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学，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教授讲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即人需要两种心智的培养，一种是重逻辑、重理性的哲学科学思维，另一种是重艺术重感性的美感创意思维。

但我们目前的教育，多偏重于科学在生活的应用层面，即实用技术和实物制造能力；但在人的感性素质，尤其是美学教育方面仍存在很大的缺失，使众多社会产物只强调实用主义而忽略感性体验。

就好比某些整齐划一的城市建设，千篇一律、毫无特色；景点过度商业化，甚至还有很多丑出天际的建筑物一直杵在我们的城市里；事实上，这恰恰体现了教育的偏颇。

由此可见，如今真正稀缺的是懂艺术、懂美学的人才；想想那些创意十足的作品，往往更能打动人心，且令人趋之若鹜，这正是体现了美学传达的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在其著作《中西印哲学导论》中感慨：现代中国人的美感非常洋化，虽然在多媒体创作中有许多古代题材，但这种努力并不会让人产生强烈的美感，尤其是华夏式的美感；实际上，大多数创作者并不知道中国古人的美感是何等模样，只能通过情节或形象来吸引人，根本达不到令人心动的美感境界。

所以，本书深度解析了华夏古代哲理、传统西方哲学、印度古代哲学之美论三种不同文化理念的美学特征，如庄子“天人合一”的美感，柏拉图“迷狂”的美感、康德“自由形式”的美感，《吠陀》中“梵我为一”的美感等等。

此外，书中还对中西印哲学传统的相互独立性、不同的哲理特点、独到的思想技艺和方法，进行了精辟地阐述；且深入浅出地剖析了“边缘性体验”，这种与主流世界观、方法论、总规律、科学的科学、批判理性等完全不同的哲学思想。

颠覆常态思维的是，本书不以西方哲学为中心，也不以其为唯一合格哲学，引用文本依据均以原著为主。就如张祥龙教授所言，阅读本书犹如经历一种野外求生的锻炼，既可跟伟大的原发性思想进行碰撞，也可在上下几千年的著作中撷取灵感。

一、哲学的含义和“无用之用”

哲学的含义是什么？从词源来说，古希腊人创造了philosophy一词，后由日本学者翻译“哲学”而来，此后一直被人所借用。

而哲学的体现，几乎都是与“边缘性”问题的探讨有关，它发生于一种半虚半实的境地，是超常态的理性手段，且对深邃的不可测及的，能够在广义理性中讲出一番道理，会加深我们对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而非只是激发感觉或信念。

如何理解？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就好比量子力学的“非定域性”原理；而引申到宗教或艺术，那就是边缘境的思考；如此，我们或许会发现投入生命的、动人的哲学。

事实上，人类从未停止对边缘问题的思考。

比如，在希腊人称哲学为“爱智慧”，它不仅含有深远的时间维度，帮助人类更长久地生存，甚至还能把人的潜能和谐地体现出来，让人活得更有幸福感。

这种“爱”，与孔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中的“乐”，有某种相通之处。

要知道，古代东方哲人早就发现，世上竟有一种东西会把人迷恋到不能自己：只要一接触它，就会被它带走，让人觉得人生一下子美好了起来；甚至说，当人沉浸在这种爱智慧的欢乐里，就如感受音乐般美好的旋律，会产生一种无以言说的深邃和美好。

这种终极智慧，或许可称之为《庄子·天下》中宏大精微的“道”。

如今，西方文化依旧横行天下，无论学术还是哲学，仍以其思想为根本；相比于汉语或汉字的思说读写之于西方哲学来说，“只能是中西比较或中西纠缠”。

但愿如我们所期望的，到了某个阶段，中国文化能强势复兴，用出自华夏思想的名词来改写哲学两个字；目前虽没有这种可能性，但还是要抱着希望与时偕行，在用好哲学概念的前提下，汲取令人奋进和启发的东西。

那么，哲学有何用？

如果与金融或医学等实用知识相比，哲学可谓是最不“实”用的学科，但正是这种“无用之用”最令人着迷；想想在你身处困境时，思考艰深问题时，或许就能感受到哲学的奇妙。

举个例子，颜回谈及孔子对自己的教诲，感叹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颜回越学越觉得孔子的学问高深莫测，越是钻研越觉得坚韧，且无法触及内在那松软的实在；它就在眼前，却要努力追赶，在将要追上时却又出现于身后，总是无法捉摸；其实，孔子的学问就在那儿，直观可见；但就是这种美好动人、欲罢不能，才体现了哲学的边缘性、惚恍性的奇妙美感。

