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据真实回忆所作

她是住在眉州城边的中年女人，与她在一家酸奶店打了照面，人吧，衣着也算得体，笑得稳重，我接过她给我捡起的硬币，说声感谢，也不再多话。出门与她走了同一个方向，见她靠在一辆满载各色鲜花的三轮车旁边，我来了兴致，因为我刚好要买花。

百合、桔梗、雏菊、玫瑰等等，皆随意放在蓝色小水桶里，在云南我见过这样粗犷但亲切的售卖方式。这也让我想起了幼年时，外婆山间的蔷薇。

外婆年迈，但依旧不舍劳作，去耕种，去收获，不舍与泥土的感情。她带着从城市而来的我，用竹筐去采摘果园篱笆边的层层粉红，她会给我念诗词，一生一世一双人、人面桃花相映红……

那时，尚且年少的我不懂何为生活，只知三餐。直到她的逝去，我才得感悟。

旧时代的女人，关于婚姻多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个卖花阿姨与我言，其年轻时，无知良善，顺从了父母之婚恋安排，婚后，生下两男孩，家庭氛围沉寂。某日，她突然离家出走。三月后，她回来了，风尘仆仆，却面露欢愉。在那个还没有网络舆论的封闭年代，也有暴烈且传统的蜚语窜动，闲来无事的大家都热衷于评价伦理道德。

但她的情人和丈夫，连同两个孩子都无视她被说成一个现世的“潘金莲”。

她疯了，那些冷漠菲薄像“武松”的刀。

生活和人心一旦对立，人便会迷失自己，然后被生活奴役。

她披着头发，肆意跑在大街上，全身赤裸。一些围观的人，一脸讥讽：哪来的怪婆娘！

没有人去为她披上一件衣裳，或者安抚她的情绪，都像在看马戏园中的兽类，有说有笑。好似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人，会说冠冕堂皇的话，外表端庄优雅，而骨子里都是酸涩自利。

她还给我讲，她被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吓着了，只好从桥上跳进河里，不过她年轻时常摸虾抓鱼，没有沉水。那桥下是一个老乞丐的塑料棚屋，那个老乞丐曾经在河边捡到一个溺亡的女婴，是一个外地女疯子生下的。

那个年代，经济衰微，但管事的人极力制造美好环境，所以一些疯子不谋而合地被运到了这个地方。人们也各自为营，喜欢热闹，但不会关心，或许更心心念念的是猪肉价格。他们想看女婴的脸，看到了，白白净净，腿很长，看过后，不会在意那个女婴会怎样，死去一个女婴是晦气，谁都不愿意再听到相关新闻。

听了她的故事，我想起外婆，当年，外婆挑着扁担，带着我趁墟。那竹筐里是她用井水洗净的新鲜瓜茄，以及一麻袋哀伤的蔷薇，我心疼这些此后再也回不来的花朵，祖母说这是宿命。

外婆在战乱年代逃到此地，又逢多病缠身。没人知道她来自哪里，叫什么名字，她自己也呆呆傻傻。山里人都说她是怪人，丢了好。外公则不然，他看到祖母，执意要收留她。

祖父的前辈是个当官的，和“汪氏”有些关系，为了家族的未来，长辈便带着家人南下，入川蜀，买了地，当山农。

山里的人更加封建，大家由劝说，转为动武，让外公把人带走，说不明不白的女傻子，是个害人精。可是外公坚决不肯，偷偷将家里所有的钱“捐”了出来，闹事的主才带人走了，家里知道了他的胆大妄为，便将他用粗绳吊在树上，但没吊多久，因为他要做记工分的事。他是有学识的人，凭借这点，山里的人都很需要他，那时，外公家从未断粮，也存得下钱，每月能饱餐一顿肉食，并且每年请得起裁缝来做衣服。

外公去世后，外婆逐渐失语，时常拿着烛台，坐在月下，看看院里的花，温柔写信，放在一个木匣子里，堆满了就都烧尽。后来，外婆信也不写了，我想着，或许她心结已解，但不曾预料，她在告别。

成年后，我与母逛古玩地摊，她看到一支精致的银簪子，和外婆遗留的那支极其相似，忽地聊起外婆的往事，一些碎片粘连交织，满满深情，外婆生前爱着两个男人。

我拿着那一小束用50元买的高价雏菊，慢慢走回家，心里想着，这么贵……这种花的泥巴是黄金做的，还是听了阿姨讲故事的代价。

不管怎样，我喜欢她的花，相信她的故事。

就像我愿意相信，那个在战乱年代背着沉重书箱子携着还是妙龄女子的外婆一同逃难，却又不小心与外婆失散的陈牧丰先生还活在这个世上。

过往远逝，岁月迢迢，生活可以不是迎风而立或是逆风而行，重要的是血里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