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归类在“译文纪实”丛书，就非常明确地确定了本书的体裁：是一本偏向于记录的书籍，而非一本虚构的推理小说。本书的书名也点明了这一点，“凶年”，Homicide： 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不管是英文原题还是中文题目，都突出了本书的时间性。这也强调了本书的重点是巴尔的摩警方的日常，而并不仅仅是介绍当地大案要案。翻开本书，无处不在的日期也会反复提醒读者，这本书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以一种日常性的叙述，展示当地的犯罪状况。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重复“时间性”这个概念，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正是这种日常生活的展开，更加凸显了更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二
如果本书是围绕案件展开，侦查的来龙去脉就成为了最为突出的重点。在这种结构下，警察们的日常生活，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警方的生活就不得不退回到背景中，成为解决案件的工具人；焦点的转移，则更进一步的削弱本书的主题。而本书则是通过在长达一年的过程中，通过呈现警方的日常工作——并不全是破案——深刻揭示了巴尔的摩地区治安情况恶劣的状况。
这种状况不仅仅体现在犯罪上面，而是一种警方面对犯罪的无能为力。在本书中的警察，都在认真、勤奋的侦破案件。但是案件的发生依然像火车一样，准点到来。警察们就只能日复一日的在看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反复地干着没有前景的破案工作。这种结构性的困境，让人的感受，绝对不是一种罪恶终结的快感，而是犯罪永不停止的无力感。
三
本书同样是以警察为主体，却与一般的警察小说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两类作品的主角虽然都是警察，但是在小说中，警察是自己故事中的主角，拥有相当强的自主性，可以强力的主导自身命运的发展。而在《凶年》中，警方却只是整个政府机构中的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不光是他们本身的发展受到了种种掣肘，而就是在他们的本职工作——破案——之中，他们也并没有具有很强的自主性。
案件都是平等的，但是有的案件更加平等。比如“红球”案件。这种案件收到的舆论关注更多，而因此投入到警力也就更多。至于此类案件对于社会治安的破坏性是不是更大，那就不得而知了。政府上上下下，围绕着社会治安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市长有市长的本分，记者有记者的本分，局长有局长本分，而到了探员这个层级，他们除了遵循本分就无能为力了。
四
犯罪在循环往复的发生，治安无法从根本得到改善，社会治理只能维持在低水平上。本书的事情发生在1988年，三十年前的种种弊端，在今天有改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