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难和亦不易》是胡兰成的政治发迹之作，全书虽弥漫着倾日反共的调子，但其中不乏对当时国际局势的洞见与分析（姑且不论其政治立场的正确性），对后来者全面客观的分析 20 世纪 30 年代末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主要从《战难和亦不易》的成书背景、例文分析、总体评价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将自己的读后想法尽量呈现于次。

1、缘 起

胡兰成是民国时期的另类文人，他是张爱玲的丈夫，亦是汪精卫的文胆，他的一生飞扬与落寞，是一个直到现在都还颇受学界争议的一个人物：是汉奸，是多情文人，亦是方外居士……要想了解民国时期中国与他国的交往关系，特别是汪伪政府当时的外交态度与立场，胡兰成的这本政论集《战难和亦不易》是无法绕过的一手资料。我最初接触这本政论集，是在阅读了胡兰成的散文体著作《今生今世》开始的，其中涉及到本书的文字只有寥寥，但已是十分珍贵了，随后我便意识到这是一本极为难得的有关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二战时期的亚太关系）的史料，但遗憾的是，大陆并没有出版这本“禁”书，好在网上有它的电子版，是繁体字的，我便下载保存了下来，在阅读了这本集子后，我便打算写一点简短的书评性质的文字。

2、内容概要

《战难和亦不易》是以这本政论集中的一篇文章的名字命名的， 本书一共收录文章 104 篇，集前有汪兆铭（精卫）序一篇。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四日的《我们的郑重声明》开始，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建军的使命》为止。其中的论述篇章还包括《和与战》《国民党切勿自暴自弃》《对于大亚洲主义的认识》等，不一而足。本书的总基调无疑是一个“和”字，胡兰成在《和与战》中开宗明义的讲到：“这次中日战争有几个可能的前途。其一是中国胜日本败，其二是日本胜中国败，其三是中国败日本未必胜，其四是日本败中国未必胜。而无论如何，其结局总之是‘和’。”（《战难和亦不易˙战与和》）可以说，这本政论集是汪伪政府倾日倒戈的急先锋，也是胡兰成在政治上得以迅速发迹的宣传册，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胡兰成政治投机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文人内心复杂的一面，就大错特错了。下面我欲从以下三个方面略谈一下自己对本书的看法。

3、成书背景

本书写于 1939 年，只要看看当时的国内外背景以及胡兰成当时的处境，我们就可以大略知道本书的写作意图了。1939 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大战年”，国内，中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政府业已迁都重庆，重要的战略物资也已经南渡西迁，而至于汪精卫政府，在 1938 年底公开发表了所谓的“艳电”（按：1938 年 12 月 29 日汪精卫公开发表对日妥协的声明，称之为“艳电”，其内容详见《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声称脱离重庆政府，自立门户，从此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国外，英法德意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的绥靖政策达到顶峰，苏德亦签订了自保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新一轮的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再来看胡兰成当时的际遇。作为农民出身的胡兰成（按：胡兰成 1906 年出生在浙江绍兴的胡村）骨子里透着与生俱来的攀比心理与深深的自卑感，在当时的文人圈中，只有燕大旁听生经历的胡兰成可谓在文化资历上便是低人一等的，在政坛上，由于因缘际会，他成为了汪伪集团在香港的办事机构蔚蓝书店的一名研究员，可谓是怀才不遇。因此，他继续要一个政治机遇以寻求翻身，所谓“机遇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1937 年初，胡兰成在《中华日报》第一次停刊之前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受到了汪精卫的“贤内助”陈璧君的注意，将其推荐给了汪精卫（参见段怀清《胡兰成与<战难和亦不易>》，《随笔》杂志 2009 年第一期），从此，胡兰成便如鱼得水，扶摇直上了。因此，我认为胡兰成撰《战难和亦不易》一书，为汪伪集团辩护陈词，实出于报答汪精卫夫妇的知遇之恩与“借机来彻底扭转摆脱因为出身、因为学历所带来的屈辱与压抑”（参见同上）的心理动机。

4、例文分析

本书共收录下相关论文 104 篇，其中大多以实时性评论文字为主，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故特选取其中典型的一篇，即以《和与战》作重点分析，以求达到管中窥豹之效。

汪精卫在其书序言中说到，胡兰成“对于国内情形国际形势都有着极深切的认识，极明确的判断。其最言人所未尝言的，是‘如何争取主动和’”，他认为当时蒋介石政府的“以中日直接交涉为主，以国际调停为辅”的主张是“自暴自弃到了极点”的，而胡兰成的“‘争取主动的和’实在是对症下药”。（《战难和亦不易˙序言》）由此可见，胡兰成这种息兵求和的政治立场正中汪精卫下怀，可谓投其所好了。我们知道，汪精卫的政治态度自清末谋刺清摄政王以来至抗战已逐渐趋于保守，各中原因虽然复杂难考，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他的“恐日主和”情结，“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 ” （参见百度百科之汪精卫）我认为，胡兰成的个性中亦有这样的影子。

在分析中日和或战的可能性时，胡兰成认为“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两国势力的较量，而是牵涉到国际诸势力的错综运动的”（《战难和亦不易˙和与战》），他分别从德意、英美乃至苏联对中日交战的不同态度比较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对中日和或战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我们要战，必须切切实实的战，我们要和，亦必须光明磊落的和。”（《战难和亦不易˙我们的郑重声明》）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胡兰成所谓的“争取主动的和或战”，是一种在国际均势力量下的主动，他说：“我们是为了要中华民族的独立生存，并以此呼唤全世界被压迫者的正义。”（《战难和亦不易˙和与战》）所谓：名不正，言不顺。但是，这是堂而皇之的，试看看当时的成文背景就一目了然了，本文写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四日（即 1939 年），当时中日之战已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主动打破僵局，日本方面发表了诱降主战派的“近卫声明”，由于政治上的保守，以及前车之鉴，“被动的抗战，结果是亡，其前例为阿比尼西亚。被动的媾和，结果仅次于亡，其前例为捷克。不战不和，亦战亦和，无一处不被动，无一时不被动，结果也终于亡，眼前的例子有西班牙”（《战难和亦不易˙当前的选择》），那么，选择积极主动的和便成了汪伪政府认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了。其实，从事后的态势来分析，若选择积极主动的战，并不畏日本的威逼利诱，就当时国际大势而言，日本是绝不适应打持久战的，而闪电战在偌大的中国亦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若避免抗战中的消极情绪与侥幸投机的心态，至少达到胡兰成所谓的第四种可能（即“日本败中国未必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自古作战皆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

5、总体评价

总体而言，全书弥漫的论调是大同小异的，即抱着主动求和的心态，实则是消极避战的态度。这种心态在汪精卫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但在胡兰成身上就要另当别论了。所谓“政治利益所趋，政策手段（言论）所趋也”，胡兰成只是一个在政治上的投机分子，那些非此即彼的政治利益对于一个政治心并不很强，且颇有些文人才子气的人来说，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事，有的不过是政见的分别罢了（它只关政治哲学的事，是纯粹的学理议论），这一点对“今生今世”的胡兰成如是，对“苦雨凄风”的周作人是如，对“过河的卒子”胡适亦如是。因此，如果在分析评价人物时，只看到了它的部分史料便盖棺定论，且没有一种“了解之同情”（陈寅恪先生语）的心态，那么，有的不过是先入为主的偏见，这不是一个理性的态度。从这个角度而言，胡兰成的《战难和亦不易》便有了另一种意味，即是能让后人全面观史的价值，所谓“知我罪我，惟其所著”（改自《孟子·滕文公下》，原文为：“《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