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若黎明
回忆的本质立足于当下对过去的重构，它检视和保留了值得回忆的，是建构身份认同的和指向未来的东西。《活着》便是一本对生命记忆重构与理解的书。
从叙事特色来看，作品从始至终都是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然而这第一人称叙述包含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作为叙述的“我”（福贵）追忆往事的视角，即经验自我；二是作为倾听的“我”（民谣收集者）正在经历时间的视角，即目前自我。其中，经验自我讲述了福贵在过去几十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目前自我则讲述了我在听闻中的感受。因而两种时间线的交叉，形成一个自我浸入化阅读体验，让我们仿佛经受着主人公的一切生命体验，同时也作为一个倾听者从福贵的故事中“弹出来”，可谓是一种弹性化的阅读体验。
由以上延续并深入，我觉得事实上，民谣收集者的“我”在本质上与我们读者的地位差不多，都是倾听者，只不过我们是活跃于文本以外的差异化个体——这时，一个原本被认为苦难人生的“福贵”有了其个人的生命主观视角，少了外者的评论，福贵本人所历经的磨难与在磨难中诞生的幸运也就得到了个人生命意义的评判——他觉得他并不是“幸存”，他也有自己幸福体验，他的快乐与挣扎也只是我们平凡世界里的一个部分。并且换成“目前自我”的视角看，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体验着生活的磨难以及之中所诞生的幸运，而活着就是为活着本身而活，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是叙述视角所蕴含的深层价值观。
余华最后也再次强调: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而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的看法。这从叙事特色与小说的主题思想的角度来看都相当吻合。
《活着》之所以称得上是一部高尚之作，在于它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即从人的角度给予道德上的探索与人文化的认同，发出了感染人心的呐喊:活着——活着。这是一种坚强的呐喊，是对现实的呐喊，是对生命意义何在的呐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照自我与观望他人的视角，一种对人存在的欲望归属，即活着本身，进而上升至哲学角度——对人生意义的探寻与回答。
有人批判说小说文字过于粗糙，但毕竟叙述主体是农民福贵，冠冕堂皇的辞藻似乎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吻合，造成所谓的“人格分裂化”。也有一些读者说长篇，但为什么小说只有12万字，其实得从故事的时间基点说起，即“我”与福贵只是在黄昏这一段简短的时间内的对话，并不能从短暂的时间流逝方面加以拉长。而实际上，十余万字的纯回忆性的叙述，远超越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容量——可以说，十二万字是处于现实且恰好能将福贵风风雨雨几十年经历回忆性叙述的融合体及平衡体，并不少，也并不悠长。
《活着》一书还附加了几篇自序，这对理解小说是非常有益的，也看得出小说在不同国家的读者效益。
所以从叙述特色、主题思想、对现实问题的直指、读者及市场的积极反馈来看，《活着》确实是佳作，余华“先锋派”的特性也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