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讲，无政府主义也是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出现的，可称之为“极端社会主义”。在“不要政府、否认强权”的旗帜下，它的内容是极其庞杂的。总的来看，无政府主义只是从消极的方面立论，而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派别则更加注重从较为积极的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
1、无政府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按照无政府主义著名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解释，“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原字来自希腊的‘an'和‘archie'，有反对强权的意思，现用以表示一种人和行为的原理或学说，在这种学说实行之下的社会是没有政府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能有调和的效果，不是由于遵守法律或服从强权，惟在于各种团体相互间的自由契约。”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们可以把他们的思想渊源一直追溯到古希腊，但是，近代的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却兴起于19世纪小商品生产占较大比重的欧洲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瑞士以及俄国等。
资本主义初期的工业化大生产并没有给广大民众带来理想的社会生活。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当时）流行的土地私有制度，和为着利息的资本家生产，代表一个垄断，这不特违背公道的原理，也不是有利的规则。他们是近世技术不能为一切人类幸福服务的障碍。无政府党以为那工钱制度和资本家的生产，都是进步的一个遮拦。”
可见，无政府主义是小商品生产者对于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带来的冲击以及造成的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作出的近乎本能的反应；并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对未来的社会进行自我设计。黑格尔、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学说，卢梭的天赋人权理论，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都对无政府主义者们产生过影响；而英国的社会思想家葛德文和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施蒂纳则为无政府主义学说提供了比较直接的理论资源。
欧洲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邵可侣等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深受他们的影响。
2、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发展
早在19世纪晚期，中国的报刊上就已经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些零星报道。1907年6月，刘师培、张继、章太炎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了《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旅居法国的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褚民谊在巴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鼓吹“无政府”、“革命”等思想。
无政府主义之所以能吸引中国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强大冲击下走向解体：“昔日之农人所由尚足自给也。今则不然”；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为未来描绘的蓝图也着实具有吸引力：“社会主义者，无自私自利，专凭公道真理，以图社会之进化。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无贫富，无尊卑，无贵贱，以冀平等；无政府，无法律，无纲常，以冀自由”。
大同、平等、自由的社会，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更是破产的小资产者的理想的社会追求。在充满了破产的小生产者的中国社会里，无政府主义得以迅速传播是不难理解的。
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相反，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师复。
师复（1884～1915)，原名刘绍彬，早年因赞成排满革命、光复汉族而易名思复；民国建立后，他又对新政权非常失望，转而信仰无政府主义。1912年5月，师复与亲友在广州成立“晦鸣学舍”，进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实验；7月，又组织了“心社”；次年8月，创办《晦鸣录》，仅出两期即被军阀龙济光查禁，后改在澳门出版，并易刊名为《民声》，1914年初迁往上海出版。在师复的影响下，广州、上海、常熟、南京等地出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社团。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北京暂时出现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久，蔡元培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自由的学术氛围，使无政府主义者得以在北京大学开展学术活动。1917年5月，太作、震瀛、超海等人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实社”，并出版了两册《实社自由录》。1919年1月，上海的“民声社”、南京的“群社”、北京的“实社”和山西的“平社”合并成立“进化社”，并出版了《进化》月刊。南方主要的无政府主义的骨干人物是梁冰弦，他主要在东南亚、广东和福建活动。
尽管受到地方军阀和北洋政府的屡次查禁，无政府主义仍然得到迅速的传播。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逐渐高涨的革命潮流中，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也得到迅猛的发展，甚至倡议召开无政府共产党联合大会。
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以后，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宣传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开始向较小的城市渗透。山西、四川、湖南、等省的中小城市均有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
3、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理念和主张
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扩展也表现在其内部派别的分化，出现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派别。尽管如此，这些流派仍然以“师复主义”为主导。下面，就以师复为中心，介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理念和主张。
首先，无政府主义反对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切强权，这也是无政府主义与其他的思想派别相区别的最重要的特征。师复认为：“政府起于强权”，是“剥削自由、扰乱和平之毒物”。“‘无政府者无强权也’。强权有种种，而政府实为强权之巨擘，亦为强权之渊。”
主张废除资产制，生产资料公有、阶级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无政府、无一切国家机器等。另外，无政府主义者普遍对传统家庭制度持批判态度，师复等人在广州等地进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实验时，其戒约中就有“不婚姻”、“不用族姓”的条文。
其次，无政府主义者们也给未来的理想社会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人人平等，个个自由，没有剥削压迫，没有等级束缚，是“真”、“善”、“美”的光明前途。
在那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万国公语成为通用的语言，社会组织以互助为目的，均出自个人意愿，劳动成为人的需要，等等。
第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为达到目的，需采取“平民革命”的手段。
