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7月，正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暑假，这也是一年最忙的季节，生产队的抢收抢种劳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跟着父亲在烈日下干了一天的农活，我挣到两个红糖馒头吃的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一天下午，阳光灼烈，一丝风也没有，大地跟火炉似的，家门口翠绿的桃树叶子，都晒成了卷。母亲担心在田里劳动父亲会中暑，装了一茶筒的鱼腥草凉茶，让我赶紧给父亲送去。
平日里紧跟我屁股后面跑的大黄狗，此刻懒洋洋地趴在走廊尽头阴凉的地板上，伸出长长的舌头，高频率“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理都不理我，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
一走出屋外，明晃晃的阳光照得我眼都睁不开，地上腾腾的热气一阵阵地往我的裤管上窜，十几分钟的路程，漫长的似乎上了一趟月球。
父亲正埋着头割稻子，听到我的喊叫才放下镰刀，朝我走来。他粗糙有力的双手一把接过我手上的茶筒，昂起头咕噜噜地喝去快半筒。
知夫莫如妻啊！果真，父亲一早带的一茶筒水早已被他喝干了。
这时，小队的管账的绪运叔公跑过来，找父亲商量队里的事情，绪运叔公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今年我们队里大丰收，明天参加劳动的队员中午不带饭吃，队里买红糖馒头给大伙改善伙食，你来不来？”
“我是小孩啊，也能分给我吃？”
“只要队长同意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