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有家教，若是饭菜掉到桌上，不准捡起来吃，脏。后来把这习惯发挥开了，别人夹过的菜，不吃，为了以示尊重，我也不在公共的菜盘里挑拨。好口舌的人在哪盘菜面前演了讲，或是酒洒几滴在上面，我也不吃。
奶奶中气十足，但没有牙齿说话漏风，每次她在桌上即将发作，我便移开她面前的菜，离她远点坐。不是因为不爱她，只是习惯了。
对寻常人也如此，别人喝过的瓶子，我不沾口。高中那年发现来自另一个初中的学生间没有距离，一瓶水可以传好几个人，间接接吻，当下表现出十足的嫌弃。他们也找我借水喝，借当然愿意借的，只是担心他们沾口，每次他们借了去我都要看着，又不好意思明着看，怕人嫌我小气，只好偷瞄。若是沾了口，接回来并不当回事，下次开盖要喝，先用力抹了瓶口一圈——可依然觉得有味，喝水喝得兴致索然。
冯先生找我借水从来不沾口，随身带纸巾，我常想完美的爱情生活应该就是这样。
我从不相信情人间可以毫无距离，两个独立的人到哪都是两堵墙，中间凿一个口，彼此握手说话，相看两不厌。
可惜冯先生是先生，我也不是女娇娥，曾经坐在在梅花堆里说些有关学习的无聊话，后来一南一北，很少见面。去年辗转寻他，初见了惊心动魄，哪里人可以瘦成这样了，于是逼他吃饭。在北方吃不习惯，但依然是他碰过的我不吃，我碰过的他不吃，相看两不厌。
通俗的爱情小说总喜欢写一些具有人格魔力的故事，爱上一个人就变了一个人，寡言寡欲的男子忽然成了事业先锋，蠢而丑的女人忽然变得机巧聪慧，甚至变美，这是不可能的。蠢的女人可以命好，但终其一生都会是蠢的，她可以不被人骗，但被人骗了也并不会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把自己的愿望无限放大，进而盖过人格的现实，这便是玛丽苏式的流俗。
张爱玲向来把个人至于爱情之上，真挚的热恋在她小说里比较罕见。曹七巧或许是爱过三少爷的，但一开口谈了钱，人情往事烟消云灭，下一刻傍着窗帘看鸽子飞，情如剖豆似的，这一刻彼此都是陌生人。爱情并没有改变了谁，好色的依旧好色，爱钱的始终爱钱。
如果爱情全然都是魔法，那又何必写出一整本书来?社会的压迫比人性的压迫要轻的多，再封闭的世界也有出逃的方法，可人性的出路几乎找不到，哪怕是求死，也往往求得一塌糊涂——人性催生着极致，又调和着极致。
可玛丽苏的爱情总可以在转眼间消弭掉人性，人性在魔法面前无足轻重，浅薄而俗。
类似的魔法言论在社会上极其繁多，少年人总被告诫说:“等你长大就不会这么做了”，“等你谈一场恋爱就不一样了”，“等你做了爸爸，你才会脱胎换骨”。不会的，吝啬的人长大了依旧吝啬，对爱情消极的人就算谈了几场恋爱也还是消极。等一个男人有了孩子，保不齐连孩子都被他教成自己少年时的模样，又何况将自己脱胎换骨?不可能的。会为高考而放弃爱情的人，将来也会为了大事与琐事放弃爱情，人在人性面前就是这么软弱。
前几年试图要改变自己。有一回妹妹夹了块排骨掉在桌上，我心口咬着牙，伸出筷子夹去吃了。爷爷看到说这是不浪费的精神，值得学习——但他其实是最践行着“掉在桌上的菜不吃”这一家教的处女座老男人。后来我也再没有这么干过。
我从小就想过最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想要有最精致的小资本主义日常，我无所谓奢侈品，但我也厌恶廉价的东西。这种与生俱来的生活概念可能会伴随人的一生。
我曾经在台湾当着教授和院领导说，艺术家最完美的人生结局就是被人包养，领导铁青着脸，与台湾教授比并笑，那一幕极其好看。
现在就是被家庭包养着，我享受其中，不愿包养别人。多少人说我仗着家里的资本做些无关前途的事，这种批评并没有错，因此我注定不会有很好的后半生。我不敢再和人恋爱了，也因为害怕坑了人家。
不过哪怕是落魄了，别人夹过的菜，喝过的瓶子，我依然愿意不沾口，往后的事情谁也难料，现在暂且立个理想主义的标杆安慰自己。
想起学会国粹以来，只要去廉价的会所打麻将，再不济也要给自己买好4元一小瓶的矿泉水，绝不碰会所的口杯——谁知道我喝的那个坎儿有没谁沾过。
罗雁泽 2017.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