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辞职是2018年10月28日，星期天。当时在加班，只有我和我的主管领导W主任两人，我向W主任说出了年底辞职的打算，其时去意已决。W主任约摸是看出了我心意坚定，总体上表示了支持。
他的谈话技巧向来是很高的，并不直言挽留，只是用八卦闲谈的方式告诉我：一是之前辞职的L主任在离开体制内后，职业生涯并不顺利；二是之前辞职的H总虽然过得很好，但是纯属运气成分等。总之，真意仍在于让我留下来。我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只是跟他聊别人，并不谈我自己怎样。他也就明白了我是拒绝的。
11月初，我拜托他向Y副总汇报。他答应了，也确实汇报了一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Y副总并未当做一回事。当时因新任董事长履职，公司发生诸多变化，提出辞职的人据说很多，但其中不少人后来又偃旗息鼓了，Y副总大约把我也当成了冲动的人们中的一员，所以没有放在心上。
到11月中旬，我连续加班、办会，工作比较辛苦，有时通宵写稿，几件事情办下来效果比较好。特别是其中一篇稿子得到董事长很高的评价。有一天W主任找到我，对我说董事长明确表示赏识我，跟几位领导打听了我，我是有望被提拔的。
但我要辞职的原因其实跟这并无关系。我说我是要走的人了啊。主任笑着说，这叫我怎么敢跟他说呢。
主任传达的关于董事长赏识我的意思，让我一度焦虑起来，唯恐事情有变，例如董事长先一步做出了提拔我的决定，我辞职就会变得被动了。但冷静下来想想，应该不会那么快，因为部门机构调整方案的出台还需要时间，且国企改革工作年底面临收官，董事长应该不会在这种比较关键的时候动人。
11月下旬，我在工作之余准备了辞呈与一份15页的处室工作建议。11月30日，我在辞呈和工作建议上署了名，交给了主任。主任并不想收，但是礼节上来说我也实在不能跳过他和Y副总，直接将辞呈交给人事。最后他还是收了下来，塞进抽屉，说稍晚些会交给Y副总的。
但实际上，当天他并没有交过去，第二个星期，他带我出差去了沈阳。直到从沈阳回到北京后，我又委婉地催促了他一回，他才在12月7日交给了Y副总。
12月6日晚上，W主任叫了副主任、L处长，一起与我倾谈。尽管10月底我曾经向他声明了年底辞职，但他似乎直到这时才开始正视这件事。他开始询问我“谁可托大事”，我知道他们已经有了属意的人选，我的意见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但我尽可能客观地提供了几条意见，总归是希望工作能基本平稳顺畅，不要因为我的离开而产生太大影响。
当晚，主任旧事重提，又提起董事长如何赏识我，说我和L处长是这个部门他唯独赏识的两个年轻人。我说L处长确是实至名归，而我其实是不堪大用的。最后，主任表示为了维持部门人心稳定，希望我不要太早地将辞呈提交给人事部。这个要求其实很让我为难，理论上离职前应当提前一个月给人事部交辞呈，随后就进入交接期，且我是有职务的，辞职前需要经理班子上会决策免职，所以我实际上希望给人事部留出足够的时间准备，元旦后就离开公司。而主任此举，无疑是不欲让我在年底前进入交接期，是想让我无论从实质上还是从形式上都工作到最后一刻的意思。最终因面对的人太多，我也有所顾虑，勉强同意了。
这在我看来是计划之外的。虽然主任也有诸多承诺，但我很担心元旦时我会因为议题赶不上上会，而导致年底无法完成辞职。
12月10日，我向Y副总当面汇报了辞职的事。
Y副总劝了我许多。一者是说我的家庭背景复杂，父亲还在狱中，这样的背景出去很难洽谈项目。二者是说体制内工作稳定，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民企都困难，出去一旦失败，再想回来难如登天。三者是说现在的情况虽艰难但是是暂时的，当初父亲入狱时更艰难，当时我都留下来了，为何现在反要走呢？如果再挺一挺，日子还会变轻松的。总之，让我回去考虑考虑，与家人商量商量，再做决定。
他说这些时语速很快，基本是自顾自的陈述，并不怎么给我说话的机会。所以我即使想解释也无从插话，最后渐渐的也就不想再说什么，只觉得双方的价值观差异巨大。我感谢了Y副总，告诉他我会回去考虑的，但心里想的是五天后再来对他说，我考虑过了，很抱歉。
