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国学大师各有特色，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的入世、王国维的孤独、赵元任的洒脱、陈寅恪的严谨。我最推崇陈寅恪。

王小波曾经评论陈寅恪，大意就是数百年难见的大学问家，留下的著作却很少，非常遗憾。然梁启超在评价陈公时却说，他的几百字抵得上我的数万言。我有意将陈公的著作都拿来读上一遍，但艰涩的史料、生僻的涉猎让我望而却步，在此也难以推荐诸位去一一研读，除非你有执着的求学精神和专心于此志业的决心，否则陈公那浩如烟海却又细致入微的考据定会让你徒有感叹了。我只推荐读陈公《柳如是别传》和他关于中古时代的著作（中古时代就是南北朝、隋唐、五代）。《柳如是别传》浩浩然八十余万言，充满了对时代背景的描述和史料的考据，不乏对政治、文学、思想演进的研究，将一代名妓的一生放在历史大背景下去研究，摒除一切猎奇、猜测，最大程度的还原一个晚明时代的风起云涌的情状，这是一个学者的严谨和节制。另外，他毕生致力于中唐时代的研究，提出的“士族门阀”、“山东豪杰”的理念，以及对后世影响至关重大的民族融合和演进的理论无不给我们理解历史以新的视角。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丑，这话说出了史学的尴尬和我们对待历史态度的两难。我曾经在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凭借着史料记载的史实推理前后的因果，再不断进行因果链的推演或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而搜集史料这本末倒置的做法得出的历史结论究竟可信度有几分。“一个正确的前提可以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一个错误的前提可以推导出无数结论。”我对现代一切动辄数百万言的历史著作，都有点不信任。历史定然不是自然科学，也绝非是社会科学范畴，但凡涉及到科学必有现实可供证伪的实验对象，也必有可以抽象为数据或模型的统计分析，然历史全不符合。可是我们又太需要历史能最大程度的还原，史料能最大程度的真实，在此前提上小心求证因果。梁启超推崇陈公的那番话就是这个道理了，在求真这个前提下哪怕寥寥数言，对于世人认识历史才有最大价值。否则抓住一段浮光掠影的史料就进行主臆断和想象的加工，或为满足世俗的猎奇写出来的以史为名的东西，价值几何？当消遣看看也就罢了。国学的研究实在是需要严谨和节制：文字和语言的演进极易导致理解的谬误、史料本身的匮乏、记载者个人的阶级立场也难以实现对历史的客观反映，必得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互相印证方能求得一些真实。陈公认识到这一点，终其一生秉承节制和谨慎的治学精神，在这个领域艰难深耕。有一分史实做一分分析，“理解之同情”为前提，绝不超越历史本身进行演绎。

陈寅恪的学术严谨还体现在绝不随意类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康有为“借古改制”的批判。相信大家在中学学过这段历史：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戊戌变法进行舆论造势，通过演绎孔子思想为变法廓清顽固派的阻挠。而陈公认为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学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不要认为陈公是反对变法的顽固派，他只是单纯从学术角度反对任意的附会古人言论。不论目的是怎样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就难以被接受。虽然对康有为的变法我们持肯定态度，但这种策略实在不高明，在那个时代的顽固派哪个不是孔学渊源，况且清朝的考据之学达到顶峰，这种为了现实目的附会古人之言的做法必会遭致诟病。就像前文所言，一个错误的前提会得出无数的结论，必然无法站住脚跟。陈公的文字里鲜少有类比情况，只是会有比较。比较是好的，至少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控制变量容易找出前因后果。但是类比就不适合出现在研究中，类比是忽视不同点的求同，往往被人拿来附会。而现在，喜好类比这种不良风气大兴，最能体现在高考作文中和历史题目中，出现一种漫画、某种现象让你发挥想象来写，非得用到类比找出共同点来才能附会出一片不知所云的议论文；历史题目让你写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改革。反观西方的论述类问题，均是给出事实进行纵向因果分析。截然相反的思维模式，实在让人深感忧虑。除此之外，各类文章、甚至社科类作品都在大量的使用类比，研究共同点的越来越多，研究差异的越来越少。整个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都在这种殊死求同中越来越整齐划一。在类比盛行的年代，陈公的严谨和节制太需要我们学习了。

在一个浮华的时代，我追忆陈公的节制和严谨，追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追忆最后的文人风骨。我想用陈公写给王国维的一段话与诸位共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