所以，正因哲学具有无可预知的特点，它才可能是我们在艺术、宗教、科学穷根究底时的突破，它才可能发生在边缘性的想象中，其玄妙恰似“阴阳不测之谓神”。

二、西方哲学的源起和特点

哲学源于古希腊，受数学和西方语言的影响，令其呈现形式十分突出。

因此，希腊哲学在说明世界本原或实在时，需要依据一个确定的“什么”来作为解释形式，令其以旁观者的姿态看待世界；这就可以理解，希腊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为什么一直以推崇理性、贬低情感和身体的形式而存在。

早期的希腊人求知若渴，他们甚至会从当时更先进的埃及或巴比伦求学或游历；所学知识和技艺经其演变，令数学逐渐走向形式化：除计算之外，还会呈上一个形式上的证明，以验证答案之正确性，这也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思维方式革命”。

譬如，希腊人创造了直观现象的最初的形式证明，即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并指出了所有三角形的本性皆是如此；之后，形式化的本性也就成了希腊人眼中数学对象的本性；而数学证明，正好揭示了这种奇妙的内外沟通和回旋。

后来，欧几里德结合前人智慧著成《几何原本》，通过几条具有直观性的公理和公设推衍出所有命题（定理）；此成就正是古人所谓的“科学的标准模式”，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

而我们所熟知的“勾股定理”，在西方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个数学现象也是毕达哥拉斯对先人智慧的逻辑证明。

毕达哥拉斯又因“数学关系”，推论出“世界的本原是数”的观点，对当时的毕达哥拉斯和希腊人来说，这种“确定性”是来自神的智慧，他们故而相信，“数”中一定隐含着世界的终极真理。

虽然，东方人没有像《几何原本》和毕达哥拉斯这样的尝试和经历，但我们也有不逊于西方数学的《九章算术》，只能说东西方路数不同，无法做根本性的比较。

由此可见，西方哲学的道路，是从数学到数学形式感的自然语言，再到此种语言塑造的概念化系统，后经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等手段，构造出了不同的哲学体系来理解和处理边缘性问题。

这是西方哲学独有的特点，也是与东方哲学完全不同的地方。

简言之，西方哲学家们追求的是形式化的概念推理和严格论证，构建出以数学为上的科学化哲学系统，呈现了一个逻辑上、语法上和语义上清晰严谨的范式。

与之相悖的是，讲究“理式”的西方哲学家认为，东方哲学不过是一些玄之又玄的人生智慧和宗教体验；这种偏见，并非“存在即合理”，华夏儿女任重而道远。

三、中西印哲学关于美感的蕴义

对于西方哲学的偏见，张祥龙教授如此指正：中国古代哲学主流的“儒家、道家、中国佛学”，与印度哲学主流共享同一见地，即终极实在不可被对象化，不论是物质对象的对象化、语言表达方式的对象化，还是概念的对象化，这个终极实在又以“真善美的方式”，影响人类的生存意义和命运。（Ｐ413）

正因此影响，才塑造了东方文明、东方哲学、东方宗教独有的魅力。

所以，华夏儿女不必在西方的辉煌成就面前自惭形秽，我们的祖先不但不比他们笨，甚至还多了不少深邃的智慧。

张祥龙教授说，西方智慧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里基本终结了，尽管尚有神性主义的潮流，但就像柏拉图的“迷狂”说，难登哲学的大雅之堂。（Ｐ413）

何谓“迷狂”？柏拉图认为，美本身是美的理式，犹如“知识就是回忆”学说中的一个奇变，其表达充满灵感、灿若云霞，洋溢着诗性般的美好；如此这般，美感就似灵魂在迷狂状态下对美理式的回忆，这是西方传统哲学中影响最大的美论

虽然柏拉图见地非凡，认为一入美感才能获得迷狂，或必须要靠迷狂才能进入美感；但他对迷狂的哲理性，却没有作出更加中肯的阐释。

到了华夏古人这边，对“迷狂”却另辟蹊径，就如孔子所热衷的乐感和诗兴，老庄所崇尚的玄之又玄和逍遥坐忘……中国古文化和哲理，讲求阴阳冲和、至诚时中；“天、道、性”之终极实在，以直接、互补和时机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世界。