然而，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常常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其“平民革命”的主张多流为“恐怖”与“暗杀”等形式，他们没有耐心去做唤醒民众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无政府主义并没有高深的理论，更没有严密的组织，它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刘师培流亡到日本后，曾参加过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工作，后来和章太炎、张继等与孙中山发生矛盾，分裂出去；继而背弃初衷，成为复辟帝制的鼓吹者。
4、吴稚晖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
按照英国人哈列的说法，“工团主义是在工联政府之下，由各工联的行动去实现一种幸福时代的方法，而他所根据的基本说，是为工界或第四阶级保持正义唯一的法子，在乎工界自己独立的和强迫的努力奋斗”。工团主义的思想领袖是法国人索列、伯茨、拉加德和意大利人拉不律阿拉等。工团主义是在大工业的发展、结社自由的实现、贫富分化加剧以及工人的阶级意识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以现存的机关，工联，做出发点”，来“推翻社会的全体组织”，以达到“在零落破碎的旧世界上造成一个新世界”的最终目的。
在中国，比较系统地宣传工团主义的思想家是吴稚晖。1918年3月，他与梁冰弦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劳动》月刊，“介绍世界各国工运情况和苏俄革命，鼓吹劳工运动，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在该刊1卷1号上，登载了署名“S.S.”的《劳动者之自觉》一文，在该文中，作者认为，工人的自觉，应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即：“一、当了悟劳动主义之真理。二、当固结工团主义之团体。”
此外，“民生社”于1918年出版的《工人宝鉴》，“工余社”和“互助社”于1923年分别出版的《工余》和《互助》，以及《闽星》、《光明》、加拿大的《明星》、法国巴黎的《工会》，都是宣传工团主义的重要刊物。
1920年前后，工团主义者们“已经看到光靠空谈是无济于事了，一致认为最迫切的事情莫过于组织工人”。于是，他们走到工厂，最初是广州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等，后来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机器行业，并使机器工会获得合法地位，与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工会——广东工人代表会和国民党领导的右派工会——广东总工会鼎足而立，会员最多时超过30000人。不过，工团主义的成绩仅此而已，随着国民革命的展开，工团主义的社会影响逐渐淡化以至于最终消失了。
5、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消亡
张继也是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在日本受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加法国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活动；辛亥革命后，张继又主动与孙中山接近，并成为国民党的重要活动家。
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的代表人物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都是同盟会会员，后来也都成为国民党的要员。蔡元培也曾经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很深的影响，其政治思想是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复合体。
1920年10月，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黄凌霜等人还参加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李震瀛也曾经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同样，由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得较早，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深受其影响。没有经过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个环节，直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反而是少数。
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施存统、李汉俊、高君宇、何孟雄、邓中夏、澎湃、陈延年、李维汉等人均曾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也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过贡献。然而，无政府主义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的揭露和批判，而不在于其对未来理想社会所作的具体设计。当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地在中国的南方兴起时，无政府主义就逐渐被边缘化，失去了它仅有的意义。
无政府主义与孙中山的矛盾最早可以上溯到1907年，章太炎等人为发泄对孙中山的不满，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组成“天义派”。
1914年4月，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第二代领导人师复在《民声》第6号上发表了《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批评孙中山“误认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复误认社会政策之所谓国有事业即为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
如果说早期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对革命党的理论建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当革命高涨时，无政府主义者对革命党及其理论的指责就足以迷惑群众，搅乱革命阵营。因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论争。1919年2月，黄凌霜在《进化》杂志上发表了《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评。其后，区声白、三泊、劳因等人也起而响应。马克思主义者则以陈独秀为代表进行了反击。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论争。1919年2月，黄凌霜在《进化》杂志上发表了《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评。其后，区声白、三泊、劳因等人也起而响应。马克思主义者则以陈独秀为代表进行了反击。
1923年2月，《国民日报》副刊《学汇》109期刊载了“泸江红社全体同志”的《反对安布携手宣言》，《宣言》中列举了无政府主义不能与布尔什维主义合作的5条理由。如果诚如其中所说的，无政府主义当时还是“春花之苞”，必将“灿烂怒发”的话；那么，到了“四一二”事变后，无政府主义主动寻求“安国合作”，则标志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破产和没落。
黄凌霜、区声白等人也都放弃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前者成了国民党CC系的重要成员，后者则成了汉奸。此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虽然又延续了一段时间，但终于没有形成气候，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总之，近代以来，内乱、天灾、西方经济的冲击，使原本脆弱的农本经济大量破产，这给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清政府的顽固保守和北洋时期的军阀纷争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接受了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们还继承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人性善的道德本体论，又汲取老庄哲学中自然主义的自由主义营养，形成自己松散的理论体系。他们不承认权力的客观存在和商品经济社会人性恶的理论预设。
由反对现存的不良政府而拒绝接受任何政府和任何权威，从而进一步放弃建立任何公共权威的可能性。他们的主张貌似“彻底革命”，实际上阻碍了人们追求理想的政治社会的现实努力，最终被人们抛弃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