等级观念和高低贵贱之分很少，即便有，也比我们淡薄得多。

我的女翻译，在与木宝马的交往中，一直直呼他的名字。她始终意识不到木宝马曾是这个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