比如，《周易》对于终极实在的理解，是以阴阳为根，取象于爻，从“卦”中观大道，可见“天地取其位，日月照其明，北斗旋其星，夫妇合其德，父（母）子（女）得其亲”；这个天地人交织互动的世界，阴阳对生、五行生克、卦气回旋，可谓是生生不已；在一种自生维持的结构里，造就出了人生、宇宙的无穷表象，但又不止于表象，是具真正意义上的气象万千。

由此可见，中国美学哲理之曼妙，就在《周易》所示美感的“象”义里；古人讲究意象、意境、境界、滋味、气韵，其实是借“立象尽意”之几微，来领会大道、大美和神意。

由于东西方哲学、艺术的相互交融，又有了新的现象；西方现代诗人和评论家也开始推崇意象之美，就如艾略特所言：“意象来自他从童年开始的整个感性生活……一只鸟的啁啾、一尾鱼的跳跃……这样的记忆会有象征的价值，但究竟象征着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因为它们代表了那种我们的目光不能透入的感情深处。”

一言以蔽之，华夏哲理之美，是“A而不a”的表现，是去对象化和时机性的“美在其中”，是阴阳相交而生的气象和神韵，是主客分离前的终极体验。

而关于印度的美感迷狂，是存于潜印象的当场涌现里；如“味的品尝犹如花蕾开放，无须登上推理、回忆等台阶”，（Ｐ413）可见美感生于超俗的情由、情态和不定情的结合，迷狂体现于小我的丧失和超俗意境的边缘体验。

这种非主亦非客的美感，与中国美学一样带有时机性和动人处；比如，古印度人在《吠陀》中说的“梵我一如、缘起性空”，以及佛教的梵呗、佛曲和梵乐，如是而已。

不得不说，中印美学相比于柏拉图的美感迷狂，不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还有着更为独到而深邃的哲理阐发。

所以，中、西、印之“美”各异，却也有“美因其自身而动人”的相通之处。

四、结语

关于西方近代哲学，《中西印哲学导论》着重讨论了黑格尔之后，逐渐形成的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两种思想初始互为交集，后来却严重分裂。

如欧陆哲学包括了生命哲学，还有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唯意愿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哲学、现象学等等；而英美分析哲学的特点，是通过逻辑性的语法或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在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中可见端倪。

此外，还有北美的哲学运动“实用主义”，活跃分子有皮尔士、杜威等人，这也代表了美国人的主要精神气质；比如，杜威的中国学生胡适，其宣扬的实用主义偏科学主义或工具主义；相较于杜威，缺少了有机的、动态和历史构造出的终极实在、社团价值、传统继承之特点，也即缺少“居中形态”。

以上种种，正是体现了西方哲学的局限性。

直到当代哲学家柏格森的出现，其《创化论》犹如一本新时代的“福音书”，唤醒很多人去思考“如何真正知觉到、思想到变易”，他把西方传统的“不变才是真实”，以及认识变化现象必须通过理式、范畴或逻辑论证的概念化套路，统统打碎了。

重要的是，柏格森还提出了7个代表当代西方哲学精神的观点：

1、以变易、运动、绵延现象为最真实者；

2、这些其实现象是可直接理解和领会，现象学来形容为“自身被给予的”或“明见的”；

3、最能表现变易、现象的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的绵延特点，是一种原发时间，即过去、现在、未来三维差异互补、合为一气的时间感知；

4、这种感知、知觉和理解，是就运动而理解运动，就现象而理解现象；

5、以这种知觉和理解为源头的哲学，和优秀的艺术一样，都能扩大知觉变易的能力；

6、传统西方哲学中很多重大的哲学问题，都可通过新的特征得到解决，甚至无需再提出来；

7、这种变易哲理，与《周易》的“变易、不易、简易”的“三易”耦合，且相当接近。

以上所述，可见当代西方哲学前沿的大方向，已悄然转向中国古代哲理的某些特点；中西印哲学的距离越来越近，甚至可以进行有效对话；如叔本华之于奥义书及佛教，梭罗之于印度及中国古代智慧，柏格森之于《周易》，海德格尔之于道家，德里达之于中国文字。

因有哲学，人类才得以在困惑而着迷的边缘视野里思考，领悟终极实在、真知、美感和人生哲学；可见哲学的“无用之用”，令人欲罢不能。

而哲学之美，或是梭罗眼中清晨的降临、涤荡思想污垢的湖水，亦或是我们跨越人生沟壑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