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开篇第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初命晋大夫维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中国是世界上诞生文明最早的国家之一，有近五千年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写起。那作为编年体通史的《资治通鉴》，为什么从公元前四零三年这一年开始呢？
因为这一年，周天子威烈王命诸侯国晋的三位大夫为诸侯，使诸侯国的家臣僭越成为诸侯，是封建礼法崩溃的标志性事件，司马光认为，“故三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其志在资治，因此以三家分晋为开篇，是有着警戒天子的深意的。
但在表面上，司马光倒是别有一番说辞。《资治通鉴》的另一位作者、史学家刘恕曾说：“恕蒙辟寘史局，尝请于公（温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
司马光认为，孔子所著《春秋》，是不能改动的，也是不能续书的，否则就有僭圣之嫌。而《春秋》以获麟之岁为止，通鉴不能与这个历史节点太远，而《春秋左传》以智瑤覆灭作结，因此司马光就选定了三家列为诸侯为开篇，算是续《春秋左传》。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宋神宗正锐意变法，启用王安石为枢密使。神宗皇帝本来属意司马光，欲用其为枢密副使，辅佐王安石变法，但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变法，故决以退而著书。
据史载，司马光患纪传之史文字繁多，读之不便，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成编年体通史。
宋神宗阅后大乐之，题名《资治通鉴》，认为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看来，宋神宗应该是读懂了司马光的深意了。他在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里说：“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一年是中国历史由春秋而入战国的分水岭，诸侯由争霸而演变为兼并。紧接着一段“臣光曰”，司马光大发议论，大发议论，论天子之职，莫大乎礼、分、名。而所谓礼分名，则纲纪、君臣、公侯卿大夫也。拿现在的话说，就是规矩，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政治规矩。魏韩赵本是晋大夫，却窃晋之权，本有违王法，周王却命之为诸侯。这是自天子开始就乱了规矩，才导致了周的式微与诸侯之争战，即春秋转而战国也。
接着，司马光就讲了智氏被魏韩赵三家所灭的故事。故事很精彩，兹不祥述。司马光在讲完了规矩之后，由此切入，再讲用人之道，即德与才的选择。司马光以为，才德兼具谓圣人，才德具无谓愚人，德胜才谓君子，才胜德谓小人。但凡用人，若无君子、圣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何也？司马光解释说，君子有才，可为善，而小人有才可作恶。而愚者虽欲为恶，而智不能周，力不能胜，就跟小乳狗想咬人，人可以轻易制服它。小人呢？其智足以遂其奸，其勇足以决其暴，小人得权力，犹如为虎添翼，为害更多。就如智伯之亡，就是才有余而德不足所致。
卷一为全书主旨所在：讲规矩，善用人，乃治世之道。司马光曾经上疏给宋神宗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又说：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