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父母送孩子上学，对教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孩子就叫交给你了，该打就打，该骂就骂。”而事实情况如果孩子出了一丁点问题，被打骂的往往是老师自己，反映的就是那个时代的监护权和安全责任，今天已完全不同了。
教师唯一增加的权力在于指导权。
时间重回1000年前，教师的权力是教书识字，孩子的发展方向是父母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教师在这方面的权力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了。教师可以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指导他完全不同的方向。与指导权对应的责任是“区分”义务。欧美几十年来小班化改革，重要的原因是希望教师进行更多的针对性指导。教师的指导到了极致就成了教练。而教练我们知道，之所以成为教练，是能够区分不同的学生，给予针对性的指导。
是什么造成了教师的权力强度（或者说责任强度）的变化呢？是信息和信息载体。由于信息载体的革命，师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步减少，使得权利和义务关系发生变化。孔子的竹简只能自己看，讲给学生；朱熹的圣贤书可以印给学生在图书馆看；今天的教师的课件，学生可以在网上找最好的看，一般情况不会出现课堂上的教师比网络课件更精彩的情况。我有一次问上海广播电视大学的一位教师朋友：“鲍鹏山的文学课堂是否也如他在百家讲坛那么火？”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鲍鹏山的公开课，是技术处理过一遍又一遍的。
信息时代，只有一种权力是教师可能增大的权力，那就是指导权。可汗颠倒课堂采用的小班双教师制度、Udacity采用的在线人工智能调整教学进度，都是发挥教师尽可能多的指导权。教师的指导权的增加还在于大数据带来的大量学生行为数据的科学化，这种信息教师掌握得最充分，因此权力特征也最明显。指导权的提升是建立在教师区分责任的增加上的，面对着成百上千的不同的学生，今后的教育的重点在于区分学生的行为，进行更加针对的指导，这既是在线教育的机会，更是实体教师的机会。
在线教育使教师权力增大了？还是减少了？回答这个问题，还真不是那么简单。
技术在进步，教师会更香吗？
并不是每次革命，教师都是吃香的。从中国历史的长河来看，教师的地位确实在降低：2500年前，春秋的教师可以周游列国当宰相；2000年前汉代的教师可以当大臣；1000年前宋朝的教师可以有田产；500年前明朝的教师见了县太爷可以拱拱手不跪；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只有大学一级教授是部级待遇；到了2012年，10几个大学教授去争一个科级的系主任。与上面数字相互呼应的是，教育的普及和教师数目的大规模增加。看2009年的数据，中国教师总数超过1400万，其中大学教师超过150万。随着教育的普及，教师地位的降低是历史趋势。随着信息和知识的功能从教师头脑中逐步转移到由技术改变的介质上，教师的知识垄断宣告瓦解。
然而，有一个事情却是正好相反的，那就是，随着教师的知识垄断的瓦解，教师的服务功能逐渐在强化。历史上任何一场由介质引发的革命：造纸、印刷等，伴随着的总是教师数量的大幅度增长。知识的传承还是需要教师的服务。2012年，可汗学院创始人可汗的一本新书认为，在线课程和视频网站的普及，需要越来越多的教师，原本一个班20个孩子，由于翻转课堂的出现，再加完成学习后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今后一个班将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辅导老师。在美国，一个班的学生数为15到20人，中国为40到60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随着在线教育的革命，中国的教师会远远不够用。
凡是有排队的地方，就有信息化的市场。公元前500年，3000弟子排着队听孔子说他那抑扬顿挫的格言，于是竹简做的《论语》几十年后成为时尚；1000年前，儒生们排着队听陆九渊和朱熹的辩论，于是被活字印刷术印刷的经典校注成为普及；700年前，当欧洲的原始大学的学生们排着队听取神父念着自己手抄羊皮卷的圣经的时候，古藤堡的铅字油墨印刷机发挥了作用。美国私立大学的学费从1980年的1万美金每年，飙升到2012年的3万美金一年的时候，排着队希望进入名校学习的穷孩子，就发疯似的点击常春藤名校的在线课程。
在这场由排队引发的革命中，教师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会更吃香，还是更衰落？
随着技术的和媒体的进步，一个教师能够带的学生是逐渐下降的， 2500年前的孔子，需要带72个研究生和3000学生，以他40余年教育经历，学生多数要靠自学，孔子的辅导和互动应该有限。到2012年，中国的学生总数已经超过2.4亿，生师比降低17左右，但是关键问题是每个班50名学生的班级规模，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那么，教师的缺口还很大。而新的技术带来的变化，如果1个班需要2个老师，生师比要降低到10以下的话，就需要更多的教师、会带来更具针对性的辅导和更好的教育效果，这样看来教师不仅不会持续失业，会越来越成为主流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